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人生际遇与国家命运的共振：读长篇小说《命运》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贺绍俊
2012-09-29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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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天明的长篇小说《命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洋洋60万言，从市委书记宋梓南到来深圳闯荡的冯宁等普通打工者的形象，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共同演绎了深圳30年来波澜壮阔的变革，显示出沉甸甸的分量。这种分量不仅在于篇幅之巨浩，更在于思想之深刻、构思之宏阔、艺术之创新。作者立意明确，敢于挑战写作难度，将建立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项关键性的政治决策来书写，将小说的虚构性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巧妙地组合为一体，既保留着历史最富质感的原生状态，也通过小说的艺术魅力让严肃的历史变得生动可感。

　　命运，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词，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词。改革开放的政治决策，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陆天明认为：改革开放30年，其实我们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改变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的命运，这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当他着手为这部小说进行写作前的准备时，他采访了众多的人物，从历任的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们到民营企业家、普通打工者、海归的年轻学子，等等，无论被采访者是官员还是普通打工者，是身处高位还是拼搏在基层，每一个人的个人命运都与深圳这座城市的兴衰沉浮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情感也完全融入到了这座城市之中，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却在见证着一个共同的事实：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唯有当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谐调共振时，才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陆天明形成了小说的整体构思：立足于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落笔在一个个具体人物的个人命运上。那个永不安分却一路跌跌撞撞的年轻人冯宁就深深懂得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辩证关系，他勇立潮头,不怕失败，不懈奋斗,最终成为了深圳第一个推行股份制的“吃螃蟹者”。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名共产党高级干部形象——深圳市委书记宋梓南，这个人自觉地将自己的个人命运融入到国家命运之中，在深圳遭遇最激烈攻击的时刻，不是采取写写检查什么事也不做的政治上“最聪明最保险的做法”，而是挺身而出，他说“我正是要以我的‘头破血流’昭示国人，深圳正在走的这条路，是不能从根本上被颠覆的。”这既写出了一名高级领导干部的性格，也表现出宋梓南的个人命运融入到国家命运之中的无私胸襟。毫无疑问，宋梓南在深圳找到了拓展个人命运的广阔的政治平台，但他的个人命运的辉煌从根本上说是来自他将国家命运放在第一位的行为准则。

　　深圳的改革开放成果是令人振奋的，但回溯30年的历程，就会发现，深圳迈出这一步又是非常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着许多的困难和许多的障碍，克服这些困难，跨越这些障碍，需要非凡的智慧和胆量。陆天明把重点放在写出改革开放政治决策的艰难性和改革开放进程的艰巨性。小说从深圳边民逃港事件写起，犹如开门见山的艺术效果，凸显出严峻的社会形势。边民逃港事件同时也是观念的分水岭，寓含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思想信号。广东以及深圳的领导者敏感地抓住了这一思想信号，主动提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实施这一大胆设想要承当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主动请缨的宋梓南都在中央领导面前立下“将来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这样的“军令状”。更重要的是，陆天明还写出了这种艰难性和艰巨性的最关键的一点，这就是要在创业和发展中不迷失方向。深圳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实践中，既要顶住各种非难，又要辨明方向，这无异于一场严肃的政治大考试。陆天明形象地描写出深圳人是如何通过了这场大考试并得到了优秀的高分的。深圳人的回答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的个人命运看成是国家命运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是为全体人民谋取幸福的。坚持了这一点，也就坚持了正确的方向。陆天明从深圳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提取出“命运”的主题，谱写了一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交相辉映的“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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