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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音：诗人与匠人有区别
——中间代诗人访谈系列
时间：2004年5月30日
地点：北京·海淀VS广东·茂名
形式：网络
晓音
安琪：晓音好！今天北京时雨时晴的有点南方的感觉，我知道你和我一样也是从一地到一地，就让我们从地域这个话题开始吧。能告诉我们你的行踪走向吗？
晓音：安琪好！好像在网络上见到过一个诗人说你我是诗坛的两个女魔头。（笑）我是四川西昌人，从地理方位说在西南盆地的边缘。更确切的说它离云南的省会昆明比成都近。在八十年，诗人行走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那时不像现在有网络，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和外界对话，想见的好朋友可以在网络上面对面视频说话。
安琪：那么你是怎么从四川西昌出发，一路走到今天在广东茂名安下身来？
晓音：广东茂名在十六年前于我很陌生，我第一次在地图上看到茂名这个地名，是从一封陌生的来信信皮上看到的。那时我还没有把我的人生与这个词做过任何联想。我不喜欢西昌，大凉山腹地那种很边缘性的封闭让我时时刻刻想逃离。那几年西昌出了不少在中国诗坛有些影响的诗人和诗歌流派，像“非非主义”的周伦佑、蓝马、吉木狼格等。但是，除周伦佑外其他人都先后离开了西昌。那些日子我最希望我能到北京并在那里生活。199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到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1990年的北京对我太有诱惑力了，当时北京鲁迅文学院聚集了海男、莫言、余华、洪峰等当时已经有影响的诗人和小说家。可惜那次我在北京没有呆到三个月进修期满就给工作单位一封电报催回去上班了。记得离开北京那天，在北京火车站，我发誓回四川第一件事就是炒单位的鱿鱼！但是，当我在拿到辞职批准通知书的同时我就茫然了，没多久我到了广东茂名向卫国那里。他就是那个让我知道茂名这个南方石油城市的人。
安琪：然后你就和向卫国结婚了？
晓音：没有。上面我说到了第一次去北京的感受，我到广东茂名是因为我还没想好怎样再回到北京。从单位辞职后，呆在老家无所事事，我主编的民刊《女子诗报》给文化局的“扫黄打非办”围剿了。那些年我周围也有很多人辞职，但他们都是有了目标才辞的，像我这样只是因为不喜欢而辞工作的呆在那所城市就很不对劲。向卫国在1991年曾经去过西昌，是个值得信赖和依赖的人，我把我的处境写信告诉向卫国，他毫不犹豫地叫我到广东茂名。所以1992年6月我到了他那。茂名相对来说比西昌好些，我可以很专心的写作，那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诗集《巫女》。我还在一家地方报纸干过，但内心一直没有安宁下来。在广东大约呆了一年的时间，一日忽收到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朋友来信，他告诉我北大作家班招生的消息并在信中附了一张报名表。暑假，卫国陪我去北京参加北大招生考试。那年考试的人特多，我没抱什么希望。考试完后我和卫国又回到了广东茂名。8月中旬北大中文系作家班录取了我,1993年9月10日，我离开广东到了北大。1994年卫国也去北大进修。1995年我北大毕业后到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当签约作家，写长篇小说。1996年3月，由四川调到广东茂名卫国任教的这所地方大学中文系，同时与卫国正式结婚。
安琪：哎哟，经历这么丰富。晓音你可以说是第三代的漏网之鱼被收到中间代这张网里，不知为什么我遇到的第三代人都是经历过很多曲折的人，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你们自身的才华比较早熟，我知道你很早就办《女子诗报》，能具体说说吗？
晓音：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经历都差不多。社会主义最初级阶段的磨难几乎都给这代人独自承担了。我不是很正宗的四川人，先祖是被流放入川的江西人。西昌地处大凉山腹地，自古以来都是朝庭流放罪臣的地方。有史记载的名人海瑞等曾被流放到过西昌，这种流放史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的四川省文联在攀枝花建的“五·七”干校——湾丘农场。（攀枝花当时叫渡口，是西昌下属的一个区）。那几年湾丘农场集中了建国初期那一批大诗人，像流沙河、张志杰、蓝疆、扬牧、白航（《星星诗刊》主编）等均在那里长时期劳动改造过。劳改对他们来说肯定是苦难，但西昌后来出了那么好诗人却是与他们在劳改时播下的诗歌种子分不开的。“非非主义”的几个主力诗人最先的诗歌都是从《星星》诗刊走出来的。周伦佑还在《星星》工作过一段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民刊在四川风起云涌，在西昌就有《非非》（主编周伦佑）、《山海潮》（主编周治国、胥勋和）、《零零诗潮》（主编华文进、正楠）等十几家民间诗刊与各级文化馆的官方内部诗刊。而我搞《女子诗报》是在1986年开始设想，1988年12月正式创刊的。在1986年到1988年间，我带着想搞一个很纯粹的“女性诗歌”刊物《女子诗报》的设想去过西安，湖南、湖北等地，我把我的想法给我见到的诗人岛子、赵琼夫妇，江堤、赵晨夫妇等说了，得到他们很正面的支持意见。刊号是周伦佑帮我照1986年《深圳青年报》“现代诗歌大展”版式设计的。为组创刊号稿件，我专程去成都、绵阳等城市。《女子诗报》得到了万夏、杨黎、杨远宏、黎正光、雨田、女诗人潇潇、靳晓静等的支持和响应，创刊号很顺利地出来了。
安琪：你的叙述帮我们复原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史。我在北京的一些场合与一些理论家譬如吴思敬、张清华等老师交流时说到晓音，他们立刻就反应出“女子诗报”几个字，可见，这个报纸的影响力是有的。算起来也近二十年了，同为女性我深知个中甘苦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述但我还是想了解一些与《女子诗报》有关的重要事件，能否请你继续做一个回顾？
晓音：《女子诗报》自创刊到现在已经十七个年头了。在十七年中《女子诗报》几经灭项之灾，如果不是互联网的介入《女子诗报》可能会永远地沉寂下去。我记忆最深是1989年新年的喜庆还没有褪尽，我就给市（安琪注：西昌市）文化局传去谈话，在文化局那间办公室里几个文化官员中的一个拿着《女子诗报》创刊号情绪很激动，他们几个人同时和我“谈话”，谈话内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点至关重要——《女子诗报》没有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刊号，竟敢像《人民日报》那样印对开大报，是非法出版物，严禁出版！那天与我一起去文化局的还有《女子诗报》的主要成员钟音和枫子。出来后钟音朝我吐了吐舌头，枫子说她很害怕，万一把我们抓起来怎么办？那天我倒没有怕，在内心只有一种痛，那种被扼杀般的痛。其实在《女子诗报》下厂印刷之前，在人的提示下我到文化局花十五块钱办过准印证手续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好在有那纸准印证，不然我早和《非非》的周伦佑一起“进去”了。最让我痛的是，后来我编了第二期却没有一家印刷厂敢承印。万般无奈，我只好写信向诗人雨田求助，在雨田和诗人况明先的帮助下，第二期《女子诗报》终于在四川绵阳二重机械厂印刷出版，那是1989年5月，我和钟音筹集了550块钱专程去绵阳取回了报纸。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乎就在我下火车的同时，就收到文化局召我去谈话的通知，结果第二期《女子诗报》有一多半给没收了。回到单位，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那段时间我写检讨把手都写出了老茧。尽管在审问式的谈话中，我始终没有说出《女子诗报》是在哪印刷的，当时这对印刷厂来说是致命的。那段时间压力很大，来自于家庭的、单位的压力使我很沮丧。那些日子也是让我一生感动的日子。我收到了全国各地上千封信，在信中他们对《女子诗报》的关爱使我终生难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向处于绝境中的《女子诗报》伸出了援助的手。当时影响最大的《诗歌报》及时地为《女子诗报》刊发了出版消息，《作家生活报》1989年10月15日在头版配照片大篇幅发表了青年评论家大岛的《请记住这群女人——访女子诗报主编晓音》，另外《诗神》《湖南日报》《诗双月刊》（香港）等数十家报刊从舆论上给予了《女子诗报》强有力的支持。在我收到的信中有人寄来了邮票和钱，如果说当时我把《女子诗报》只是当作我个人想法的一种尝试，可大家对《女子诗报》这个女性诗歌群体所寄予的厚望让我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去继续这个已经不再属于我个人的诗歌事业。第三期《女子诗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位热爱《女子诗报》的陌生朋友的帮助下出版，那是1990年3月。第三期的出现使文化官员非常恼怒，现在我不想再复述当年我所经受的那些了。在众所周知的社会大气候中，《女子诗报》无疾而终，我本人也离开了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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