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懵懂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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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多年没听到唿哨声了。现在的孩子晚上秘密招呼同伴出去玩，用的是电话，撒的是“去对对计算步骤”的谎。可今天晚上，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唿哨。我的心被拽了一下，忙奔到窗前，见前楼一鬼机灵的瘦男孩儿，把食指和中指钩在嘴里用力吹，边抬头望着楼上哪家窗户。 这声音这情景我太熟悉啦，它本是我少年时代呼朋引类时的“暗号”呀——一长声代表“快出来”，两短声代表“坏啦，我爸要修理我，出不去了。” 现在的孩子都不会打唿哨了。因此，我特别喜欢这个怀有绝技的小崽儿。他的一声唿哨，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第二天，十几所小学的宣传队员就都到市二校报到了。那年月，中国已不再鼓励读书，人心思乱，群盗蜂起。学校里漂亮聪明的孩子，大都被吸收入宣传队。在文艺上有一技之长，参军或招工就便当多了。 报到那天，大家都特别兴奋。如此多的“人精”被集中到一个班，自有一种恍惚和自豪。宣传队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的孩子，虽然那时代流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在我们心里，压根瞧不起“劳动人民”出身的孩子。在宣传队里，比的是机敏、淘气想象力，和气质、穿着，像是个小小而又顽固的“准越轨”社区，有着在禁欲时代难得的某种快活和自由。 新班主任讲完话，休息半小时。不同学校来的十几个男生不约而同地到了厕所，齐唰唰蹲了一大溜——抽烟。其实十几岁的孩子哪会抽烟，就是为了摹仿成年人的狠与粗，那是暴力时代的流行嘴脸。我记得我带的是“红玉”，八角五分一盒。我将它撕开分给我旁边蹲位的同学。在当时，“红玉”烟属于高档。我从父亲抽屉里偷出，为的是“镇住”其他学校来的男生。果然，他们带的是“战斗”，二角八分—— 事情来了。等我拉完屎走出厕所，被一个铁小来的男孩子截住，他人高马大，是附近学校有名的唢呐手，外号“棒子”。他冲我很近猛一挥手，几乎刮着我的鼻子，然后佯装着整整军帽。这个动作，是当时很流行的“挑战”动作。如果对方没反应，就算“服了”，今后只能听其役使。还不待我做出反应，我的同学甘宏已飞快地贴于棒子身后，双膝顶双膝，棒子跪倒在地。我上去照他头部一阵猛打，棒子顶了一会儿，就求饶了。甘宏摘下棒子的军帽戴在自己头上。抢军帽，也是当时流行的“征服者”动作，算是一种象征性仪式吧。 从此，宣传队平安无事，大家已暗中认可了谁是“大爷”——通过初次交手定了“尊卑”。 宣传队队员，个个漂亮机灵。特别是几个跳舞的女生，袅娜的身条，一脸的狐媚，嗲拉吧唧，小小年纪学得格外矫情，比同龄的女孩“懂事儿”多了。在宣传队里，男女生界限几乎不明显，加上彼此帮着化妆，打打闹闹，一块跳舞，手足接触是常有的事。男生们常常私下给女生“打分”，起准确恰当的绰号，并认真地讨论谁谁可以做谁谁的“老婆”。后来，这种分配渐渐半公开，因为“搭配”得合适——到现在我仍然奇怪，我们那么小年龄，怎么有如此老练的“眼力”——女生也认同它。接着，几对小“恋人”表现出深深的（的确如此）依恋。化妆时固定相帮，一块儿打饭，寒暑假还偷偷见面。 我的“老婆”是乐队弹中阮的，很文静的一个女孩子。与舞蹈队的女孩不同，她总是悄悄的，学习也好。说实在话，我一入学就喜欢她。她也喜欢跟我说话，与我结伴来去。很奇怪，大家很少拿我们两个开玩笑。现在想来，恐怕是因为大家认为我们是“真的”。那时，十三四岁的孩子却有自己的言行准则，于今想来这一切仍令我感动。后来，她被南京军区歌舞团招小文艺兵入伍了，行前她赠我一块她用旧了的蓝手帕和一块她弹琴用的“指甲”。我们在轨枕厂的仓库后门告别，她的脸由红变白，嗫嚅着说她怕离家，让我最后抱抱她。我们抱在一起哭了。真的很心酸。我第一次体会“爱情”的滋味，心的滋味，也知道了什么叫走，而什么才称得上“别离”。两个少年，拥抱在一起一点儿身体的感觉都没有。我想，我这一生是在那天才第一次注意到落日这一自然现象的。 她走后没有给我写过信，那时我们还想不到写信。不久，听说她在部队和一个拉手风琴的人“早恋”，被劝退（伍）了。退伍后就到了临汾的叔叔家，她父母怕回来“丢人”呐。 宣传队的指导教师是某大厂派来的“工宣队”师傅，姓葛。他人生得极精神，白白净净，额阔眉长，北京人，能说会道，被我起了个外号：“京棍儿”。这位葛老师，一开始就令我们讨厌，他似乎也特别讨厌男生，说起话来急燥、不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相反，他特别喜欢女生，尤其是跳舞的那几位。京棍儿舞跳得好，也善于创造编排新节目，这为他创造了条件：在辅导女孩们动作时，他总是仿佛无意，实则有心地捏一把，揉搓一下，弄得她们又羞怯由兴奋。这一切，被我们几个男生看在眼里。特别是棒子，更是妒火中烧。因为他“老婆”赵晓舸常常被葛老师“个别辅导”。我们几个男生常常为了“报复”京棍儿，在演出时，不是故意忘词，就是装作下意识地提一下裤腰，引起台下一阵哄笑。有一次，弄假成真，在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时，我装生病跟不上拍子，后来真的崴了脚。这些报复虽有效，但终不解气。 终于，“解气”的机会来了。一天傍晚结束排练时，棒子找到我们四个人，说请我们每个人吃一个锅贴。食后，他说今天京棍有点不对劲儿，排练时他悄悄送给赵晓舸一副漂亮流行的尼龙护腿，六块二的那种。并让赵晓舸晚上到他宿舍（葛系两地分居）。我们一听，就预感到事儿不善了。不是出于气愤，更多是少年的冒险欲和捣蛋心理，使我们几个决定收拾一下这北京人。 天黑透了，我们叫开大门进了学校，并对传达室的师傅说稍等我们一下，拿好道具就出来。我们悄悄摸到京棍儿窗下，不敢往里看，再说也看不见——他屋里是黑的。……一会儿，我们听到屋里有桌椅撞动的声音。接着仿佛有人挣扎，还有赵晓舸（果然是赵晓舸！）的哭声。棒子一跃而起，哐哐踢开门，大叫一声“我操你妈——葛老师！”我们四个旋即而入，拉开灯，只见葛老师刚刚离开赵晓舸不远，强装镇定却张口结舌。赵晓舸的军绿上衣被揪掉一个扣子，白衬衣撕开了，露出了半只平平的小乳房。 葛老师见只有我们几个孩子，可能放下心来了。就说“正好，来电了。你们送晓舸回家吧，她不敢这么黑回家，非让我送她呢。”谁也没料到葛老师这么说，一下子都傻那儿了。怎么办呢？棒子望着我，我望着棒子。走毬吧，甘宏说，我妈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晓舸和我们一起回家了。在路上，我隐隐感到一阵激动，妈的，甚至还伴有生理上的反应；另外几个同学也与我一样，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变故，大家兴奋地搭肩“支帐”走着，故意甩下后面的晓舸。 后来，事情的败露不是由于我们几个孩子，而是传达室的师傅找到了晓舸的父母（部队干部），晓舸父母审问孩子，一切昭然。京棍儿被调回厂批斗，又被晓舸的舅舅痛殴“封了”左眼。晓舸从此几乎不再露面，她家门口被孩子们用煤块写满了“大流氓”“大坏蛋”等秽语。我后来特别后悔听棒子的话去捉京棍儿，甘宏和豆健也有这种心理。我们都觉得特别对不起赵晓舸，是我们害了她。此后我们很少理睬棒子。 70年代中，宣传队又连锅端到了一所中学，宣传队已是名震晋阳大地。我们演出的节目已远远不同于文革早期的粗陋、蛮野，而是显得精致、抒情，甚至还可以说是“华丽”。样板戏已是整场的演，还出过三位省京剧团的实力演员。舞蹈就更棒啦，像《洗衣歌》、《雪里送炭》、《毛主席的光辉照祁连》、《亚非拉，人民要解放》、《赤道风雷》、《风雪小红花》、《丰收舞》等，无论是演员还是舞台布景服装道具，都称得上绚丽缤纷——可能那是个需要虚构莺歌燕舞，“就是好”的时代吧，文艺拨款几同于政治宣传般痛快。但十几岁的孩子可是不管什么“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懂什么“纲”，什么“线”的。说实在话，那时我们排演《洗衣歌》，根本就不曾想什么“拥军爱民”。我们嘴上不说，心理感觉是一样的：“哎，这节目真来劲，一帮漂亮的小姑娘，在捉弄挑逗一位英俊的解放军班长！”就是这样，在那样一个压抑的年代，像《洗衣歌》、《雪里送炭》、《沙家浜·智斗》等节目，实际上曲折地传达了中国人对性爱的渴望。 也就是这期间，在我们宣传队里，已经不再仅以抽烟、打架、逃学、找女孩为乐。我们渐渐长大，脑子变得复杂些了，好朋友之间已开始交换各自控制手淫的经验。同时，在几个好朋友中形成了一个秘密交换“毒草”书籍的小圈子。因我们几个都喜欢穿白色圆领棉汗衫，被同学们称为“老头党”。“老头党”成员均系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各自家中均多少有些劫后幸存的文学读物。我们从家中偷出彼此交换，我记得当时“老头党”骨干读过多遍的书至少有：《青春之歌》，《迎春花》，《红楼梦》，《古文观止》，《沉船》（泰戈尔），《安娜·卡列尼娜》，《海上劳工》，《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普希金抒情诗集》，《海涅诗选》，《牛虻》，《红与黑》，《契诃夫小说选》。此外，几本《巴金文集》虽然有“爱情”的地方多被扯去，但也被我们的想象力补上，反复传看。 阅读给我们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我们知道，原来人可以而且应当有魅力地活。我们变得“文明”了，大家似乎又有了一个新的、潜在的对人评估认可的方式：谁读书多，“小资调”浓，理解得深，讲得清，人又仗义，谁就是“大爷”。就在这阶段，一向属于我的“跟帮”甘宏，越过我成了众望所归的大人物。我心服口服。 我记得我是用一本没有开头的《红与黑》竖排本，换来了甘宏的《普希金抒情诗集》。那是冬天，寒冷、干燥，演出后我们回到学生宿舍，暖气咝咝地将水漏了满地。我躺在上铺，翻开了这本诗集。一下子，我被这随意翻开的一页咬住了！—— 大家都看了普希金的诗，但很奇怪，其反应程度与我相去甚远。在诗歌方面，我们彼此很少能交换阅读心得。此后，我的谈伴越来越少；我想，人世间注定有极多的聪明人，但就是与诗无缘。那时，普希金成了我唯一的偶像，谁他妈不喜欢顶了天的普希金，谁就是大傻瓜！唉，在那个闭塞的时代，我们能够读到的书，知道的作家诗人太少太少了。但恰因其少，反而超量地汲取了它们的营养。 “弱不禁风呵”，我会望着今天不会打唿哨的独生“宝贝”们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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