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峰：短篇小说家黄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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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梵的短篇意识，很容易在作品中找到踪迹。他的短篇小说集《女校先生》收集了一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具有短篇叙事的实验性质。黄梵似乎意识到，叙事是一种语言文化，它同其他文化一样，需要养成和积淀。就短篇小说这种文体而言，如果不是文学生长环境过于浮躁的话，是值得小说家们花费时间去琢磨的一种叙事方式。事实证明，在一个浮躁的文化语境中，将创造不朽经典的霓虹笼罩在长篇小说的头上，只能使长篇小说陷入迷途。将《女校先生》中的这些短篇集中呈现的黄梵短篇小说叙事的特点，促使我思考短篇对于小说叙事，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小说叙事的重要意义。 黄梵的短篇小说耐读，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故事。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叙事特征依然很强，充满细节，文体本质没有被篡改，但故事已经不是最后的目的。情节、细节虔诚为意绪、意象之类的抒情服务，尽职尽责，并不依靠文体传统赋予它们的权益，在叙事角色方面表现争议并有所僭越。这也恰好符合小说文体的一种现代性：小说在诗性方面和抒情文学有很好的分担，重新建设了一种叙事的秩序。现有作品已经能够证明，黄梵的小说理念是新颖的：叙事的重心永远不集中在传统小说理论框架之内，大多作品在意绪和意象上着力很多。他努力夸大生活和生命触感，有时达到了弥散的程度。他强化世俗中被常识掩盖的人生状态，让它们经历了小说而变得非常陌生。对于人生非故事性状的描述，使黄梵找到了使短篇叙事丰饶的办法。他的小说经常为了呈现人生的某种独特性状而采用叙事人的絮语。这些语言保存了黄梵短篇小说的审美张力，充满智慧和独到的生活领悟。 黄梵的作品有新鲜感，它们其实有能力提示批评界对短篇小说葆有敬意，无奈小说批评话语滞后这种新意很多。在当代小说批评中，长篇依靠文字的数量特征博取的批评注意力很多，使短篇小说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短篇和长篇比较研究的意义，是1990年代长篇小说的续写潮赋予的。十多年来，长篇小说的写作充满了甚至仅仅是文字量的功利需求。在十几年的长篇泛滥中，批评界没有对当代长篇小说的文体缺陷进行必要的研究。这使1980年代文学救赎期以“寻根”和“先锋实验”方式积累的短篇小说的审美遗产，葬送在“陕军东征”开启的1990年代长篇小说时代。文学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探索之后——那段探索期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在文学史叙述中成为主体构成，有相当的经典气象——人们失去了对短篇小说的耐心，借助篇幅这种物质形态增强小说在一个物质主义时代的印象，扭曲了人们对长篇小说的艺术特征的体认。自那时起，小说的语言、思想、美学和文体就充满物欲特征，失去了节制和自省。长篇小说，是小说叙事的病态亢进，竞写成潮，泥沙俱下，进入一个难以拓进的平台。在这个略显漫长的时期内，批评家对于短篇小说的关注不够，而新老作家也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入1990年代以来，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均上千部，而能够稳妥地被经典化的文本少而又少。勤耕不辍的作家不断推出自己的新作，却难得真正超越自己，他们在叙事意识由于积累了先锋试验的经验而保持了创新的旺盛活力，作品屡有新变，却难以做到功德圆满。文学史在作品沉积方面也进入一个怪圈：延伸到世纪之交的文学史记述，往往只能看到长篇小说的痕迹。作家孜孜以求宏幅巨制，批评家期望在自己的批评视野中出现的传世之作都在长篇之中遴选，但作品林立，佳作很少。 黄梵小说的突出特征是对于叙事意象的营构。他舍情节而取立意，接续汉语的某种叙事传统而又在意蕴上接通现代，在不完全阻断传统审美鉴赏心理介入的状态下，于整体蕴涵中导入了现代意味。而在具体的叙事中，这一特征又有多样呈现。将不同的事件断片升华或处理为耐人品读的叙事意象，是黄梵的拿手好戏。如在《女校先生》中，他选择的叙事人称，帮助他暗自抽取了道德伦理的坐标，凭借汤苓等人激发的意识流动写明心理真实在这个世界中的处境，从而揭示该师生伦理事件中的人性内涵。第一人称袒露的内心世界与另一种阴险的心灵装饰形成对照，读来触目惊心。黄梵对世事的感知是全方位的，但他往往能够从时代、历史、文化入手，回落到心理。《七毛》中，世俗恩怨中的传奇人物成为时代风标，或者人生情境的标志，维系着一个群类的怀旧和对过往时日的惺惺相惜，映射出一种心理症候，小说呈现出的人物及人生状态在心理映射中光彩班驳，它拒绝单一的价值评判进入，甚至拒绝评判本身，那么，可关注的就只有某种人生意象及阅读中进行自我意识对象化时的复杂情绪。《费马的灵感》能够惊心动魄第将梦中的费马灵感定格在一场战火中，小说的叙事意象很有特征，它是在现实与梦境的犬牙交错中实现的，《自我教育》则借梁志之死承载叙事者对世事的一段冷静观察，在极度浓缩的时空中体验到超验的乐趣，却又不断经历被现实惊醒的痛楚。 这些短篇小说，扎实老道。能够舍故事而不侵犯小说文体本质的短篇小说家，很少，黄梵算是一位。回顾当代小说史，笔记小说家，散文化、诗化小说家，对小说的叙事艺术新变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虽然80年代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率先开启了小说的美学救治，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今天看来，这些作品其实是士大夫趣味的坦率呈现，是文学40年代传统的部分复活。小说文体的现代品性并没有在其中实现。中短篇小说以文体的美学代价换取散文叙事的题旨和易趣，长篇小说追求历史的矫正换取注意力和影响力，并进而博取商业和名利价值。批评在名利批评和名士批评的怪圈中，对小说的阐释没有在理论上有所贡献，倒是形成了小说批评的名利场和庸俗社会学。 而据《女校先生》和其他未入集的短篇小说（比如《乡下人》）提供的阅读经验，这也是黄梵感兴趣的那种生活性状。擅写叙事人絮语的黄梵经常以最俭省的笔墨和最切近的细节逼近这类性状的真实，展现荒诞，获取对现实省察的捷径。在《刘超去甘司》一类的小说中，这些逼近甚至不再尊重生命隐私，到了隐忍宣泄悲愤的程度。 在黄梵笔下，小说终于不再直接是一段简单的故事、一种题旨和道德或历史的承担，而首先是一种美学。《李进与圣徒》本篇开期的是两种灵魂维度的隔膜，世俗生活与一种精神信仰的隔膜，但小说并不企图对信仰或世俗生活有所省察，而是向一个叙事意象的核心靠拢。当然，世情的背后，也立有甄别的意图。比如，《办公室恋情》就包含一箱过期的啤酒所折射的都市恋情。小说一直在忙于调整对传统故事情节的性质认定，这使故事有包袱可抖，但黄梵对于欧亨利式的结局没有过多兴趣，反是对这种故事线索的干扰，并通过不断的干扰逼近荒诞。这很像林斤澜的《十年十癔》，小说的味道来源于叙事者对生活本相的深刻体悟，但比林的小说更具有多义性。黄梵善于找到坚韧的生活细节，比如对一段麻绳的不动声色的叙述（《同事》），对妇人轻描淡写所表述的生死观的呈现，都说明了他非凡的把握性状与细节的能力。一个女人的正义与良知，它存在的方式与表达的途径，都将故事引导到读者熟悉的日常经验中。作者虽对沈节之死所包含的人性丑陋有所鞭笞，但主要笔力不在于麻绳所附着的事件及背后粗糙的生活，而在于描述生活所具有的惊心动魄的气氛。 长篇与短篇的小说理念，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有严重的错位。短篇小说家，应该是特殊布局下的细节大师，但很多中国当代小说家都是意图纲要的撰写者；长篇小说家，应该细节呈现与细节与语言抑制的叙事责任人，但很多长篇小说的写作者在意图混沌的时候就轻易放弃控制力，沉浸在文字垃圾中享用小说艺术的灭顶之灾。黄梵没有沉于这种涡流，依他的若干短篇小说，屡有精致的美学呈现。尽管短篇因为自信力所习见的细节展现和话语铺张，在黄梵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却收束有方。俭省的框架语言与毫无节制的细节填充，让黄梵的短篇小说富有艺术探索的冒险精神。比如《老党员独白》粗疏的时空与事件交代：“在那个政治让麦子歉收的一九六零年，我俩成了邻居。”但粗疏之下，仍细描了友谊在物质世界的不堪一击。叙事的冷色调与诗性语言，讲述人生的性状，介入的感喟多于判断，悲悯多于攻讦，这种状态在黄梵式的叙述中并不是成长的，发生的，变化的，不是偶然，而是人生或人性的一种常态、固态。“值得记忆的日子像受惊的鸟群逃得飞快……”语言的细节，具体的情境，甚至的场景的特写，在黄梵小说中很多，形成了叙事意象的跳跃。生活性状的特殊加上意象、意绪的多方位介入，成为他的一种恒定的短篇叙事风格。 《凶案写意》，这篇小说的题目中“写意”二字，概括了黄梵短篇小说的主要特征。这种叙事既对传统笔记小说抒写世态人物、人生意绪的方法有所继承，也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这种意味又如《良民》一篇，短小的篇幅承载着繁多的人生内容，沧桑世事，生老病死，又都回归于一瞬，落于一言一行。《美人鸟》表现的崔君的心理现实与一次死亡事件之间的联系，青春期对死亡与爱的独特体验替代一起刑事案件成为小说叙述的主线。《哀乐作曲家》最平常的荒诞，沉着的反讽。《方向正北》富有爱心的小姑娘芳芳在帮助刺猬逃逸的时候落入魔掌。诸如此类的短篇小说不再讲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而是依靠有限的文字密集地呈现叙事人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形成叙事意象。叙事意象的背后，积聚着大量的关于人的复杂生存状态的思考，这些思考是不确定的，没有提供理性判断，将困惑以一种冷峻的反讽模式留给读者，叙事中的留白有效剔除了说教意味，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小说的叙事含量也随之扩大。与此同时，小说的语言信息良十分丰富，并且创造着叙事的和谐节奏。小说的语言风格有助于促成叙事意象的多义性，黄梵正是从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增强小说语言的表意功能，使它们能够和叙事意象吻合。 他尝试提供给人们悲凉的荒诞感，叙事人和叙事对象之间距离较大，立意也深。因为“散文化小说”长时间是一种文坛神话，所以我倾向于认定，写意而不侵犯文体自足的短篇小说，体现了一种“短篇精神”，它是小说文类的艺术法则或境界。如果能读到体现这种特质的短篇小说，那就可以不去在堆砌如山的长篇小说的文字垃圾中慨叹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没落。以文体和文类比较的方式看，黄梵的诗歌和长篇，也都写得不错；但我还是以为，进行黄梵短篇小说叙事特征的艺术精神溯源是最有意味的。可以大胆设想一下：给黄梵一个“短篇小说家”的称号，也许就能给黄梵的其他写作行为一个很好的建议，也就能开始一次对中国当代小说发展路向的反思，开启对小说美学沉沦的提醒与救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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