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於可训：新中国历史的一个文学侧面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於可训
2012-09-29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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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土地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但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农民才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近30年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又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文学中都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新中国60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作为中国农民实现土地梦想的第一步，采用革命手段，改变农村固有的土地关系，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主体内容。虽然这期间直接反映农村土地革命斗争的作品并不多见，但农民因土地问题而蒙受的苦难，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以及因此而萌发的革命斗争的激情和意志，却受到了这期间的文学，尤其是左翼革命作家的密切关注，并作为整体的革命文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进入了读者的观照视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围绕农村的土地关系展开的减租减息斗争和与之相关的民主改革，就直接成了一种新方向上的文学题材和主题。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创作，较有代表性。进一步的发展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老区进行的土改斗争，在丁玲、周立波等作家笔下，得到了直接的正面的反映。他们通过文学的形式，第一次把中国农民为实现土地梦想而进行的斗争及其胜利的结果，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期间的土改小说也因此成了反映中国农村土地关系变动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一

　　新中国文学对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描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特殊重要的题材和主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在这类被称为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经历了更为复杂的纠葛，也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农民刚刚从土改斗争中所得到的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世世代代所传承的私有制观念(包括个体观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一场更为深刻也更加艰难的历史蜕变，这期间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和中国农民在这期间所经历的艰难蜕变的心路历程。

　　从土改到合作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由于劳力和生产资料的匮乏，一部分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因为无力耕种，只好忍痛出卖。买卖土地现象的出现，使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又开始出现了新的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李準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所写的，就是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中国农村所特有的一种尴尬状况。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改变这种尴尬状况，可能的选择只有组织起来，走集体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围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展开的。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因而也就由土改小说的“分田分地真忙”(毛泽东词)，一变而为“入组(互助组)入社真忙”；岂止是“忙”，相对于“分田分地”的土改主要是针对地主阶级的对敌斗争来说，合作化运动因为要从根本上改变私有制度和个体经济，更多涉及到人民内部的问题，尤其是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所展开的各种利益和观念的矛盾与斗争，是合作化小说所特有的一种时代特征。

　　在这类小说中，一般存在着纵横交叉的两种情节模式：纵向的情节，是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或全部或阶段性的历史过程；横向的情节主要是展现在这场运动中，农村各阶级、阶层人们的态度和表现。这两种情节模式，都与土地问题有关，或以土地问题为中心，集中讲述的是从土改到合作化，农民的土地得而复“失”的过程，以及与这个过程相关联、在这个过程中，因对待合作化的态度和表现而引发的诸多家庭矛盾、情感纠葛和思想斗争等等。这个过程虽然是从私有到公有，并非真的丧失了对土地的拥有权，但对于老一代的中国农民来说，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了凭借劳动在自家的土地上个人发家致富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正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于土地的隐秘愿望。这种愿望的破灭，造成了他们内心的痛苦，也是他们对合作化运动产生抵触情绪，暂时跟不上时代的主要原因。被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全过程的史诗性作品《创业史》，其中的一个人物梁三老汉，就集中反映了老一代中国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这种心态。这样的人物形象，和他们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在当时的作品中，是作为落后的或保守的倾向看待的。但正是这种看似落后、保守的倾向，却代表了老一代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因而在艺术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像这类作品中所有带有落后或保守倾向的老一代中国农民一样，梁三老汉最终毕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虽然是大势所趋，有时代潮流的影响，有党的方针政策的感召，和他的儿子梁生宝这样的带头人的推动，但他所亲眼目睹的事实：在土地从私有到公有、生产方式由个体到集体的变化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却让他不能不承认，合作化或许真的是中国农民最终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一条必由之路。像梁三老汉一样，在这类作品中，老一代农民的思想转变，最后的决定因素，往往不是这样那样的道理和虚言，而是铁一般的事实，即合作化在各方面显示出来的优越性。

　　从另一个方面，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梁生宝们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虽然这条道路，对梁生宝们来说，还只是一种抽象的革命理念和朦胧的理想前景，但在坚执这种信念、追逐这种理想的过程中，他们却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和经验。土地这个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梁生宝这一代新式农民眼里，第一次获得了谋取生存资料和个人财富之外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关乎一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同时还关乎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牺牲的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一个理想目标的实现。这是老一代中国农民所不曾有过的对土地的一种认识和经验，也是两代中国农民对土地不同的感情和诉求。后起的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尤其是60年代以后的作品，虽然因为当时的政治影响，人为地放大了附着在土地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意义，远离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直接的感性经验，但从总体上说，新老两代农民，包括其中诸多复杂的个体对土地的经验、感情和诉求，无论是先进还是落后，是积极还是保守，仍然是这期间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最令人感动的部分，也是最能显示土地问题对当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作用和意义的部分。

　　二

　　经历过“文革”动乱之后，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文学，在先后迭起的表现“文革”“伤痕”、“反思”当代历史和反映现实变革的文学潮流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再次成了这期间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情节背景和话语资源。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前提，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经历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随着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不断升温，已经完全公有、“大集体”经营(“公社化”)的土地，不但没有让农民过上合作化早期预想的好日子，相反，却让农村社会陷入了一种普遍贫穷状态。“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的成熟的农村经济改革思想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革实践之后，终于让农民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好日子，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也为农村社会的更大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但这种历史的循环，又不是简单的重复，即由土地公有，回到土地私有，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行程和螺旋式上升。这期间的文学作品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诉求，因而也就不是简单的私有要求，而是希望有一种正确的政策，能够保证在土地公有的“大集体”中，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合作化小说中的土地私有或公有的问题，成了这期间的小说暴露“伤痕”、“反思”历史的主要对象。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写了一个名叫李顺大的穷苦农民，土改翻身后，立下“志愿”，要造三间屋，实现有田种、有屋住的梦想，却因为先后遭遇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终至梦想破灭，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才得梦圆。在这个故事中，李顺大不但毫无土地私有的念想，甚至连自己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也都交了公，任由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去支配。结果虽然有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结局，但那并非像梁三老汉当年所期望的、也是李顺大当初所想像的那样，通过劳动直接从土地获得应有的生活财富。可见农民一旦离开了与土地的直接的对象关系，就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这种通过政策和政治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土地关系决定农民的生活和命运的情况，在高晓声笔下的另一个名叫陈奂生的农民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陈奂生成为“漏斗户”(即“超支户”)主，并非因为他不辛勤劳动，相反，他干起活来，“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向前直穿，连碰破头都不管”。除了家大口阔，更重要的原因是长期的政策失误，阻断了农民通过劳动直接从土地获取生活资料和积累财富的通道。(参见《“漏斗户”主》)一旦政策发生了变化，同样是这个陈奂生，不但一家衣食无虞，还有余粮换取日用杂需，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参见《陈奂生上城》)可见一个正确的政治决策和开明的经济政策，不但凿通了长期以来横亘在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一道高高的厚障壁，拉近了农民与土地的距离，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依靠劳动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且也让农民的精神人格得到了一次解放，即由工具性的人变为自主的人，恰如何士光笔下一个老实巴脚的农民冯幺爸所说：“只要国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去，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怕哪样？”(参见《乡场上》)从《“漏斗户”主》，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把高晓声描写农民陈奂生的这个系列小说连缀起来，就不难看出，农村土地关系的改变，是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和命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农村新的土地关系相对稳定之后，农民依靠正确的政策的帮助，在以新的形式重新回归个体经营、自主耕种的土地上，通过辛勤劳动，不但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重建了生活的信心和做人的尊严，而且还进一步萌发了更新、更高意义上的人生追求。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写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承包一块土地种包谷，凭自己的力气还清了贷款，为已出嫁的女儿补办了一份嫁妆，了却了一桩埋藏在心底20多年的夙愿；张一弓的《黑娃照相》，写农民黑娃靠家庭副业改善了经济状况之后，从一次照相中获得的精神满足；高晓声的《水东流》写农民刘兴大一家在解决了“食”和“住”的问题之后，接下来面对的是老伴儿要“看”(电影)、女儿要“听”(收音机)、要“穿”(鞋)之类的精神和物质享受问题，如此等等。如同合作化小说一样，这些直接间接反映农民在精神情感、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方面，因改革而发生变化的作品，无一不与土地关系的变动及相关政策措施的改变相关联，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以这期间土地关系的变动及相关政策措施的改变为前提的。不同的是，合作化小说表现的是农民在土地从私有到公有的过程中，告别旧的生活形式和私有制观念的艰难，反映这期间农村经济变革的作品，表现的却是以土地公有为前提，在回归个体经营、自主耕种的过程中，脱贫致富的欢欣和对新的现代生活的憧憬。后者虽然与前者有着紧密的历史关联，但毕竟是对前者的扬弃和辩证发展，因而较之前者，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复归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和诉求。

　　三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农村经济变革，一方面是要纠正某些政策的偏颇，实现在土改和合作化时期就许下的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农民脱贫致富，增强农村经济实力，进而影响整体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农民这个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在这期间进入作家的视野，因而也就有了更为复杂多样的价值和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陕西作家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人生》，就写到了一位名叫高加林的知识青年，因为不甘心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在黄土地上刨食过日子，而离开了家乡的土地和心爱的姑娘，到城市寻找出路和发展。虽然高加林最终还是回到了家乡的土地上重新起步，但背土离乡，渴望进城，在这期间的文学中，却成了告别落后乡村、向往现代文明的标志。这种现象，很容易令人想起另一位陕西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写到的农村青年改霞，改霞最终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当工人，虽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尤其是与梁生宝恋爱的失败，但国家工业化(即今之现代化)的召唤和新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毕竟是最初的动因和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可见，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农村经济改革，农民的背土离乡，奔向城市，都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农民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古老梦想之后，第一次把梦想的翅膀向城市的天空展开，希望把生存的根基从乡村移到城市，过上乡下人所艳羡的城里人的生活，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城里人。

　　农民对土地的情感态度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不是简单地对农耕传统的背叛，也不是盲目地趋附世界潮流，而是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到了90年代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更新的改革浪潮中，原本就在经受现代化初潮浸润的乡村社会，就被卷入了新的一轮现代化浪潮的无情冲击之中。这一轮以市场化或商品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因为金钱和交易的介入，不但改变了乡村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而且也促使众多农民纷纷离开土地，进城谋生。结果便动摇了乡村社会的根本，造成了有些学者所说的乡村社会的“溃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被命名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批作家，如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的创作，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近乎残酷的真实，反映了乡村社会在这个转型期的种种尴尬、艰难的处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土地被“开发”，愈来愈多的劳力成为“剩余”，农民背土离乡、进城务工，已不仅仅是改霞、高加林式的对一种人生理想的向往。对“侵占”土地、威胁他们生存之本的城市化进程，他们也曾有过抵抗，如贾平凹的《土门》写到的，处在城乡结合部的仁厚村村民们的抵御和抗争，但最终却不得不顺应这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放弃对脚下的生存之根的守护。结果便有更多的农民涌入城市，汇成一股“大潮”，成了一个被称为“民工”的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之后，从生活到命运，从精神到肉体，都经历了一场痛苦的蜕变。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城的灯》、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都写到了农民在飞蛾扑火似的奔向城市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心灵的扭曲和精神的变异。孙惠芬的中篇小说《民工》、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城市生活》，则进一步反映了农民在进城后艰难的生活境况和尴尬的人生遭遇。陈应松的长篇小说《到天边收割》写农民的城市理想的破灭，刘继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写进城受挫后的农民回归乡土的艰难……离开了土地的农民，不论最初抱着怎样的念想，结果是一样的，既不能很快融入城市，又不能马上回归乡土，他们不得不在城市谋生，却又无时无刻不恋着乡下的热土。在城市，他们永远是“外来者”和“陌生人”，永远处在进退维谷、身心分裂的状态。凡此种种，这期间以“民工”或“底层”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也不无欢欣和亮色，但从总体上说，所表现的却主要是农民进城后的漂泊无依和浮游无根的状态。

　　在一个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时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离开或失去土地的农民，类似进城民工的这种漂泊无依和浮游无根的状态，也许还要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状态固然给农民造成了艰难和痛苦，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从终极意义上说，现代化并非要将农民从土地上永远地驱逐出去，恰恰相反，是要应用现代管理和科学技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三农”问题已经提上中国农村改革的议事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描画一幅崭新的现代生活图景。近期不少作家的创作，也已开始涉足这个题材领域，如王建琳的长篇小说《风骚的唐白河》、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村选》等。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他们笔下，又开始演出一些新的更加动人的美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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