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主持人邵燕君】

　　本期最值得关注的是两部续完的长篇，张翎的《金山》（《人民文学》第5期）和王刚的《福布斯咒语》（《当代》第3期）。张翎以如今在海外作家身上特别突出的“拙劲”正面强攻了北美华人史，虽然在对历史纵深的把握和对移民原生经验的开掘上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拉起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框架，细节也多细腻感人之处，在有关华人移民史题材的书写史上，《金山》将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王刚的《福布斯咒语》继续塑造地产商冯石这个民营资本家的形象，写他内心的挣扎，鲜活的质感和对灵魂探问的深度远远超过了当代远离时代生活核心的职业作家们，虽然冯石这个人物的分量已经几乎大过了整部作品的分量，但毕竟写活了一个独特时代的独特人物，相信这个人物形象也将是未来反映当代现实生活这一类文学书写中难以绕过的。叶广芩、方方、范稳等几位老作家都沿自己的创作路数推出用力之作，可惜均难称力作。倒是新人之作有出挑之处，海外作家陈河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人民文学》第5期）以心理小说的精微挑动了一处久远的“中阿友谊”的记忆；黄咏梅的《鲍鱼师父》（《山花》第6期）写底层机锋暗藏；新一届“《西湖》新锐奖”得主文珍的《第八日》（《西湖》第5期）写失眠呕心切肤，令人过目难忘。
　　
　　看《人民文学》

　　陈新榜 王帆
　　
　　自年初扩版以来，《人民文学》走势一路坚挺。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2、3期连载）和张翎的《金山》（4、5期连载）两部长篇大戏一直挺进年中，中短篇也不乏出色之作。可惜缺少长篇压阵的第6期，中短篇也缺压阵之作，显得稍弱。

　　19世纪中叶以降，海外侨民尤其是北美华工的悲惨境遇常激起国人和侨民共同的悲情，关于侨民流寓外国的苦痛叙事一直是华族爱国教育的重要一环。在北美华裔文学中，以个人追溯家族先辈经历的方式展开的华人移民史题材作品更是蔚为大观，堪称北美华裔文学的主脉。张翎的《金山》正是上述两股叙事脉络的合流。作家一面力图以密集的细节、详实的资料、厚重的故事补史之阕，详写主人公方得法漂洋过海后的种种苦难和屈辱，其对各种细节细密可信的调查考证令人身临其境。另一面，她还汲取北美华裔文学的汁液，体认四代华裔身份认同不断流动、杂合而绵延了一个多世纪的难言痛楚。不过，张翎所图远不止于整合北美华侨移民史，她不但要描摹华人如何打拼创业的血泪斑斑，更要顺着移民的家族丝脉，在方得法飘摇的家庭上堆积晚清直至“土改”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危难，牵扯出现代中国的辗转曲折。《金山》以新闻报导和家书为引线，不断穿插闪回，牵动大洋两岸。报章展现出排华法案等各种时代风云变幻，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等时代巨人在小说中的惊鸿一现则不时把小人物卷入宏大的历史中，由此形成小说厚重的历史氛围。同时，张翎以自己特有的柔软切入历史，以求“历史时空的风云磅礴与女性纤柔的完美结合”，以一封封家书的柴米油盐把人物带回到个人的悲欢离合儿女情长。整部作品如同一系列的浮雕，在历史烟尘背景中凸显出方氏家族漂泊百年的痛苦与悲凉。张翎以她这种惯用的“中国大陆和北美这两条线索并列展开”的结构方式，隔着太平洋，在广东开平/北美大陆的原乡/异乡之间，以隔洋相望的方得法和妻子期盼重聚的“金山之约”不断延宕为主线，从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出现代中国转型之路种种艰难险阻以及中国走向世界的步履维艰。由于综合了两路叙事，《金山》视野较以往单写华人移民家族史或现代中国史的作品宽广了许多，更令华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得以彰显。更为难得的是，它还洞见了前人的盲区，不但将目光投向“金山客”，而且还看到那些常被忽视的在故乡守活寡的女眷，小说中方得法的母亲麦氏和妻子六指这对共同守望又爱恨交织的婆媳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就像建碉楼，张翎一块块地垒起精雕细刻的石料，欲垒出一种厚重。然而，时空框架实际上只是水泥预制板，真正要撑得住还得在其中布置足够粗壮结实的钢筋。作者有意在方得法家庭中嵌入夫妻矛盾、父子矛盾、婆媳矛盾等主要线索。遗憾的是，各个分部的接榫并不严丝合缝，尚有许多断口，这是哪怕再细致的细部雕镂也难以弥补的。尤其是在最为重要的人物塑造这个环节，虽然作者对每个故事分部中的人物内心把握得颇为细腻纯熟，然而同一个人物在不同阶段不同故事中的面目常常不一致，给人造成脱节的感觉。可以说，除了六指和麦氏，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都缺乏一以贯之的轴心，其余的配角更是几乎等同于符号。或许这是因为作者更重视一个个曲折情节的“故事”，想借此昭示普遍之“人性”，然而实际上过多地依赖戏剧性的情节突转反而使得故事扭曲了人物，某些情节仔细推敲不难觉出抵牾。沉重的家国苦难就这样把人物压成平面，掖进了历史的褶皱中。

　　让人感到不满足的另一个方面是小说仍让人觉得纵深不够，作者所呈现出来的华人们只指向“中国”。尽管这种强烈的家国意识恰恰是《金山》之所以被“国刊”《人民文学》看中的缘故，然而受制于板结化的历史大叙事只能强化国人熟识的家国一体刻板想象。在这种意识下，家族叙事难免虎头蛇尾，基本没能写出第三代的方延龄和第四代的艾米这两个在异国土生土长的特殊角色的“异质性”。尤其是艾米，作为贯穿全书的角色，在整部作品中居然只起到简单的串联作用。或许这是由于只能靠采访与资料以及和自身经验的对接来重构史上华裔移民的切身之痛，难免有些隔靴搔痒，《金山》与《中国佬》等华裔名作的刻骨铭心相比，就显出传奇化、概念化等种种疏隔。张翎曾自道“写作就是回故乡”，《金山》即缘起于她某次参加海外作家回国采风团，在广东开平碉楼里触发的灵感，而且无论是采访过程、作品主题还是发表机制，《金山》都内在地孕育于“中国”。正是全球化浪潮里中国逐渐崛起的形势让她能够在离散中不断通过想象方式回归母体。然而，“最真的眼睛现在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不但需要血浓于水的坚定认同，更要融汇不同视角和作为他山之石的“异质性”的新鲜经验。只有“混血”文化特性的“杂合”优势，才能获取中西两种视域，超乎其上地去审视历史，显示交流融合的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金山》只有方锦山流浪印第安部落这段故事令英格兰、中华、印第安等多种文化交错并与流散、爱情、家园等主题缠绕一体，而小说整体仍然受困。

　　陈河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篇）是一篇很有味道的心理小说，然而真正的主角不是城市也不是其中的人，而是时间。1960-70年代，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关系极为亲密，《第八个是铜像》等一大批阿尔巴尼亚电影风行中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和心理遗产。我们跟随药品经销商李松于20世纪末进入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吉诺卡斯特，触动了记忆中的阿尔巴尼亚影像，泛起层层涟漪。在这个电影《宁死不屈》所取材的城市里，二战、冷战、后冷战三种经验以历史、影像、现实三重意识波纹式交错叠置。年迈的老市长与中国烈士的守墓人念念不忘中阿两国之间的“朋友”关系，把一个药品经销商看成毛主席派来的支援者；电影中与德国鬼子斗争而牺牲的少女米拉的形象，和其现实原型尼拉·格拉尼，化为雕像，在李松心中与其情人伊丽达互为叠影；而作为维和部队进驻的德国军队又与二战法西斯德国军队互为叠影。在这种凝缩的纠缠不清关系中，何为记忆何为现实孰真孰假难以分清，李松也乘着错觉，将现实中因非法集资活动引发的社会动荡视为自己少年时所期待的革命，欲趁势实践自己一直潜抑的英雄梦，最终因私携武器被捕。陈河以他擅长的场景描写将这些因素聚拢，即使未曾条分缕析，其中脉络也清晰可见。小说强烈的画面感将这种特殊心理充分传达给读者，尤其精妙。只是小说对李松过去经历的铺垫还未到十分，未能与电影及其在阿国经历更紧密相扣，且伊丽达突如其来地被前男友击毙让人觉得小说收束仓促了些，前述的三重意识就有点落空之感。

　　经过其长篇《五月女王》的操练后，颜歌已然尽扫早年的青涩，“新浪潮”栏目下《白马》（中篇）是一篇铺垫细密的小说。一个小女孩“我”在剑拔弩张的细琐生活里透过小城里滋生的流言蜚语和家庭中詈骂的只言片语捕捉成人世界的秘密片段，满是爆辣味儿的日常世界里充满了“我”无法理解的歇斯底里。一丝丝寒气自喧闹之间弥散开来，由前半段天真懵懂童趣的温暖叙述变为成长女孩和成年人之间的爱恨纠结的阴冷，这些都随着回旋出现的幽灵般“白马”渐渐聚拢在那个未挑明的秘密上。作者在这个秘密外围不断渲染、打转，最终接近这个圆心时却只有巨大的空白任读者想象。颜歌熟练地驾驭第一人称有限叙述，以此掩映着故事，驾轻就熟地把一个爱情与家庭悲剧埋进儿童视界中。不过，小说就像一层层套盒包着的空洞，问题是她或许把故事埋得太深了，可供重构故事的线索又太稀薄了，以至于最后抖出来时没有足够的爆破力。

　　陈世旭的《立冬》和《立春》（短篇）中规中矩地延展着其波湖谣小说系列的赣北水乡小镇风情画卷。《立冬》朴素凝练，铺叙老教师“何教授”组织村里选举的忙忙碌碌，另将他的曲折一生和陈年情事略作点染，就使这个人物立了起来；《立春》勾勒出一个即将失学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们心中泛起的涟漪，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颇具“荷花淀”式的清新韵味。
　　
　　第6期中较值得注意的小说是王十月的《九连环》（中篇）。作者在把“9/11”事件与中国加工业联系起来的《国家订单》（《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中已显示他对全球化时代经济政治形势的敏感。在《九连环》中，他又触及受美国金融危机波及的中国纺织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导致的困局。由于资金不足，大型纺织企业经理戏谑地告诉过来取货款的小厂主只有解开九连环才能给她货款，而小厂主也以同样的方式打发前来讨工钱的人。甚至在亲戚间也存在这种压力转嫁，向姐夫借钱的“烂仔”只拿到姐夫难以兑现的工资欠条。作为一根麻绳（资本）上的蚂蚱，或美其名曰“分享艰难”，大企业强行将资本压力转嫁给依附其存在的小企业和员工，因此小说中的“九连环”就成为这种压力传递多米诺效应的绝佳象喻。九连环道具串起了受困于货币资本的芸芸众生，导演了一幕幕悲喜剧。王十月从他谙熟的打工者、小混混、私营小企业主阶层的人物入手，将视线聚焦于一个因为爱情而力图改邪归正的“烂仔”。作为故事主线的他找不到好工作，甚至于为了给爱人过生日也得找姐姐借钱，因此铤而走险去敲诈卷款逃亡的小厂主，并最终因此死于非命。遗憾的是，这个小说没有将对小人物的关切和大局势的敏锐完美缝合起来。在货币流动的洪流中，尽管主人公承载着最大生存压力，其悲剧命运无疑令人痛惜，然则作为末梢的他却并非这个困局的关键而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环。身为资本买办的大企业经理恰恰反倒是整个局势最为关键的中间环节，在作者的视野中却处于边缘，只有寥寥几笔提及。于是，这个资金困局的复杂景观也就没有得到完全的呈现，“九连环”到底只露出它的一小角。

　　本期有几个短篇虽不特出，倒也中规中矩。《沙家肉坊》（短篇）是刘庆邦拿手的煤矿题材，对底层人道德状态的体认拿捏得很有分寸。视骡如命的运煤工马安阳与工友妻子有染，然而在工友不忍心把马安阳残废的爱骡交给屠夫之后，他也终止了与工友妻子的关系。马安阳的偷情是出于生理需要的自然，纯然是欢愉，并不受困于道德压力。而在工友的不忍心之后，马安阳从自己对爱骡的感情出发，道德自律终于觉醒。擅于方寸之间腾挪的刘庆邦在小说中细致地描写马安阳对骡子的深厚感情和肉坊屠戮的残忍场景，从而为马安阳最后的转变做了足够的铺垫，将底层人朴素的道德自觉过程写得令人信服。《夜下黑》（张鲁镭，短篇）是一个颇辛辣的讽刺小品，自视甚高的赵老汉不忿于村官们的贪污腐败，于是饲养黑猪专趁夜色偷吃作物，以此睥睨众人，实现精神胜利。然而此行一被人撞见，他就忙不迭地赔礼贿赂，其前倨后恭之态令人喷饭。《薄冰》（庞余亮，短篇）将一对父子之间的心结在澡堂中冲刷干净，朴实中有动人处。

　　本期的头条小说《通天河》（中篇）里，徐坤以其招牌式的调侃腔调写一个皇城根儿下的“刁民”宋斯基。然而作者所用的网络时代喧哗众声和宋斯基的老北京身份不太贴，与老舍熔融自然的京味幽默一比，本篇显得皮相了。黄咏梅《档案》（中篇）重点写乡村社会“走人情”传统和现代都市权力场“走关系”两种逻辑之间的巨大距离：自幼被送人抱养的堂兄为了涂抹档案中的污点而和“我”套交情，“我”迫于家族压力不得不出手相助，然而之后他并未认祖归宗，而是冷冰冰地杳如黄鹤。小说对乡土风俗的描写颇为出色，然而还没有渗入人物心理。

　　其余几篇多为青年作者的练笔习作，用劲不准，难免留下破绽。李妙多的《海里的气味》（短篇）铺叙一个身为第三者的女子内心记忆的混乱纠结，不过是操练以意识流来与往事干杯，叙述密度看似很大，仔细看来，该女子的心迹实则无多曲折，且并不新鲜。他的另一个短篇《瑜伽爱好者》更为成熟些，塑造了一个无所事事“多余人”式的舅舅和“我”这样漠不关心的“局外人”外甥，并用力刻画舅甥之间的疏隔。问题在于“我”作为叙述者和人物之间两层叙述没有协调好，调子凌乱。“新浪潮”栏目下的两篇洗汰未清的小说难以看出作者可称道的特质。《比佛利山庄之歌》（刘小冀，中篇）命意混乱，不知所云。《上善若水》（胡破卷，中篇）叙述一个凋败国营工厂子弟的身世故事，故事陈旧，叙述拖沓，只有对国营工厂由盛而衰的变化的描写还有些意思。
　　
　　《人民文学》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张翎《金山》（长篇）陈河《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篇）

　　《人民文学》2009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当代》

　　张岩雨

　　继第一期《当代》，第三期继续刊载王刚的《福布斯咒语》，继续书写地产商冯石颇具戏剧性的投资经历及其接踵而来的资产风波。另外两篇小说《生命飞扬》和《向阳坡》异曲同工，书写两个卑微的底层人的执拗，真实可感，别具声姿。

　　王刚的《福布斯咒语》（长篇）紧接着第一期，情节仍旧围绕着“资本”而展开，冯石使尽手段，以一千万签下老酱油这个老国有企业，他为了耍毕石章，自作聪明没有把合同签死，机关算尽反倒让自己栽了一把，毕携款逃亡国外，等待他的是3亿多的黑洞和上千工人的下岗和安置等问题。冯石铤而走险，继续在徐行长及其儿子徐绅、海归行长周冰雪、市长助理林肖肖甚至下岗工人等之间兜兜转转，玩转着资本也玩转着人生。

　　在《福》中，王刚用近似荒诞的笔调呈现了富人“灵魂”的挣扎，地产商冯石光鲜外表的背后隐藏的是焦虑不安，他不仅经济上负债累累，入不敷出，精神上也早已经不堪重负。金钱是他们所生存的“氧气”和扩张的“砝码”，冯石对金钱极度渴望，他甚至希望“钱能使他重新成为一个正常人”。王刚一方面书写地产商冯石对金钱的贪婪渴求，另一方面书写下岗工人的艰辛生活，两者相互对照，时代资本家的原罪暴露无遗，就像小说的封面引介语认为其堪比“当代《子夜》”，王刚正是借助冯石这样的形象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富豪”群体的书写以及时代资本家生活图景的勾勒，冯石的焦虑正是这个时代的焦虑。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时代的“焦虑症”，生活完全被利令智昏的时代所彻底的异化，这正是王刚书写《福》的本意所在。同时，王刚通过冯石的焦虑不安的生活状态影射了滑稽而破碎的现实人生，这人生如此的焦灼、无奈，而又饱含着荒诞，可以说是一场严肃而滑稽戏剧，正像结尾的那块石头：冯石在河边发现的这块石头，估价八千万，而经过玉石专家、奇石专家、律师、会计等人一天的研究之后，它的价值直接飙升到一亿三千万，并且被人们广为传颂，“人们歌颂它，就是在歌颂自己美好的生活。”小说中充斥着这些不合逻辑、不近情理的事件，既滑稽可笑，又有很强的反讽性，他们不仅呈现了这个时代富人的焦虑和恐慌，同时也影射了现实人生的无奈。此外，王刚也试图勾勒了现代人生存的荒诞图景。当父亲去世，冯石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失败——在故乡，他最大程度的被人们认可了自己的成功，但是成功的躯壳下装殓的却是他漂泊不定柔弱无依的灵魂。无论冯石多么成功，他的灵魂终究是漂泊在异乡的——他是一个失去了故乡的人：这正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从这些层面来看，《福》的成就不仅仅在于它是在文学史上首次将地产商这个形象推出，更在于他通过这个形象，撕开了时代资本家的生活图景，让读者窥见了群体的焦灼、时代的病痛和人生的荒谬。

　　本期的另外两篇中篇小说都着力于凸显小人物的淳朴和执拗。向岛的《生命飞扬》（中篇）写高中生吴繁繁高考后开到姐姐开得发廊，目睹了发廊小姐卖淫的真相，却在镇上扫黄时被阴差阳错的抓进派出所，吴繁繁被释放后不断上诉，以证实自己的清白，却得罪派出所，导致姐姐家的发廊停业，姐夫也被抓起来。吴繁繁胜诉之后声名鹊起，很多有钱人趋之若鹜，想得到她的处女身，结尾吴繁繁为了凑钱给妈妈看病，迫不得已卖身，结尾在吴繁繁卖身之后知晓母亲已经去世，戛然而止。作者笔力省净，故事一波三折，波澜起伏，小人物生活的荒诞和无奈尽露笔端。

　　同样写底层人的执拗，胡学文的《向阳坡》（中篇）显得更为荒诞。农民马达因不能忍受所谓的老板将一只西装革领的狗埋葬在自己向阳坡的地里，还要求自己和妻子吴小丽天天看守坟墓，每天种树浇花，就不断地纠缠各级权威人物，并与身边的人甚至妻子吴小丽不断地争斗，要求将狗坟墓移走，以了却心头的死结，金钱和权利的淫威笼罩在村人的头上，作为最底层的马达在这种淫威下苟延残喘，马达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最终却被一只死去的狗打败了。这篇小说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读来却让人心酸。

　　纪事文学陈愉庆的《多少往事烟雨中》（之二），接着二期，书写作者的父亲陈占祥在文革中的不平等遭遇，一家人相互抚慰度过艰难岁月，以及父亲老年生活的执着和安详。作者将泛黄的往事随手拈来，也将陈年酒酿一点点倒出，语言缜密，情节感人，细微之处描绘精致，当年的情景犹如旧照片一一陈列在读者面前，人物的一颦一笑全部浮出历史的地表，让后人读来历历在目，真实可感。

　　为纪念“512”地震一周年，本期刊登了一系列地震纪事文学，裘山山的《万里长空》记叙抗震救灾中为国捐躯的忠魂，刻画当时勇士们为尽快营救灾区百姓，克服艰难险阻进入重灾区，赞颂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语言朴实而感人。阿建作为“512”地震的救灾工作人员，他的纪事作品《在难中》通过深度采访北川乡镇书记赵海清，将灾区地震后的场景和重灾后居民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通过当事人记载下来，是颇为珍贵的采访记录。
　　
　　《当代》2009年第3期推荐篇目：王刚《福布斯咒语·下》（长篇）

　　看《十月》

　　丛治辰

　　有些小说就是从一个动机出发越走越远：某种意外撕开平淡的现实，虚构的力量推动裂纹不断蔓延生长，情节一步步走向紧张，最终将生活下面的深层结构曝露在文本当中。《十月》2009年第3期作为头条的中篇小说《琴断口》（方方）显然属于此类。

　　米加珍已决定离开青梅竹马的男友蒋汉，投入杨小北的怀抱。这样的感情变故虽也连筋带肉，令当事人痛苦纠结，毕竟还是平常。而白水河上那座桥偏偏在这时坍塌，清晨被杨小北约去解决问题的蒋汉遂死于非命。一场工程事故跌进人事纷纭，激起的波澜毫不亚于断桥栽入白水河。蒋汉从此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始终回荡在杨小北的生活当中。本来平常的情变因此凭空抹上一层浓重的罪恶感，米加珍内心的负疚、以外公为代表的米加珍家人对杨小北的不肯接受、马元凯的仇视，以至舆论对死者的同情唏嘘，都随着小说的叙述向极致推进，也向杨小北心理承受的底线推进。米加珍放弃蒋汉而选择杨小北，是因为厌倦了平淡的感情生活，而渴望一种生动的爱情。但爱情岂是那么简单的呢？当种种现实的与精神的压迫终于使爱情不堪重负，杨小北的放弃与离开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琴断口”这个地名不断提示着一个关于知音的故事，而那座在小说开头就轰然坍塌的桥显然也隐喻着某种心灵和感情的沟通，只是现实的力量太强大，感情的沟通和依恋又何等脆弱，一旦摧毁就断难重建，那座新的坚固的桥已经不是此前那座，小说中时时发出的动人的叹息声就是从这样的无奈来的吧。阅读此类从动机出发层层推进情节的小说，自然不必纠缠那个动机是否太过偶然，却必须考量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在推进的过程中，是否环环紧逼，具有说服力；二是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揭示出某种生活的深层结构。若前者做得不够，小说本身就难以成立；而如果后者有缺憾，小说就容易流于通俗的故事。方方在叙述的推进上很见功夫，情节安排既紧张又合理，但作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写作者，这是应尽的义务。而就后一方面，小说中自然也触及人性当中敏感的部分，其无奈其感慨也叫人怅然若有所思，但笔触仍嫌浮光掠影，停滞在两性情感的层面未能深入，不免令人感到不足。

　　如果说《琴断口》是撕开来的小说，那么温亚军的中篇小说《地软》就是一篇藏进去的小说。养蜂人老戴因为是外来户，始终谦卑温和地对待莫须有这样的本地人；但是作为一个鳏夫，他不可能完全压抑他本能的欲望。莫须有守活寡的儿媳妇，那个沉默不幸的花菇子点燃了他的欲望。这两个沉默温和的人在人群背后曾经怎样电光火石，作者始终未曾说出。小说的叙事就像这两个人物一样，是温存的，甚至带着某种抒情的意味，但是在温存的叙事下面有一种隐而未露的热情。这热情甚至可以像老戴对于蛇肉的嗜好一样，充满了邪性。小说情节简单清淡，大量细节并不直接起到推动叙述或者暗示情节的作用，却营造出某种氛围，这氛围好像阳光下雾气笼罩的千年桃林，使读者有微妙的惊心动魄感。

　　本期小说新干线推出的新人杨帆，两个小说都是家庭伦理题材。《老魏要成家》中老魏的一场因精虫入脑而义无反顾的情爱冒险，断送了本来轻松平凡的生活，先是葬送了女儿的婚姻，最终又了结了老魏的生命；而《妈妈的男人》中，变故与惊险都在内心上演，白丁对于母亲的莫名愧疚使她性格乖戾，始终生活在对母亲内心的揣测与模仿当中，她寻找母亲当年爱过的男人，与之上床，将他带到母亲的身边，她对好友的丈夫怀着欲罢不能的情感，想要拒绝却无法摆脱，感到厌恶却欲拒还迎。杨帆显然具备探测人的内心的才华，尤其在与家庭伦理的对照当中表现得格外出色。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两篇小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叙述风格，前者粗砺，而后者婉转，各有各的力量。

　　陈集益的中篇小说《离开牛栏的日子》写了一个因为权力而癫狂的父亲，罗伟章的《白花》则写了一个因崇拜知识而甘愿忍受冤屈的父亲，季栋梁的《大旱》则把一幕乡村偷情故事写得缠绵动人，富有诗意。三篇小说都有可圈点之处，但惜乎总觉有一种旧气。其实本期《十月》几乎所有小说都显得陈旧，从题材情节到表达方式，好在这种陈旧被把玩得非常娴熟，读来虽不能拍案叫绝，毕竟可以从文本肌理中细细体会到一种熨贴。

　　《十月》2009年第3期推荐推荐篇目：空缺

　　看《中国作家》

　　刘纯

　　单从这两期《中国作家》的作者阵容来看，无论是第5期的范稳、叶广岑、张楚和李浩，还是第6期的胡学文、范小青与温亚军，应该说对读者都有着相当的号召力。在当下文坛普遍闹“稿荒”的今天，一份文学刊物能够把阵容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已经相当不易。然而，编辑卖力并不意味着作品质量喜人，作者的名头虽然不差，写出来的东西却风采不再，也是让人无可奈何。

　　先说长篇。《中国作家》辟出了两期近200页的篇幅，全文刊载了范稳“藏地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大地雅歌》，他希望在这部书里“写信仰对一场凄美爱情的拯救，以及信仰对人生命运的改变，还想讴歌爱情的守望与坚韧”。对“纪”“传”“书”等体例的挪用，赋予了《大地雅歌》富有文化质素的形式感，也使得不同主体之间自由游移的叙事结构成为可能，这种刻意为之的、某种程度上与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非常相像的叙事体例，将范稳的“匠心”与某种“野心”合盘托出。然而，表面的花哨无法掩饰内里的匮乏，作为一部描写藏地文化的作品，《大地雅歌》通篇都没能向我们呈现出那种源于藏地本身的鲜活的异质感，仅凭借对藏地独有修辞习惯的挪用，人为构造出一个山寨版的藏地情境来混淆读者的视听。作者在小说中试图着力处理的“爱情”、“命运”与“信仰”这三个命题，也就由于这种“山寨”式的似是而非而变得模棱两可。扎西嘉措（史蒂文）、央金玛（玛丽亚）与格桑多吉（奥古斯丁）三人间看似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其背后并无明显的文化背景或独特信仰予以支撑，如果我们把故事发生的场景做一个调换，那么我们会发现将其指认为某种琼瑶爱情故事的变体也未尝不可。也许作者过分强调了藏人的淳朴与虔诚，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在《大地雅歌》中基本没能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些点缀着漂亮修辞的心理描写不过是为了巩固一个个过分明确的性格目标，总体上难免失之单纯，甚至概念化。即便是那个命途多舛的格桑多吉（奥古斯丁），无论是他内心的挣扎还是臆想出来的种种幻象，都不过是为了把自己推向另外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里，与其说所谓“魔幻现实主义”是对小说写法的总结性描述，还不如讲是范稳用来降低写作难度的一个障眼法，在那些虚无缥缈或者说故弄玄虚的海市蜃楼面前，格桑多吉只好服从作者的安排去经历一个又一个人生转折。事实上，尽管范稳自称“从打算为这片土地写书开始，我就为自己立下一条要求：必须学会用藏族人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用汉人的眼光去诠释它，且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这就是我眼中的西藏”，可惜在《大地雅歌》中他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目标的反面。小说中那些令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如土司如何残酷如何欺压民众等）大众化的古老信息，清晰地告诉我们这部作品的作者依然分享着80年代一般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普通心理构成，范稳十年来深入藏地所做的学者工夫，到头来都落实成了关于形式感的表面文章。正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作者意图达成的开放姿态在无形中遭到封闭，小说试图呈现的开放面貌也被割裂成一个个自足的段落个体，前赴后继地奔向由作者预设好的命定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地雅歌》对“信仰”的叙写，尤其是顿珠活佛与杜伯尔神父的宗教辩论，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症候：他们都试图了解对方，并且都自以为可以找到彼此沟通的支点，但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双输，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更何况作者叙写的宗教冲突至多得其骨肉，未触其髓。范稳终究没能在《大地雅歌》中走进那个令人神往的世界，连带着读者也就无法体验到那种悲悯、壮烈与水乳交融，《大地雅歌》终究只是一首遥远的旋律，即便曲调再美也还是难以感染读者的心。
　　
　　第5期的中短篇里，叶广岑的《三岔口》（中篇）是一出重头戏。去年，老作家的一篇《豆汁记》（《十月》2008年第2期）以一个文化遗迹式的人物莫姜（清末出宫宫女）坎坷多蹇又顺天知命的一生为主线，以豆汁儿、京戏《豆汁记》为贯穿性道具，将那种带有满族风味的、充满贵族气息的老北京文化表现得韵味十足。不但是几年来难得一见的最有韵味的小说，在“京味文学”的发展史上将占有重要地位。与《豆汁记》类似，此番叶广岑依然选择了一出京戏作为小说的题目，《三岔口》这出黑暗中的打斗戏，指代的是互相看不见的双方在历史舞台上的种种争斗：父亲和“我”所代表的没落贵族和表兄小连所代表的“革命大官”，构成了“三岔口”中拼命表演的双方。从这个布局来看，《三岔口》的站位应该比《豆汁记》更高，作家要明白自己，更要明白别人，明白历史的全局。恰恰在这一点上，贵族出身的作家暴露出“倾向问题”，她对革命行为逻辑的拒斥与隔膜使小说一直在“摸黑打架”。与此同时，《豆汁记》背后那股隐而未发的贵族傲慢之气也姿态尖锐凌厉地浮出海面，对自我规范的维护和对他者举止的揶揄贯穿始终，这使得《三岔口》在整体上给人一种刻薄之感，比照《豆汁记》的温柔敦厚，令人深为遗憾。或许正如作家在《豆汁记》中所言：“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不好，良工必有不巧”。如果说《豆汁记》让人看到的是对作家传统文化迷恋的大美，此处让人多少窥见了一往情深背后的大限。

　　张楚的《雨天书》（短篇）通篇弥漫着一种阴冷和诡谲的气氛，反映在人物性格和情节设置上就有些执拗、粗砺得让人不可理喻；此外，对叙述人和小说人物视角的区分似乎成了中国作家的老大难，张楚的这篇小说再次将二者的区别视若无物。李浩的《一把好刀》（短篇）更像是80年代先锋文学在当下一次并无必要的余波，了无新意的仿武侠“复仇”故事也未见得比当年余华的《鲜血梅花》更进一步。冉冉的《花儿》（短篇）写老实巴交的“我”对一个未婚先孕女子的痴恋，题材不新，不过背孕妇下山求医的段落倒是写得细节扎实，真实可感，有几分粗蛮的味道。
　　
　　第6期的中短篇小说大体可分为“现代”与“写实”两类。胡学文《虬枝引》（中篇）和袁远《脚不沾地》（中篇）都试图通过现代主义的文学技法反映当下生活的某种悖论式困境，可惜简捷有力的文学工具并没能帮助作者直截了当地挖掘出深沉丰厚的文学现实，城市外来人口对故乡的思念也好，现代都市白领内心的飘泊与不安也罢，胡学文和袁远呈现给我们的并不比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叙写深入多少，现代主义的文学技法也就成了单纯的花活或者噱头，充其量是把要探讨的命题挪移到一个玄虚的情境里，表达的依旧是同样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说，现今文坛对于所谓“先锋”技法的诉求就像韩银梅《断念汤》（短篇）里的主人公对“断念汤”的诉求一样，不过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手足无措，如果不正视最根本的写作功力问题并加以妥善解决，单纯地另辟蹊径只能像喝“断念汤”一样，非但治标不治本，喝多了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当然，韩银梅把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写得散漫冗赘，用力失衡，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相比胡学文和袁远那两篇始于技法也止于技法的现代主义作品来说，温亚军的《“阿尔巴尼亚”一家》（中篇）和苦金的《调研员王克舒》（中篇）又显得过分老实，农村家庭矛盾或者退居二线仍旧一心为民的老干部形象不是不可以写，可如若不能结合当下现实生活给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文学经验，那它们也就只能沦为既有文学资源的单调重复；同样的还有陈世旭的《青烟》（短篇）：好人没好报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粉墨登场，不只批判的力度每况愈下，来自读者的悲悯与同情也只能逐渐冲淡为麻木不仁。范小青这回在《出场》（短篇）里又把笔触冲向了请领导开会的下属和不停参加各种会议的领导，叙述一如既往地夸张失真，诸如“出场公司”、“顶替领导”的段落只能当作段子来读，这样的作品既拿不出什么新鲜的文学经验，也提供不了什么尖锐的社会批判，除了满足作家自己心满意足的想象以外，真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价值。

　　《中国作家》09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中国作家》09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钟山》

　　谢琼

　　2009年第3期的《钟山》，依旧为读者带来一批实力派青年作家的最新力作，尽管个人以为总体水平和前两期相比略逊，但作家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各各鲜明的个人特色，使得本期《钟山》仍然不失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要提的是黄金明的短篇小说《默杀》。有着坚实的诗歌功底的作者，在这篇小说的创作中，似乎也试图紧扣“默杀”这一富含想象与哲思的中心意象，来展开一段带有先锋色彩的叙事。行文起初见俗，写一位村人胡枋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隐身人”，所有成人都无视其存在，只有动物和婴孩似乎还看得到他。紧接着，作者又写主人公竟亲眼看到自己的葬礼，使读者又进一步怀疑这莫非就是个司空见惯的鬼故事。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当地的村长利用当地传说中提到的一种叫做“默杀”的方法——即通过巫术宣称某人为恶鬼，从而号召全村人对该人视而不见，最终逼人发疯并自毁的方法——来迫使自己的女儿与胡枋分手，和镇长公子成亲。在这个表面上套用了传统鬼故事的小说中，人的自私和对他人的冷漠所构成的“杀人”力量令人震动。但是，如果说全文的构思和“默杀”这一中心意象都颇具新意的话，那么，用以支撑构思和意象的整体故事叙述却差强人意。镇长女儿和胡枋的恋情、镇长的恶意“默杀”等许多主要故事情节，按现实主义的基准观照则过于虚假和概念化，可若按照象征与寓言的标准去阅读，却又让人觉得背景过于明确、故事也过于简单通俗。此外，通过梦境、发疯等细节描写来动摇整个叙事的真实性，这样的手法在如今已经过于陈旧，只能使故事显得更为混乱。

　　本期的中篇小说中，鲁敏的《细细红线》和李燕蓉的《开始熟睡》值得一谈。二者都力图挖掘带有变态倾向的当代人的心理。鲁敏的《细细红线》写一对表面光鲜的男女热衷于尝试或偷窥小餐馆、废品收购站等各种龌龊的生活场景，两人的感情也因此而有所起伏，男方最终在向女方暴露了自己内心的软弱之后提出分手。事实上，在男主人公的独白中，或是在描写女主人公内心的无力感和堕落感时，作者表现出对现代人华丽生活背后的龌龊和无力的深深思考，这思考的力度可以说高于作者在《木马》、《饥饿的怀抱》等同类其它作品中的表现。但是，在对心理变态者的描写手法方面，鲁敏的作品却依然延续了旧作中已显现出来的某些缺陷——写作节奏过急，不是通过细密的观察和将心比心的揣摩去挑选那最符合情境或主人公内心波动的细节，而只是罗列出一串串最能令读者乍舌、最有戏剧感和新鲜感的噱头。相比之下，李燕蓉的《开始熟睡》写因不能怀孕而离婚的女人莉香和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刑警队员何健雄的交往过程。何健雄对犯罪心理学的热衷甚至驱使他把莉香当作研究对象，导致两人一度产生误会，最终在莉香妈妈这个过来人的化解下重归于好。因为何健雄的特殊身份，本篇对其变态心理倾向的描写安全、妥当、合情合理，和整个情感故事也结合得相当自然。当然，这样的写作也许不像鲁敏笔下那些流光溢彩的另类情节那样能吸引读者的目光，但那是作者将心比心揣摩出的真情实感，任谁也不可轻视。

　　最后要来说说储福金的中篇小说《莲如》。看得出来这是位用心的写作人，总是要精心挑选一种喻体来承载他对人生的思考，并对喻体本身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在过去是围棋，他写下了包括《黑白》、《棋语》在内的一系列篇幅各异的作品，对棋道的细细描写让完全不通围棋的我辈心生敬意。如今，作者又迷上了莲，在本期《钟山》发表的《莲如》和第5期《上海文学》中发表的《莲舞》均属莲花系列。作者在作品中再次展现他对种莲和莲文化的深邃了解，并将莲作为现代人心灵追求和慰藉的比喻意象。我不否认作品的立意之新之深，但却不能确定莲和作者所描写的主人公心境及人生故事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表面看来，主人公住在莲园，渴望忘记过去、渴望摆脱世俗的浮华生活，但主人公的一言一行并未见多少作者笔下的莲花所表现出的清远禅意，摒除莲花，这将只是一个怀着伤痛过去的世俗官员的几乎是有些程式化的心灵内省历程。每当作者努力要将其和对莲花、莲园、种莲以及种莲人的描写联结在一起时，我总能感到一种刻意之感。事实上，这一瑕疵在作者此前的《棋语》等围棋题材的小说中已有凸现，这次虽然将棋换作莲，问题却不出其右。我想，等到作者真正能做到以一事一物悟透人生时再来写作，而不是为了写作去寻找那一事一物——到那时，作者的作品会展现出更融会贯通的风貌。

　　本篇其余的中篇小说中，梁晴的《街角的沙利文》以解放前夕的上海为背景，写了一个女子大学版的《潜伏》故事。有关地下党的故事情节在已受到大量同类故事熏陶的读者眼中已无新意，倒是对女大同学间细腻情愫的书写让人心动。雀翎的《失语者》写一对初恋情人因为患了自闭症的女儿而分分合合的家庭故事。语言自是清丽，但肥皂剧样简单化的情节让那些撕心裂肺的悲情故事显得有点廉价。而在企业培训届颇富盛名的讲师、教授、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颜廷君先生的短篇小说《萍聚》，以幽默张扬的笔法写了一个土财主办大学的故事，确有其有趣之处，但缺乏提炼。
　　
　　《钟山》2009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收获》

　　颜妍  宫睿哲

　　文学期刊患“名家饥渴症”由来已久。对于牌大名头响的《收获》而言，聚揽名家，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的是，怎样为名家之作把一把关。

　　本期的重头戏是张欣的长篇《对面是何人》。张欣早年的小说以细腻聪明见长，颇具亦舒之风。近年来的几个长篇则日渐粗糙，更见通俗剧风格。本篇也是多见未经打磨的粗疏之处，实在难掩仓促。

　　“让一个女人低头的，是爱情。能把男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是他们的梦想”。一开头的这句话就提契了主旨，小说讲述的正是一个名叫如一的女人，在她那个被武侠梦想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男人面前，同她的名字一样，自始至终“如一”低头的故事。女人的爱情和男人的梦想，两线搓作一绳，连缀起了整个小说，可惜这根看上去笔直、连贯的绳子，拉起来却疲软而松弛。如一的爱情无非是温良恭俭让的无限度付出，她的低头低得无波无澜。李希特这个不屑于“揾食”过日子的市井社会的多余人，他的梦想从武侠降到写武侠剧本，再降到协同雷震拍武侠电影，像是一个仅仅为自己的梦想跑龙套的人，越来越无足轻重，俨然已经让位给了另一个角色，——曾经名震香港武侠片江湖而今沦落为习武馆拳师的导演雷震。而雷震高大全似的完美形象和大起大落的传奇身世，让他最终成了小说的一个悲剧符号。成了符号的悲剧必然要大打折扣。

　　对于作家张欣来说，高产或畅销，从来不是贬义，以搭通俗剧的思路写小说，才最是遗憾。《对面是何人》的起承转合处，每每都是借助戏剧性的桥段，如一无心买彩票意外中大奖，再次无心织围巾又再次意外获大奖，背信弃义的旧情人荣华之后怀疚相报，雷震呕心沥血却惨遭败局自杀身亡，李希特在儿子的含泪控诉中跳下楼去，摔成重症植物人的他却又在妻子的不离不弃中重获新生，结局更是传销窝点的惊心动魄，李希特以非常纨绔的姿态死于乱刀，父子在生死两界互谅和解，从此人去楼空，细水长流。如此这般，小说就在高潮的堆砌和情节的裹挟之下滑脱开去，看似夺人眼球的大波大折，却始终缺乏直指人心的力量。倒是作为小说闲碎背景的粤式市井生活，作者因为熟极，写得小而准，情趣精妙。

　　张楚的短篇《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颇见力道的。小说围绕工会主席老辛与准儿媳张茜之间的矛盾展开，却没有两面着笔，而是将视角固定在老辛身上，让读者的情绪随着老辛的布局使棋而循循前行。老辛与张茜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小说最出彩的地方，老辛之所以想方设法要拆散儿子与张茜，是因为张茜的存在逼现了他的存在，作为陌生人的她其实与自己“心心相印”——她那鹰隼一样的眼光能够看透自己，看透他多年来往上爬的心计与不堪，看透他掩饰完好的内心与过去。他们相似相吸，因而最是相斥，老辛要摆脱的无疑是这另一个揭穿了自己的“自己”。

　　《夜》处处针脚细密，引而不发，足显张楚在铺垫与蓄势上的功力。不过，因为老辛/张茜成为小说叙事上最用力的一根弦，绷得过紧，少了些“旁逸斜出”的余味，而老辛对张茜性的欲望更是败笔。此外，小说中出现的“只有闪电蛇游，方将这大块大块的黑暗劈成诡异的花瓣”之类的炫技句子，也多少有些弄巧成拙。

　　阎连科的《桃园春醒》（中篇）更是一篇“奇文”。春天来了，该做些事了，索性都回去把老婆猛揍一顿吧。这个桃园约定如同挖了一个坑，张海、牛林、木森、豹子四兄弟各自跳将进去，整部小说就是在展现他们如何从坑里爬出来。打老婆打得轻的张海，在兄弟面前自觉气短了一截，于是又折身回家在老婆胳膊上补了一次惨烈的开水烫。没有舍得打的木森，果然被狠狠地惩罚了一番，落了个嫖妓的恶名，让老婆抓住了离婚的好机会。而出手太重以至于在自己媳妇肚子上捅了一刀的豹子，不得不去面对来自有钱有势的媳妇娘家的怨骂、报复和惩戒。

　　充斥小说全篇的，是日光流年之下飘荡于荒蛮乡村的一股股怨毒之气。打老婆在这里自然不仅仅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乡村男权暴力，它更是身处乡村政治权利结构底层的张海们的一种怨愤转嫁。十天之后，他们在桃园再次筹划“做点事吧”的时候，最可见出背后以恶抗恶的群体逻辑，这也是乡村社会危机四伏的所在。无人预料将会发生什么，豹子在千钧一发的引爆点上虽然没有将媳妇推下悬崖，他对有权有势的媳妇堂哥的记恨却深植于心，没人怀疑迟早要来的一场快意恩仇，毕竟结尾处回家给老婆买衣服穿的意愿“淡得很”。穷极无聊之后是暴虐发泄，而施暴之后，是依然无事可做的穷极无聊，乡村的春天因此变得淫邪而可怖。当然，《桃园春醒》还是留有限度的，以约定的行为来施散恶，这是恶的犹疑，正如以游戏的方式来发泄怨气，也是对怨气的化解。

　　一直以来，阎连科对乡土的书写都不是内于乡土肌理的，而是始终冷冷地在上、在外、在理念的遥控下，做象征式的、寓言化的甚至超现实的处理。《桃园春醒》也不例外，它更像是一场实验话剧，四个兄弟被强行拎到一个共同的情景下，做不同的应对并承担不同的后果。作为写作者的阎连科，不由分说地将实验剧坐实在了乡村社会，也不由分说地将“恶”铺面撒来，而他自己则置身剧外，成了“恶”的旁观者甚至把玩者。不由分说、旁观、把玩以及贯穿三者的没来由的“恶”，也成为了小说在读者接受时遭质疑和拒斥的地方。

　　【丛治辰插话】评论界一直有不少人肯定阎连科深入人性之恶的勇气，不管是以重述革命历史的方式，还是以揭露当代怪现状的姿态，又或者如这篇小说一样，架空可理解的逻辑，以一个上帝般的第一推动力硬生生展开恶的推理。这篇小说当然以某种方式提到了男权的恶，乡村暴力的恶，乃至社会权力结构中最底弱者的恶，但荒诞感过分浓郁的“空降”逻辑起点总是让人感到不大稳妥，将信将疑。由此回溯阎连科的创作，当过多的恶铺展开来，我们是否对这些被叙述出来的“恶”亦应保持一种有敬意的警惕？阎连科的作品中，为他带来最多声誉的是《受活》等将人性放在残酷的政治历史、自然现实中予以解剖的巨制，其原因应在于其间运行的恶的逻辑是读者比较熟悉的。在历史已将我们带离危险的政治硝烟之后，对于革命历史的反思、颠覆与解构已成不假思索的常识，而阎连科唯能将这常识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上升至人性恶的高度。这样的“恶”遂有了根底——虽然据说在部分始终对历史怀着忠诚和同情的亲历者那里，这根底也未必那么牢靠。小说的说服力，就来自于这样的“根底”：揭示任何人群的恶，都必须深入这个人群的内在生活逻辑，否则“恶”就不但没有力量，甚至造成反噬，难免令不明就里的读者疑心是作者某种郁积之气的主观抒发。是在深入观察、思考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恶，还是预设一个恶的逻辑铺排敷衍成小说，是应当予以谨慎考虑的。

　　【邵燕君插话】我想一定有评论者说，这篇小说揭示了男权的恶，乡村暴力的恶，乃至社会权力结构中最底层弱者的恶。但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这个恶就是作者自己的，来自其个人内心的怨毒。因为揭示任何人群的恶，都必须深入这个人群的内在生活逻辑。而没来由的恶，只与发出者有关，只在最抽象的意义上与人类有关。揭示人性恶是作家的职责，写日记发泄是个人的权利，但又是谁给作家这样的特权？不由分说地将自己内心的恶加之在一个想加之的人群上，代表人类发言，旁观、把玩，肆意妄为？我们的作家得了什么病？我们的纯文学期刊又得了什么病？

　　《收获》2009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何不言

　　本期“前沿”继续推出叶开的长篇《青春期》（下）。下半部与上半部一道，让读者确认了“青春期”的主要内容真个就是弄不疲的联翩意淫、搞不清的男女关系。“我”恋爱并被甩，前后与几个女生暧昧。对于“我”的搞笑、怪诞行为与心理，读者一面喷饭，一面莫名其妙。幸好作者及时出面，在小说中做出了解释：“我梦想讨个大城市妹子做老婆。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却是一个村姑。我的精神向往和我的审美趣味产生了分裂。归根到底，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有精神病。”至此，读者似乎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小说中的人物或装神弄鬼、或放浪淫邪，或一本正经、或吊儿郎当，或傻冒、或装逼。作者在小说开头以回望、俯视、反思的方式展开对“青春期”的叙述，但作者却陷入叙述的泥淖不可自拔，逞一时口舌之欢，失居高临下之态。在情节上，小说尾部没有交代小说开头部分人物关系的成因并缺乏照应，确实虎头蛇尾。总体来看，《青春期》内核很小，内容单一，看似纷繁复杂的情节叙述本质上是自我重复的无力推进，在作者孜孜不倦地“ctrl+c”与“ctrl+v”下，“青春期”与1980年代的复杂历史图景的“超链接”被扯断，而仅仅成为一种被抽空历史感的叙述，一个快感加工基地。

　　继《非法入住》（《大家》2007年第1期）与《合法生活》（《大家》2008年第5期）后，王威廉推出《无法无天》（中篇），完成了其《“法”三部曲》的写作。与前两部类似，《无法无天》再度通过书写极端经验来阐释存在的悖谬、荒诞与复杂性：矮乐鸡（LG）在当下的官场中是一个特异分子：他是前任一把手留下的弱智儿子，他的生活自得其乐却又浸透悲凉，他积极“配合”他人形形色色的“关怀”却又似乎在冥冥中具有某种自主意识。最后矮乐鸡由于“我”与一位同事的一系列恶作剧而丧尽尊严，被领导扫地出门。小说里，极端经验被导向超现实图景，在向存在的命题逼近时，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也值得怀疑——小说末尾里“我”的姓名缩写竟然也是“LG”的圆形叙事，老套且单薄，也不能为其提供有力支撑。谁是真正的“LG”，谁在“无法无天”？作者似乎声东击西，暗中将考察的对象从矮乐鸡转移到“我”与同事身上。但是，读者难以对小说情节中“浮夸”的、试图自圆其说的种种做到深信不疑。在结实大气的《非法入住》后，王威廉的《合法生活》与《无法无天》对“法”的演绎难以为继。在《隐秘的神圣——有关<“法”三部曲>的随笔》里王威廉对“法”的形形色色的阐释大体都被限定在我们对“法”的常规理解中，很难它说与《无法无天》的题旨有什么必然关联，似乎作者强调的“生命的历史意识”更贴合该小说。小说的推进没能跟上作者自我阐释的强度，颇为遗憾，毕竟在作者的描述中，《“法”三部曲》每一部都应该非常美妙。

　　葛亮发在“大家雅座”上的两个短篇，写得细致真切。在很短的篇幅里，《金婚》细数往事，写“外公外婆”的一辈子，从两人的结合到互相搀扶、白头偕老，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状态下其实风雨飘摇。他们的沧桑、温暖，乃至百感交集，让人唏嘘。短篇小说写白头偕老的故事若此，虽略落俗套，也够动人。《过客》以地铁、停车场、酒店、艺术馆、商务中心、茶室等典型都市场景的组接，写有身孕的女人来香港见她的男人，又离开。女人与男人的相处是温馨愉快的，两人似乎能彼此心领神会，又似乎永远存在着隐秘的隔阂。尽管小说格局偏小，但这样的叙述极度平静、内敛而又颇有梦幻迷离色彩。最后，“任性”栏目中有三个中篇：马碧静的《拆迁》通过“钉子户”的困境反映当下社会问题，人物塑造有脸谱化倾向；吕克昌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略显杂芜；狄青的《半死不活》缺乏新意。

　　《大家》2009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桑槿  王嵘
　　
　　本期《花城》共有八篇小说，中篇短篇各四篇，基本质量也是四平八稳，过分黯淡处不多，亦少有鲜明亮色。

　　头条《丁克的变奏》（商河，中篇）演绎出错综复杂的变奏曲。马丁的丁克计划为女儿的意外诞生所终结，宁静状态的骤然失衡促使他费力地回忆与思考，从大学时代自己和苏克、以及蒙子期和刘云的情感纠葛，再到同苏克共度的四年婚姻生活，过去和近来的种种片段交织着闪回、浮现，让他开始逐渐转变。这个阶段的历程，明看似是丁克家庭的去丁克化，实则直指马丁在婚姻中的心理历程，可是，也绝非常态的基于感情的婚姻心理。他性格柔弱、静默、随性，情缘淡漠，是现实中灰色、平庸的小人物，一直游移在社会边缘，并沉湎于自己绮丽浪漫的幻境——梦里不是进取、升迁这些世俗之事，只是躺在藤花架下抽空了日常生活的片刻安稳。这是小说着力表现的层面，叙述细腻流畅又虚实相生，充满含混与模糊，真切传达出人物的错乱感和疏离感。但与内心的波折或微澜相比，马丁在行动上几乎是完全静止、被动的，不仅怀孕之事被隐瞒了很久，连恋爱、同居、结婚、孩子起名等等，全由苏克一手主持导演，有时还有刘云参与合谋。苏克的个性与他完全相反，安于享受平凡自在的生活，同时也热衷于追求物质条件，以富足的蒙子期一家为榜样；无奈马丁拒不接受改造，苏克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生个孩子来让家庭变得丰富。马丁被一路引导至结尾，终于领悟到生生不息才是生活的本质规则，总算半只脚踏进了此岸世界。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属于八十年代的典型人物，在经过时代变迁、年岁逝去之后，内心还停留在那个事实上已经衰败的环境，直至最后才呼吸到一点真实的空气。还可玩味的地方在于，他如此固执地拒绝庸常的烟火人间，只不过是一种冥顽的情结，而并没有强大的生活原则来支撑；同时，过于个人化的书写，观念体系的欠缺，也成为文本内部的暧昧之处。作者细致深入的感触已足够，有着相同思想经历的读者自可领悟体察。但也可能，在其他很多读者看来，马丁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遗老，从严肃的理想主义的年代空降到功利的物质主义的新世纪，满身还泛着生锈的色泽——正如苏克和蒙子期的看法一样。于是，这样一部丰满却缺乏严密内核的作品，也就显得比较稀疏松散了。

　　《浪淘沙》（卫鸦，中篇）是一则寓言式的悲歌。在淘金浪潮的席卷下，一个村庄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体系都被迅速摧毁，只剩下对金钱、权利、女人的疯狂欲望。除了有些地方处理得过于直白和重复，小说的整体叙述展开得还算不错，基本循规蹈矩完成了任务，不过鉴于此类主题实在不新鲜，作品的价值也需再打个折扣。唯一有所翻新的部分是，改变这一切的人物老孔，其实只是喜欢安稳生活的普通人，之所以自立门户，乃是为了追回自己的女人水贝，但最后才发现，水贝之所以离开并非贪图富贵，她想要的只是一个完美强大的男人，由此更生一层荒谬与悲凉感。

　　《第十一年》（短篇）又是鲁敏的“东坝系列”小说之一。因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十一岁的女孩小甜儿被暂时寄送到乡下。失去了富足城市生活的同时，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孩子稚嫩的眼光中展开，乡村的风土景物、人情世故、善意与隔膜，以及青小姨欲嫁城里人而不得的命运，这些得与失都让小甜儿在这一年迅速成长起来。本篇仍保持了作者典雅柔缓的风格，然而淡薄的笔法和感情让小说难以带来更多触动，读罢只觉云烟过眼。相反，王祥夫的《塔吊》（短篇）篇幅不长，却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主人公葛生进城务工，因城乡文化冲突、婚恋价值差异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误会与转折，最后失去女友红豆，只能茫然地在大城市里继续生存下去。小说正如“塔吊”这个题目，选景精小却可高屋建瓴，欲望的想象与压抑、对城市的悲凉与无奈的慰藉，以及主人公的种种心理波动都表现得比较妥帖。不过这些情节中，红豆这样一个关键人物的行为，并没有被赋予应有的逻辑动力，反而像个木偶，被戏剧化的绳索拉走了。如若不然，小说本可以形成相互交映的立体叙述结构，或许能使故事更有说服力，意蕴也更为深沉。另外《粉丝》（晓苏，短篇）以湖北名小吃粉丝为线索，写人情世事之冷暖与微妙，处处显露出朴素的生活气息，故事也还好看有趣。

　　以上篇章都还叙述得有板有眼，其余三篇则多少乱了阵脚。《我们的逃跑》（杨仕芳，中篇）讲述一个逃犯找寻过去的历程，然而无论怎么辗转追踪，十年流亡生涯总像梦幻一样无法证明；却又在准备开始正常生活的时候，被警察以另一桩命案带走。真实与虚妄的二律背反是个非常值得探究的命题，然而小说未能深入下去，对迷惘之感的描写亦不贴切，只是围绕着单一的质疑打圈，膨胀出一个繁冗的中篇，从题材的处理、到最后“欧·亨利式的结尾”都落入老套。《大员驾到》（张小波，中篇）本可以为我们上演一出官场明争暗斗的好戏，可是临到结尾，官场戏变成了四不像的悬疑惊悚杀人剧，让人哭笑不得。且不论滥用古今中外名词的小说语言，不论没有任何铺垫和线索的谋杀案结局，单是全篇逻辑就漏洞百出、矛盾丛生，女秘书的色诱情节和来访大员的奇异经历更是无中生有，结果便是“目睹狱政之怪现状”就这么活生生变成了“目睹小说之怪现状”。《白鱼》（陈家桥，短篇）与《粉丝》一样，同是以地方特产为题，但此处“白鱼”却不是串联起温暖人情的道具，而是一桩传奇绯闻的见证物，而结尾的自杀案与小说内容滑离开去，又或者可以说，本文的主题本身还有待作者进一步提炼。

　　《花城》2009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顾虹

　　第5、6期《上海文学》比较平庸，没有特别抓人眼球的作品，写得热闹好看的如杨少衡的《合水渡》、阿袁的《梨园记》者，也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5期头条卢一萍《酒徒传奇》（中篇），以天灾人祸的变故，来酿一坛感情的甘醴。刘世荣因为嗜酒而家徒四壁，没有底气娶喜欢的女人秦秀莲，却在她不断遭遇艰辛的坎儿——被批斗、丧夫、自然灾害等时，始终不渝、竭尽所能地守护她，而这一份在内心越窖越深的爱意，却因清醒的自知未曾被表达。直到赌酒那一场，原来阻隔着两人的酒，在他以命相搏喝下十斤白酒为她挣得五百块钱时，无声却恣意地倾诉了多年来攒下的感情，明白无误地沟通了两人的心意。因此这篇小说实际上传的不是刘世荣这个酒徒，而是刘世荣这个痴情人。但小说整体读来十分疏淡，没有多少“奇”的味道，原因大致有二：结构上，各种变故构成小说向前演进的全部关节，缺少变化而显单一；语言上，缺乏劲道，尤其是需要造势的地方，常常只能造半截儿，即便是赌酒这一高潮，气场也不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袁的《梨园记》（中篇），唱的依然是男女间往来过招的戏码，不过演员换成了十二位赴英国学习的师大老师。而其间主角，无疑是四位为人处事风格迥异的女老师：不论是张扬、收敛，还是冷漠、热情，背后都有着鸡毛蒜皮的计较，见微知著的精明，笼络离间的手段。她们在猎取捕获男人时，彼此间或剑拔弩张，或强颜欢笑，态势动荡，瞬时千变。初看颇为热闹，但读多了阿袁的小说，便会觉得这些热闹都太局促，来来回回、兜兜转转怎么也出不了男女食色的地界儿。此外，阿袁不止导着她烂熟的戏，还始终乐于在观众席上细加品鉴，所有指桑骂槐、绵里藏针或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处，她都得指点得一清二楚，以显示对世事的通透和了然于心，特别地盛气凌人。有时还因太过耽溺于此而颇为饶舌，譬如小说上来对八男四女黄金比例的分析，点拨点拨便已半页纸。总地说来，热闹但不开阔，也缺乏必要的分寸感。

　　储福金的《莲舞》（短篇），以方坚强的入世与达西的出世界定着种莲人李寻常的人生观。不似方坚强满脑子地产、金钱，李寻常与出淤泥不染的莲花为伴，潜心研究莲的花色，并一心想培育出蓝色的莲；又不完全同于达西在天地自然间宠辱偕忘，他还希求来自社会的承认，还为不能证明农民身份而闹心。李寻常是在出入之间，在世俗凡尘特立独行，做着“红衣女子在蓝色莲上跳舞”的梦，也做着“农民创新奖”的梦，而取舍全在于一心。储福金仍然以外在的物相折射内在的心相，而小说的成败好坏，取决于如何折射，取决于人生参悟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小说叙事中来。而这一篇《莲舞》，对照结构非常明显，虽然作者已经把对照做得有层次，读来还是直了些。于怀岸《天堂屋》（短篇），大部篇幅都在描述小木匠怎样为女人的公公造天堂屋也就是棺材，如果仅仅是这样，小说也只是在题材上有些许新奇。但作者预先蜻蜓点水地埋下了两处伏笔：一是女人因她男人的问题而不孕；另一是女人与小木匠偷欢。直到小说结束时，作者才揭开两者间的隐秘联系：原来男人与女人共谋了那次所谓的偷欢，为了得到一个孩子好让老人走得安心。与此同时，小说不再粘滞于黑黢黢的死亡，而流转出了新生。这一陡转的收笔，不仅丰满了小说的结构，也使小说主题在死生间更深了一层。写得不错。王秀梅在《初恋》（短篇）里，让一段初恋的三位当事人，在各自的情境里讲述对这同一段往事的不同记忆。在叶粒，她不明白为什么刘春吻了她之后便远远躲开了；在刘春，他也弄不清楚约的是季小季为何来的是叶粒。小说行至第3部分，才让关键性的季小季，解开了前两种记忆的错位扞格：是她撕下了刘春那封信“请转交季小季”的题头，在他俩之间种下了无法纠正的误会。小说的形式像《罗生门》，在各种冲突不谐的论述中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但不及《罗》复杂，且末尾作者对季小季动机的处理，过于囫囵草率。郁俊《花钿误》（短篇），以吴侬软语写时代的变迁下赵小姐的悲剧人生，故事并不出奇，胜在语言顾盼生姿。
　　
　　杨少衡的官人小说写得结实好看，一来得益于叙述结构：开篇直截了当地摆出冲突，既铆上了劲又吊足了读者胃口，其后就像扎麻花辫儿一样，灵活地运用插叙将往日原委和现下矛盾绞得紧紧实实、波澜迭起，小说因此丰满而紧凑，有股一贯而下的力道；二来则得益于作者本人多年的基层官场经验：虽然杨少衡的文字质朴、节制得有些直楞，但他仍能凭借经验将那些指东打西、机锋暗藏的对话以及危机四伏、惊心动魄的场面，做得饱满、生动、细节处服服帖帖。6期头条《合水渡》（中篇）也不例外，只是这回写的是副县长刘克服，与合水渡边因公平问题素有嫌隙的大、小社的纠葛。杨少衡将两村间几场关乎人命的风波叙述得张弛有致、着实精彩，由风波连带起的官员间或微妙或紧张的关系也点得清楚明白，而面对着上、下两面的压力，刘克服不计较个人得失、临危受命，成功地解决了一连串棘手问题，于是一个敢于担待、对民有心的官员形象也便呼之欲出。不可否认，小说一如既往地好看，只是这好看来得太熟门熟路。同《多来米骨牌》（《人民文学》2008年第1期）、《啤酒箱事件》（《人民文学》2008年第10期）等放在一起，它们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这个模子不仅包括叙述结构，还包括多被论及的作者立场、专事讲述少有描写的手法等，小说的新鲜也就只能取决于被述内容或者说经验的新鲜与否、新鲜到何种程度了。因而读来总还有对作者的不满足，按既有路数将小说写漂亮当然可贵，如果能在叙事上多做探索、求新求变当更好吧。

　　方格子的《和我跳舞》（短篇），写一家三个女人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比较起两个女儿的“眼里不容沙子”，不是频繁离婚就是与丈夫冷战、也因此身心俱累，妈妈童千媚却深知婚姻的门道，把对昔日情人的爱恋深埋于心，对丈夫一时的出轨也难得糊涂，只在精致的小菜、认真的针黹中将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安分稳定、长长久久。和这些或剧烈或沉默地与婚姻较着劲的女人不同，紫罗衣的《夜奔的桥》（短篇），则写了那些因不同的心伤陷溺于一夜情、不敢奢言爱情、也无力追寻爱情的可怜人。两篇小说都用力于情感世界，但做得都不够熨帖，感情的细微幽深处，并不是刻意的含混叙述能够抵达、能够呈示的。鬼金《金色的麦子》（短篇），以繁复的比喻来放大背井离乡的女人、在城市用肉身讨生活的痛苦心迹。这心迹已经很旧了，再加上那些虚胖的、没什么分量、没什么穿透力的比喻，整个小说便更形容憔悴、毫无精气神儿。至于陈丹的《腹语者》（短篇），杜撰得实在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
　　
　　《上海文学》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上海文学》2009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西湖》

　　陈思

    2009年夏天的《山花》与《西湖》终于让人满意。第6期《山花》打造了“中篇小说专号”，黄咏梅的《鲍鱼师傅》位列其中，技高一筹。新锐方面，《西湖》第5期推出了文珍的“小说二题”，也有看点。本期总体质量尽管未有大幅提高，但某些作者与作品的出现，还是让这个夏季不至太过沉闷。

　　《山花》第六期推出“中篇小说专号”，成为本刊本期最大的动作。在这七部质量参差的中篇作品中，黄咏梅的《鲍鱼师傅》最为出挑。小说以“鲍鱼”之意的前后照应与反转来切题，算是有所用心；作品对底层的同情与批判也没有泛滥为热血冲荡的“檄文”或者凝固为冷冰冰的学术“论文”，而依然以文学反讽保持了批判的力度与灵活性。但对于本篇来说，技术是否齐整并不最为重要。最重要的是，作者能够将主流叙述、甚至底层叙事中渲染的“企业文化”、“个人奋斗”背后被遮蔽的残酷性撕裂出来。

　　内地打工仔鲍师傅在广东做保洁工作，尽管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高尚职业”，他却始终以职业精神来兢兢业业地应对。女工都愿意与之搭档的他，被称为保洁界的“奇葩”，拥有“特权”在保洁时听音乐、管音响，甚至还与雇主骆生有了貌似超阶层的“友谊”。一旦读者与鲍师傅一起飘飘欲仙、忘乎所以之时，小说家的“心狠手辣”就图穷匕见。随着一次看似意外实则必然的强奸案，隐隐掩蔽在商业伦理与道德伦理、主人与客人（广东人与外地人）、主子与雇员（骆生与鲍师傅、小蔡，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残酷等级关系，终于显山露水。原来，底层的微薄的个人奋斗永远无法消弭钢筋混凝土铸就的社会等级。施暴者骆生的收买、公司的无情、受害者小蔡的妥协、同事的猜忌与谣言不期而至，使要和骆生“斗争到底”的鲍师傅败走麦城。外号“鲍鱼师傅”的鲍师傅发现，自己从“金贵”的鲍鱼变成“低贱”的代名词只在一夜之间。甚至，自己从来就没有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摆脱过“低贱”。小说结尾处，先知先觉的鲍师傅因理想的幻灭而发出绝望的大笑，在这前景之后，则是愚昧无知的交头接耳的女工们构成的大背景。灰蒙蒙的大背景影射着无名的底层大众，让读者与鲍师傅一同对未来丧失了希望。

　　常识上，“个人奋斗”的乌托邦想象具有某种消极意义——它有可能被收编为主流意识形态甚至与之共谋的学院话语用以整合社会结构的话语工具。从结尾倒读回去，整部小说都在以反讽性的叙事向读者昭示了这种“个人奋斗”的神话从建立到破灭的全过程。“个人奋斗”的代表鲍师傅真心信仰并实践着这套话语，企图依靠奋斗摆脱现实的阶层地位，然而这一“神话”（Myth, 或曰“迷思”）终究要在森严的阶级壁垒面前撞碎。读完全篇，当然会有读者还会进一步对作者发问：揭穿“底层奋斗”的神话，是对底层的启蒙还是对基本心灵抚慰的取消？叙事者若隐若现的启蒙者姿态与对底层的批判视野，会否带来新一轮的遮蔽？但是，无论答案如何，剩余的工作都该交付给理论家。至少，在她切入了现实的深层本相，并展示了对残酷现状的抽象提炼能力之后，小说家的任务已经完成。

　　王祥夫的《寻死无门》同样观照底层的生存困境，却让人感觉与第一手的现实隔了一层。小说叙述肝癌晚期的下岗工人刘小富催债未果，为了家人在自己过世后的生活，他开始了一系列包括卖肾和故意制造车祸的荒唐行动，可是永远“寻死无门”。一次失败，诱发下一次更异想天开的寻死行动，小说由此制造了“行动—失败——再行动”的故事序列。小说叙述的节奏不仅较快，而且均匀。本篇的特点正是人物在接踵而至的事件中行为的层递感。但是，高速及匀速叙事节奏的问题在于缺乏有血有肉的细节。“慢不下来”的问题对于卖肾或者是制造车祸这类奇观化事件尤为严重。因为没有独具匠心或耐心的艺术处理，小说后半部将会越发丧失基本的现实感。

　　本期其它作品都有所不如。黑丰的《白棺》，在革命时代欺男霸女的乡村恶霸帑强奸了婕儿母女，遭到婕的兄弟禾的报复。杀掉帑的究竟是禾的弹弓或是他饲养的青牛，是小说始终未解的谜团。叙事人利用各个人物的“幻视”来穿插、补叙情节：未来的事件可以随意闯入现在，以至于人物置身于快速切换的蒙太奇式的场景中，给读者的理解力提出了挑战。但由于作家的历史观和历史感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因此本篇依然不过是“先锋”技巧的练笔之作。陈家桥的《海滩》，叙述者兼主人公江文对追求者顾霏道出了自己即将在海边殉情的原因：他曾与弟弟同时爱上一个女人——丽丽，不愿因女人而破坏兄弟感情的他们，竟然在海边将她联手杀害。江文对此始终无法释怀，只能以死解脱。在这样缺乏想象力的爱情、贫弱的细节外加牵强的凶杀逻辑之外，小说还安排了零余者般的大段絮叨，其自恋自怜的姿态终于彻底凉透读者的心。海宽的《偏离》叙述中年危机的“我”因看到好友费平及儿子的同学因压力过大得了精神病而幡然醒悟的全过程。无论对中年危机的理解或者关于“平常心”的议论，都流于表面。周如钢在《枪手》中讲述局长的枪手鲁小瓜替局长勾引良家女子青芝，谁知“玩火自焚”，爱上青芝的他在几乎断送前程之后还彻底赔上了小命。轻飘飘的叙事配上轻飘飘的“爱情”，使主人公的心痛甚至死亡都引不来任何唏嘘。张锐强的《屠夫·少年·狗》仅停留在对因果业报的反复宣谕，尽管作者塞进了屠夫炫技、乡村求子、石碑显灵等芜杂的细节，却难掩思想的贫弱。

　　回过头再说质量较弱的第5期。

　　 “回应经典”栏目，刘庆邦的《美发》（短篇）紧随着近年来小煤窑话题的深入，意在触及国有煤矿倒闭之后待岗工人的尊严与生计之间的紧张关系。少白头的中年工人胡建敏拒不接受妻子的建议去染发，这一荒唐执拗的想法令他在招工时被当作老人而与工作屡次失之交臂。或许作者过分急迫地想从这么一件小事中借题发挥，于是主人公一见到“油菜花”、“小蜜蜂”、“流浪狗”、“烂白菜”，就必然见景抒情地发出直白而肤浅的议论。尽管这一切有些烦人，但是如若坚持读到最后，当我们看到主人公胡建敏选择剃光头而依然不染发时，这种“留发不留头”的决绝与始终坚守的尊严依然具有一定的力量。

　　“先锋之旅”栏目刊发了墨白的《尖叫的碎片》（中篇）。“我”以写小说为名，向江嫄讲述了“我/陈承”、雪青与张东风三人之间“真实”的多角关系。雪青与“我”青梅竹马，而她与张东风则臭味相投、由恩而爱，最后在婚后又分道扬镳。叙述场景在豪华游船、情调小店、浪漫海滩、富贵庄园等空间中移位，故事的讲述者在这三者之间切换，中间穿插了“我”对混血儿雪青的童年记忆、雪青与张东风的入狱经过、“我”与江嫄的暧昧情爱关系以及张东风的谋杀嫌疑与离奇车祸。情节虽然芜杂，其实并不难解，所谓的“玄虚”，也都只是“故弄”。作者在叙述上花了力气，然而“叙事空缺”只是不负责任地应用于一起谋杀案的悬念设计，视点的切换亦难有深意。此外，本篇一开始就让“小说”提早退出舞台，让位于更“真实”的见闻录，这也让读者看不到预期中的“我写的小说”（虚构）与“我经历的现实”之间的交相辉映。花哨的“先锋”软件之下，笨重地奔跑着一块追求故事统一性的“传统”芯片。充其量，这不过是一部加了官员贪污、小资炫富、凶杀悬疑等时尚元素的不够看点的都市言情剧而已。

　　周洁茹的《幸福》（短篇）领衔本期的“都市书写”栏目。小说从“我”陪人流术后感染的毛毛一起向充满骗局的“明星女子医院”交涉写起，中间倒叙毛毛与魏斌、景鹏之间混乱不堪的情史。小说是对“傻傻的幸福”这一说法的最大嘲弄：轻信、马虎、任性的傻女孩毛毛毫不怜惜地抛弃了魏斌，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花言巧语的景鹏搅和在一起，从此与“幸福”背道而驰，最后莫名怀孕，在堕落与屈辱的循环中越陷越深。尽管小说结构简单，“女人傻子男人骗子”的结论也不高明，但本篇确实在正面处理当代男女的某种真实乱象，并给出了自圆其说的解释。

　　 “遮蔽与发现”栏目在消失四个月后重出江湖。洁尘的短篇《你什么时候搬出去》显得中规中矩，只是稍嫌平淡。一次醉后，女主人公游波邀请暗恋多年的方舟暂住自己家中，谁知她曾经的单方面好感，也因方舟从幻想走进现实而迅速耗损，最终荡然无存。女主人公彻底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外在世界的方舟并没有做出任何刺激她的实质举动。这么说来，小说只安排了一个单一的动力源：无论邀请方舟搬入或者迁出，无论暧昧的喜欢还是难以忍受的厌恶，无论冲动的邀请或者其后的懊悔，都只是她个人情绪的无常反复。唯一的问题在于，如果叙事人或主人公的内在情绪不够饱满，小说单一的动力源就显得单薄。

　　《西湖》在2009年第5期推荐了新锐文珍的“小说二题”。从直观的角度看，她的特点在于高度封闭的限制视角以及精巧的结尾设计。《第八日》（中篇）将读者带进了失眠八天的顾采采的内心城堡。难以成眠的女主人公在床上回忆从童年、大学到工作的一次次创伤体验。毫无人世生存能力的纯净脆弱的她，被周遭市侩、庸俗、无情的人潮冲击得跌跌撞撞乃至彻底崩溃。她又如此软弱，甚至没有勇气轻生，唯有在危险的过山车上才能够以幻想死亡的方式聊以自慰。尽管仍然以情绪为单一的推进器，本篇的优点在于充分鼓噪起腼腆敏感的失眠症者的内心暗涌，这些蜂拥而来的斑驳、缭乱的记忆与焦躁、绝望的思绪推着人物往死亡的方向前进。尽管从搬家、失恋到失眠的线性序列有数学公式的嫌疑，也就是说作者刻意安排的一次强过一次的对人世的厌弃因过分严整而稍嫌匠气，但小说的结局设计彻底使作品上了一个台阶。在经历了现实一次又一次越发激烈的震荡过后，在最为震荡、刺激、喧嚣的过山车上，主人公忽然找到了苦寻不着的静谧。她决意轻生之时，却峰回路转地在轰隆隆的过山车上陷入甜美的睡眠。廉价的死亡并没有如期而至，小说也就没有因过分讲求逻辑而落入“失恋-失眠-失生”的必然圈套。作者才华的爆发不算晚，至少这一跳脱的结局既完成了对人物生命的救赎，又同样完成了对小说本身的挽救。

　　短篇其实是作者的强项。相比前者因战战兢兢表现出来的滞重，《北京爱情故事》（短篇）游刃有余地展开了作者对内心世界的微雕术。孤独而又自觉可耻的“他”，与有夫之妇“她”之间发生了若有若无的心灵感应。“猜心”的游戏必然要求“悬念”，因此最适合封闭的限知视角。随着叙事的进行，“他”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懵懂、邂逅、猜疑、试探、表白与逃遁，来形成对“她”的一波又一波乏力的情感攻势。她的迟疑与沉默，反过来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感。当然，无论小说的过程如何天花乱坠，最后还需一锤定音。如果说上一篇凭借神来之笔的结局拯救了小说，那么本篇的结尾虽然同样精彩，却更符合逻辑惯例。在主人公行将黯然远遁的时刻，“她”忽然转守为攻，原来早已芳心暗许。这时候读者才会醒悟，原来“猜心”的结局必然是“默契”。就这一点而言，过分倚赖结尾设计也是一把双刃剑：同样是高度的戏剧性和峰回路转，不幸的是，这一次小说距离一般言情剧近了一点。

　　《西湖》2009年第6期的“新锐”徐奕玲带来一部中篇《余情》。年过三十的大龄未婚女藤之曼一面忍受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哥嫂之间的婚姻危机、来自母亲及妮娜妈的相亲压力，还要承担同事的尔虞我诈带来的不如意。她在遭逢当年的初恋男友郝炎时忍不住旧情复燃，最终，因为郝炎的原形毕露，之曼在投怀送抱的时刻悬崖勒马，她的目光也终于投向身边的另一男性乔治。相比上一期“新锐”文珍，本篇作者并不单以女主人公强烈的情绪来充塞文本，而是试图采用繁多的人物关系与丰富的事件的“综合推进器”来推动“余情”的死灰复燃与重归寂灭。不幸的是，推进器看似庞大，可是热闹有余、效力有限。由于本篇小说对都市人际的贪多务杂，也由于这些未整合的繁杂“卫星事件”与“余情”主线之间的游离，使得小说主线依然缺乏强力的推动。缺乏推进的结果是作者没有将“余”情自身生长、延展、翻腾的独特逻辑演绎出来。最终，无论是“日常琐事”或者借此烘托的美好的旧日之情都将流于表面化与程式化。
　　《山花》2009年第6期推荐篇目：黄咏梅《鲍鱼师傅》（中篇）
　　《西湖》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文珍《第八日》（中篇）

　　看《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徐勇
　　　　　　　　　　　　　　　　　　　　　　　　　　　　　　　　　
　　在第5期《小说选刊》中，所选短篇大部分水平一般。范小青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作家》，2009年第4期）虽构思奇特但在叙述及情节营造上却很平淡，其虽为小说倒更似散文。小说以“名片”为切入点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随着社会的发展，名片日见其多，人与人之间却日见疏远，各种名片纷至杳来，这让人们难免困惑：当一个社会变得要靠名片来维系和组织时，人们是应该记住这不尽的符号还是其背后的个体？这篇小说无疑寄托了作者深广的忧虑，但这种忧虑往往显得过于直露，并不能有效地化为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可见，对像范小青那样写作经验丰富的作家而言，如何在叙述和讲述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仍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对作者凌吉而言也复如此。其小说《辫子》（《广西文学》，2009年第4期）中“辫子”的形象也更似一个符号和象征。无父无母的秧子在村里受尽侮辱和欺凌，他把辫子作为自卫的武器；而在他模糊的意识中，辫子更是他对母亲的记忆和想念。本想把秧子带走的母亲拗不过奶奶的要求，最终改嫁他乡；而老太太费尽心机保住自家的种子，结果却造成他的痴傻，尔后在毫无希望之下，老太太竟又狠心弃他而不顾，终于导致溺水而死。秧子以辫子为武器，最终又因辫子而丧生，在叙述者眼里“辫子”更像“鞭子”，不断敲打人们的心灵，直指人类的劣根：村民的猥琐，小孩的顽恶及奶奶的卑微都在其中被放大显形，“辫子”被赋予太多内涵，反而使得其原本所具有的生活实感和温情被掩盖。而当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国民性主题被再次提及时，如何提供更多更新鲜的生活经验及思考，或许是作者们更应该注意的问题。另外如中跃的《中国式碰撞》（《雨花》，2009年第4期），则写出了现代版的“秀才碰到兵”的故事。小说略显舒缓的叙述节奏使得本极具戏剧性的结构终只能成为对一事件殊无张力的陈述。而至于像姜贻斌的《古祠堂》（《红岩》，2009年第4期），其仍旧在重复亘古的走向城市的悲剧，更像一篇对人生之梦的记录，生活感明显不足。

　　与第5期相比，第6期《小说选刊》所选小说水平普遍较高。

　　神农架山区似乎是陈应松取之不尽的写作源泉，其中篇《巨兽》（《芙蓉》，2009年第3期）仍旧以此为题材。小说叙述了在饿老婆山附近因一只怪兽出没而引起的一连串诡异事件。深受侵扰的村民于是在村长和福的带领下开始了与巨兽的斗争，但吊诡的是，巨兽自始至终并没有出现，而村民则在这种无望的恐惧中几近崩溃，最后村长不惜以自己唯一的儿子做诱饵，结果却阴差阳错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牺牲了儿子仍一无所获。

　　与作者前此引起较大反响的《马嘶岭血案》等作相比，这篇作品其意显然不在于书写极端苦难，其取自传说等因素使得小说自始至终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之中，但若以为这只是在叙述一个传说，则是小觑了作者。表面看来，小说中悲剧的接二连三显然都是那神秘的巨兽所致，但细读之后便发现，这些悲剧的发生又都与深山与外界的隔绝及贫瘠有莫大的关系，一场山洪致使通往外界的简易公路毁于一旦，于是有了放学回家绕行的皮小安误入老林而丧命；而村长来福也为了要重修那条通往外界的生命线，使尽各种方法，最后不慎搭上爱之如命的儿子。苦难（或贫瘠）和对苦难的抗争在这里仍是制约小说叙述的决定因素，但这种抗争却是以人与兽之间的方式进行，巨兽一直若隐若现，这种抗争最终只徒具形式，其反讽和荒诞味十足。作者曾把写作当成对自我“吞噬”或“啃噬”的过程（《深山中的巨兽》），这于作者的立意可能如此，就小说的效果而言，却未必然。小说虽以神秘贯穿始终，但其终只能游离于文本之上，并没有成为推动情节演进的力量，其与小说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感之间始终若即若离，从这点看，小说显然缺乏足够的凝聚力。

　　与《巨兽》给人以疼痛感不同的是，吴克敬的中篇《羞涩的火焰》（《安徽文学》，2009年第5期）则让人充满了遐想。小说叙述了现代都市中一对男女因“偶遇”而产生纯洁爱情的故事。许桃子因家庭贫困而从山村来到城市，但她并没有被现代都市的无序和混杂所染，其虽从事三陪之类的职业，却仍保有一颗纯洁的心灵；同样，崔文化虽曾因误伤他人而做过几年监狱，但其内心仍有某种坚守，并不为世俗所动。这是两颗卑微但坚强的灵魂，他们为内心的某种信念而共同坚守和抵抗着，他们的爱情也在这过程中慢慢成熟。但这注定了是没有结果的守望和现代的童话，社会的无形的力量始终制约他们，最终把他们推向了不归路。这篇小说构思独特之处在于，其以人间日见其少的“羞涩”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和推动小说情节的力量，这对男女在“羞涩的火焰”中产生感情，最终又在浓浓的火焰中完成人生的涅磐——许桃子为救火而陨身火海。稍显不足的是，小说虽在寓意及构思上大下功夫，但对人物内心的发掘明显不够，人物往往成为一种理念或符号，这或许也是现代童话体小说的局限所致，怪不得作者。

　　在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老作家铁凝在近期有明显复出的迹象。自前不久推出短篇《咳嗽天鹅》和《伊琳娜的礼帽》以后，《长城》2009年第3期又发表了她的短篇《风度》。此篇仍旧延续了作者前此小说的风格，细致、温馨和宽容仍旧是进入铁凝小说的钥匙，但与前述两篇不同的是，这篇小说没有叙述那种从怨恨到宽容的转变，而是直接以之起笔，因而相比之下更见作者叙述的细密和体贴入微。小说从程秀蕊的角度叙述了一场宴会及其勾起的对往事的追忆。不堪的历史（“文革”）在叙述者的回忆中只成为对人生风度的记忆和追求，而这种风度却只在某个瞬间闪现，其“安详静谧”、“洁白纯真”，难以言传但又实实在在，显然与那种剑拔弩张的大历史及尖刻的人生体验相距甚远，无怪乎叙述者念兹在兹而又难以靠近，但话又说回，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近期的小说创作所一直追求的境界和风格呢？

　　此外，本期另外几个短篇也很值得玩味。季栋梁的《吼夜》（《朔方》，2009年第6期）很见作者的用心之深。巧红白天的躁动并非仅仅为了年幼的爱子，其略带强迫症状的尿急原来是另有牵挂——奶水不足的朋友冬儿的婴儿，而这一切又似乎导源于原本为好友的两人的丈夫间的矛盾，篇末，这些矛盾都在那“吼夜”的歌声和无声的友谊中纷纷化解。此外，笛安的《宇宙》（《最小说》，2009年4月号）则写出了一个独生女的明澈的寂寞。与其说小说通过叙述者“我”想象出一个哥哥的存在，不如说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使得“我”宁愿回到内心世界，而正是这种“向内转”，使“我”突然间彻悟到原来“虚空”和“无限”才是宇宙间真正的“永恒”。这或许是笛安一直以来所心向往之的境界，与其前此的小说显然有一脉相承之处，但问题也正在于，其小说美则美亦，亦充满机趣，但总觉缺少点什么，作者对人生虽有彻悟，但多少显得体验和理解不足。

　　其他如陆颖墨的短篇《海军往事》（《解放军文艺》，2009年第5期）由一组小故事组成，其各个故事之间虽无联系，但对海军的感情贯穿始终，亦能视之为完篇，生活气息很浓。而牛余和的短篇《天明时分》（《草原》，2009年第6期），作者虽想营造出某种韵味或余韵，但终只能顾此失彼，在故事的叙述上则明显留有太多“空白”。
　　
　　2009年第5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丁燕的《碎荷》（《飞天》，2009年第3期）讲述了发生在甘肃戈壁滩上一个因乱伦而家破人亡的故事。老李费了好大劲才给弟弟小李娶了一个好看的女人碎荷，这对十一间房（地名）的男人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情，男人们一个个垂涎欲滴，老李也不例外。后来在一个刮着黄风的夜晚，老李借着酒力占有了碎荷，恰好被赶回来的小李不小心看见，接着是小李的出走，尔后是老李的寻找，于是便上演了一场因乱伦杀害弟弟的惨事。但就是这样一个冬日多雪风大的戈壁，也是掩埋和清理罪恶的“福地”，老李因此顺利逃过了种种事发的可能，但纸终于包不住火，当一切真相大白时，碎荷不忍告发，却被噶蛋妈无意间听到，后者竟于一怒之下手刃了丈夫，她自己也在一次翻车事件中离奇死亡。从作者自述来看，小说似乎是想写出碎荷的顽强和抗争，她“固执地活了下来”，这“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证明”（《胁迫中的写作》），但到底是什么抗争和证明呢？这一切都是因缘巧合，但就是这些巧合演变成一个家庭的毁灭，其因都是那可恶的欲望和人性的弱点，除此之外，就是极恶劣的环境和这种环境下人力的渺小。小说本想突出刻画碎荷的形象，但其终究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好看而善良的女人，反不及老李及其他形象来得血肉丰满。

　　第6期中，两个中篇如李浩的《牛朗的织女》（《滇池》，2009年第4期）和戴雁军的《谁是我的替身》（《啄木鸟》，2009年第5期）都能给读者以新的阅读体验。李浩向来以小说实验见长，此时却突然转向，转而开始经营起对“故事”和“生活的、原生的汁液”的追求（《我说，或者我说》），对这种转向，或许其实验意义要大于其文本所蕴含的价值。小说以谐音牛朗——牛郎为端讲述了“文革”时代性欲极端压抑而荒唐的故事。革命的激情反不若难以兑现的黄梅戏《天仙配》的演出对久不见女人的挖河工的激励，而牛朗因与牛郎一字之差也竟日做着与织女同台演出的美梦，但这些终究只是一种动员，与革命的动员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结果演出未能如期，牛朗却因之几乎酿成千古恨。无疑，这种以谐音敷衍一个荒唐而真实的故事，确能让人耳目一新，但作者并没有放弃对小说实验的追求，其于叙述中不时暴露限制性叙述角度的尝试，使得小说的真实感受到一定限制，而作者有意追求生活质感的努力，又让本可以更加戏剧化的叙述流于琐碎平淡，看来，作者并没有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很好的平衡，而如果做不到这点，对李浩来说，其转向能否成功就很值得怀疑了。相对前者，戴雁军的小说更能在生活体验上给人以触动。近期以来，关于替考或替名的事情时有曝光，但被叙述成文字的却不多见，小说《谁是我的替身》显然是一个尝试。小说叙述了一个农村民办教师在转公办考试中被人莫名其妙顶替的故事。文菊因结婚要重办身份证，这才发现自己的户口已被迁走，那么她是谁？于是便有了漫长的寻找过程，而通过这寻找，她逐渐发现原来6年前替代自己的竟是自己前男友的妻子。生活竟如此荒诞！据作者自述，其本意是想写出文菊的“不可放弃”和“与命运抗争”（《不可放弃》），文菊历经周折和坎坷，眼看无果而返时，帮助她的竟是与她无关的高人，生活的戏剧性于此显然被无限夸张，这是否一种对生活的简化？作者想写出这种抗争，其结果却如反腐小说一般，真相大白，坏人遭到惩罚。文菊呢，最后却选择了放弃，原来，自己这些年所苦苦追寻的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反不若一个真心的男人来得重要。小说对文菊内心细微变化有很好的把握，但在表现文菊的内心抗争和外在的压迫时始终摇摆不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说的进一步推进。

　　在这一期中，短篇小说精选一组很有份量。裘山山的《脚背》（洪治纲编《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以中产阶级严立成的角度叙述了妻子初学开车而惹来小小车祸的经过。这篇小说十分老道的地方在于，其表面上写中产阶级的谨小慎微，其实是另有所指。从事故发生到最终的解决，读者在为主人公担心之余，都以为那个被扎伤脚背的小个子男人会趁机狠狠敲诈；而其不停地唠叨如何赚钱及顾左右而言其他，结果却只是为了那医药费之外的区区两百块的补偿，真可谓费尽心机！读到这里不禁让人心酸！而底层民众那朴实、卑微和乐观的精神状态也在这短短不到八千字的叙述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乔叶的《良宵》（人民文学出版社编《2008年短篇小说》）同样是写底层的苦乐悲酸，所不同的是，这篇采用了正面描写的方法叙述了一个洗浴中心搓澡女工的经历。丈夫遗弃，儿子难管，又逢下岗，似乎一切不幸都降临到这个没有名姓的“她”身上，但她并没有消沉，反在这略显卑微的工作当中慢慢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和尊严；而就在这时竟遇到前夫的妻子，她的顾客和敌人，各种辛酸苦辣和委屈一齐涌来，是要报复还是……，各种念头在她头脑中飞转，但当她发现还拿着这位顾客的手镯时，竟只能使出全身的力量喊出一声长长的“唉”！细致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人物内心的准确把握在小说中有相当好的表现，读后让人心有大的触动。另外如王手的《照片》（洪治纲编《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相对而言要显得逊色很多，其通过对比写出了两个女性，无非是想告诉读者聪明者未必聪明，可笑者未必都可笑，显然缺少丰厚的生活枝叶的衬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