大师走了，我们惶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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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大师辞世以来，对他们的哀悼纪念文章不绝，除却哀伤 ，从这些文章中还流露出一种共同的情绪就是忧虑—— 对大师相继辞世而又后继乏人的忧虑 ，这种忧虑既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也体现在人格和道德风范方面。 徐百柯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称：“文化的传承需要仪式性……任何一个文明，总需要个体的可感的存在，来接续某种抽象的群集的传统。” 而季羡林、任继愈以及更多寿高德重的文化老人无疑是具有这种符号或者仪式作用的。从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胡适、鲁迅、林语堂到钱钟书、季羡林等，人们习惯于将这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家尊崇为文化精英，这些从四书五经开始启蒙的文化精英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扬上是一脉相承的。既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恕道、气节、情操，又有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和开放创新意识。 “先贤遽零落，后生何所依”，这是红学大家周汝昌在悼挚友任继愈时发出的哀叹。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师承，强调言传身教，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季羡林就曾对教过自己历史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钦慕不已，不仅仰其学术素养，更慕其人格风范，文革时打死也不肯说一句老师的坏话。但是，无论你如何优秀，如何受人尊重，没有一个人可以长驻于世。 任继愈曾说过，中华文明的骄傲就在于5000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现在的文化传承不可否认地存在着知识断层，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都缺乏直接阅读古籍的能力。有人担忧，人文学科的精髓是否将出现“人亡艺绝”的局面。任继愈生前还念念不忘要在中小学课本里加入繁体字的内容，为的就是能让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继承。 人们已经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在这个看似“大师汹涌”的年代，真正的大师其实已经越来越少，而产生大师的土壤也越来越贫乏。 季羡林弟子钱文忠曾说过：“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对季先生的这种珍惜和尊崇，当然让我这个弟子感到快乐，但同时也让我陷入到一种茫然和悲哀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 对大师稀缺以及文化传承的忧虑和惶惑不仅存在于学界，也沉泛于民间 。这种惶惑一旦有哪位大师辞世就会再度泛起，而我们要做的不能仅止于对大师的哀悼和纪念。从教育做起，从孩子抓起应是解除惶惑的可行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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