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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原:李南诗歌的符号标志

  女公民:李南诗歌的符号标志

  燎原

  在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李南以她为数不算太多的诗歌,成为一位具有符号标志的诗人——亦即她对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体认:“俄罗斯广阔无垠的大地上/你跌跌绊绊/倒下又爬起/我也一样,像牲口那样/在晨光里/倔强地仰起头来”(《为什么相逢》)。把这首诗与她的《小小炊烟》《下槐镇的一天》《呼唤》综合起来,我所看到的,是一位以普通平民的视角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对由资本和权力所主宰的这个时代,所怀有的激烈的羞耻感和公义感;她用以指称阿赫玛托娃的“女公民”形像。所谓的公民,就是“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李南的公民意识指向,正是对这一享有权的强调和道义义务的承担。亦即:我必须享有国家法律规定给一位公民的所有权利,同时,我不能对国家社会空气的毒化无动于衷。在我们目睹着连诗歌都部分性地成为资本和权力的附庸的当下,李南这种女公民式的诗歌形像,尤其让人感受深刻。数年前,我曾对她的诗歌有过这样的表述:“许多出色的诗歌都让我心怀好感,但这类诗歌却应该领受敬意”(《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我现在还愿意进一步地这样表达:李南是一位能够通过自己的写作,让当代诗歌获得尊严的诗人;一位能给当代诗歌带来信誉的诗人。

  当我这样指说李南的时候,绝不仅仅因为她的这种立场姿态(我已过多地见识了将某种立场姿态戏剧化的写作),而是因为体现在她诗歌中的,与自身生存性状相吻合的切肤的真实与可信;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其精神世界饱满的反向张力:对于世俗生活的巨大热忱,将诗歌视作真理之言说的倔强与决绝。

  她热爱时尚的世俗生活:喜欢用淘宝体网上聊天,听摇滚乐,和朋友在小雨中散步,向往背包客生涯……也就是说,常人热爱的我皆热爱,或者更为热爱。这种自我角色体认中天然的“人民感”,比之往常诗歌中思想者的清教徒形象,洋溢着让人心动的世俗活力和人性本真。与此同时,她精神思想上占据的空间之广阔,则几乎让人惊讶:她读古罗马史、四福音书,触角伸及古印度阿育王、“永生流浪的以色列”,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进行私密的精神交流,关注欧洲、中东、亚洲大陆的时事风云……而横亘在这一广袤视野中的,则是这样一条主体线索:从历史宗教典籍中“寻求真理和爱”;在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动荡场景中,感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屈辱及其绝不屈服的反抗。这样的关注视野,几乎使她成了一位世界女公民;也是她内心强大、似乎要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弱者打抱不平的根源所在。

  但与这种强大形成触目反差的,是她诗歌中基调般的渺小渺茫感,无奈无助感,羞惭愧疚感。当年她那首《小小炊烟》中“那是患病的昌耀――他多么孤独啊!//而我什么也做不了。谦卑地/像小草那样难过地/低下头来”,曾让我过目难忘,而这组诗歌中的“羞愧啊!面对古老黑暗的国土/我本该像杜鹃一样啼血……”“再有一年,我就活过了曼德尔施塔姆/却没有获得那蓬勃的力量!”(《羞愧》)等等,仍然一脉相承。关于这种渺小感和愧疚感,我想它所涉及的,既是写作的伦理,还可能进入到了诗歌的本质:其一、它呈现了人类个体真实的生存处境和已经稀缺的敬畏与良知;其二、人类一切肆无忌惮、狂妄嚣张的恶行,都是源自敬畏感的丧失;其三、它来自诗人深刻而焦灼的天下情怀、正义情怀,她想为之承担的越是深广,这种渺小感与无助感就越是强烈。

  近若干年来,李南已经成了一位完全独立于诗坛之外的诗人。当众多的写作者忙于从流行技术、流行题旨中搬运经营自己的流行作品时,她显然已经解决了自己之于诗歌写作的本质问题。简单地说,她要写作有用的诗歌。而这种诗歌之用,就是对自己的精神心灵之用,对天下的公义、正义之用。

  “而我依然贫穷,但不再为此羞耻/我相信这是上帝的美意,他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八月某一天》),上帝正在不断地优化着她的精神世界,而诗歌,则是她通向上帝的秘密通道。

  2011、11、5·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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