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有关诗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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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写诗时，听的最多的话是老师和诗兄们的告诫：写诗第一要点是要深入生活，第二要点还是深入生活。我们去工厂、下农村，了解到药片怎样在机器的轰鸣中装入药瓶，观察到了蒲公英被风吹散的样子……当时认为这就是深入生活了。现在想来，这些常识不过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对事物的描述，而并非是深入了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渐渐明白了，生活并不是你能够强行深入的。你当有足够的耐心等候着它去打磨你、煅造你。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靠激情写诗似乎成为过去时，更多的是靠经验来完成一首诗，这时，你所经历的、你所理解的生活才渐渐向你显露。 看到美国诗人常在文章里面叫屈：美国的新诗传统不过几百年。他们纷纷感到遗憾。而中国的新诗发展却不过一百年，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具备新诗的传统，我们所有的新诗资源无一例外是嫁接而来的。加上又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几十年的时间新诗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打开国门后，各种主义，各种流派一股脑涌进来，让人不免眼花缭乱。什么是好诗的标准？这是个目前仍无法说清的问题，诗人、诗评家们各执一词，同一首诗出现了多种解读方式。而我们的读者呢，也不知谁说的权威，反正谁说的也都有点道理， 在一个没有新诗传承的国家，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传统标志呢？诗人惠特曼说过一段话我十分认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来说，只有当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体现在创造性的诗中，它的完整性与成就伟大的标志才显示出来。” 而能够代表我们中国一切的又是什么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诗人们变幻无穷的诗篇让读者们一头雾水，有人问我，难道诗人们就是为了读者写作？当然不。当一个诗人为了取悦读者而写时，那么他的写作动机是值得怀疑的。诗人写诗只是在提取这个世界美的精华，他在向事物的本质说话。如果读者们很容易读懂、很容易理解，那么诗歌艺术也就不能称其为“艺术”了。 我认识一位俄罗斯朋友，她的职业是护士，做为交换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我问起了俄罗斯的几位诗人，她甚至张口能背出他们的诗篇。她用俄语背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能感受到她的语气中有一种庄严神圣的力量。不仅如此，她还能背出李白《静夜思》和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太深”。我问她是不是也写诗，她惊异地看着我说，写诗？不，那是诗人的事情，我只是一个读者。 有趣的是，我同样也认识一位中国护士，闲聊时谈了几句诗，我问她中国的诗人你知道哪些？她想了半天，说李白、杜甫、白居易，再加上汪国真、席慕容。接着她一脸不屑地说，现在的诗人大多是神经病。我又问她平时读书不读？她说，读啊，她从包包里掏出她新买的书让我看，一本是《12星座人性攻略》，另一本是《年轻人必学的社会经验》。 这就是读者的差异。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不是吗？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悠长诗歌历史的国家，民众对诗歌的敬重、理解已足已说明问题。 在彻底物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建立、培养读者的审美能力才是诗歌繁荣的正道。 人到中年，越发感到写诗的难度，这里面既有突破自我、再造自我的挑战，也有如何建立起人与世界关系的困惑。有时阅读、旅行、体验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左右写诗的因素还在于时间和空间。一切都在变化，人们认识世界的观点也在变化，至此，人们才发现从前陶醉的一点一滴是何等的苍白无力，是何等的可笑矫情。只有纵深、纵深走到事物的底部，才可能探测到真相，才可能使诗歌具备一种庄严的力量。 这些年来，缘于对诗歌理性的热爱，我一直处于诗坛的边缘，在关注、在思考、在写作，我相信也会有一大批优秀诗人喜欢这种独立而自由的状态，寂寞是诗人的惟一可靠的朋友，它一直在清理诗人的精神结构，把那些非诗的碎片剔除，诗人与寂寞相伴，寂寞让诗人心灵干净，也是对诗人最好的回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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