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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我不喜欢追求故事 这种人咱们不缺(2)

来源：文学报

2012-11-23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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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后记中，您提到在写作和构思的过程中无法找到可信的“记录体”，否则小说不会成为您展现这一年代的首选文体。这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我们所走过的路与我们所希望的似乎并不相符：我们采取了很多方式回顾过去，所回到的却往往是私人化和臆想所编织出的“伪过去”。就这意义上来说，对于历史、甚至仅仅对于几十年前重大社会事件的“再现”也成为不可能。

　　王小妮：超越政治、文学来看，所有过去了的事情，也同样只能接近，不可还原。但持续地努力地接近，对于观照今天有价值。刚刚看过一部网上流传的片子 《四平青年》(平民百姓献给2012年的吧？)，片中那些彪悍无畏的生命和《方圆四十里》是通的。

　　记者：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中，撇开那些借由这个时代背景写言情、悬疑一类的主题之外，“控诉”苦难可以说是许多作家写作的法宝，幸存者和蒙难者的姿态皆有之，但这是否就是反思？有位学者曾指出，对于“文革”，需要反思的恰好是当下——许多思维习惯和道德定势丝毫未曾改变，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盲目惶恐和对于这个时代的盲目自信同样不可靠。您如何看待？

　　王小妮：这个问题在上一条结尾已经涉及到了，“思维习惯和道德定势丝毫未曾改变”，是的，只是转换几个时尚词汇和在人民币后面加多几个0而已。这个土壤还在，比如，年轻人依旧看不到希望。

　　记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荒诞，大多数人却往往因为身处其中而觉察不出异状。身为写作者，似乎有义务撇清现实的迷雾而目向远方，但能做到这点的人少之又少。就事论事、对空谈空或胡乱揣测的情况似乎成了通往现实更大的屏障，而成了一个覆盖在真实现实上的虚构现实。同为写作者，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又该如何甄别？

　　王小妮：读者就是单纯地阅读，对于阅读的内心需求各自不同，而阅读的境界也不同，不能要求规定人人都如何阅读和理解，听凭直觉应该不会太错。我习惯了给自己写，快乐于写的过程，对读者考虑不多(今年出版的《上课记》 有点像从关注自己到关注学生的一个转变的实例文本)。

　　记者：近几年，有作家提出这样的观念：小说的时代已然过去，只有有力度的现实性、非虚构作品才能展现越加繁复的现代社会。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王小妮：对小说的不满，在于小说们不够好，不够具有提升力和穿透力，这来自现实中很多突发事件时时跳出来挑战我们的想象力。匠人的精心编织，在事件本身的摧毁面前变得孱弱虚假和无力，所以人们失望于文学。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文学自行退缩，自我定位成为“故事会”和“小清新”，文学或者就可有可无了。

　　记者：但就创作而言，我们在这方面走得并不那么顺畅。至少在近几年国内尝试对非虚构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中，题材雷同、思想性匮乏、语言粗粝的问题比比皆是，您认为其中原因在哪？在写作中怎样才能真正“进入”现实？

　　王小妮：这是写作者的问题，你本身的想法、洞见力都没到，你进入的不是真现实，只是无关创造力的另一种虚构而已。

　　记者：读您的诗作时，许多篇章总让我想到不久前去世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她一生珍视诗人对于周遭世界所持的“我不知道”态度，并认为由此引发的疑问、思考和判断，对自我以及周遭现实的不满所带来的种种尝试，以及语言对于既定世界的反叛，才造就了伟大的诗作和诗人。在一个访谈中，您曾提及诗是对语言、情感和意义等多重现实的背叛，这二者是否有相似的内涵？

　　王小妮：不使用新鲜语言，发现新感动，就没有诗，这是常识，而刚被发现的语言和感受必然带有对既定格局的深深怀疑或颠覆，不然也没有诗，所以，应该把这个看成“诗的本能”吧。

　　记者：在您许多作品中，“我看见”似乎是一个颇为常见的书写立场，您选择旁观者的立场，原封不动呈现生活中真实的痛感，让他人去加以评判。而在 《上课记》中，成为老师的您在观察的同时自己也身处其中，并试图做出努力来扭转这种由社会、教育机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公，但您也清楚这并非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这几年的教师生涯，是否对您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影响？

　　王小妮：做八年老师，心变软了，比过去宽厚温和，能更耐心地倾听理解别人。但是很疲惫，和独自写作相比，心不断地被搅动，变得常常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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