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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性是人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

  人物周刊:《风雅颂》中,浓缩个人经验的描写占多大比例?你不觉得书里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过于偏激?
  
  阎连科:这部小说本来要取名为《回家》。讲的是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老教授,与妻子生活多年却没有共同语言,在城市找不到根。于是回到故乡,即使与过去的情人相遇,他最终还是无法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书名不妥,便挖空心思地改成了《风雅颂》。我知道,这样做难免有些附庸风雅,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肯定是有些偏激。大家都说每个作家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他的精神自传。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部小说除了说回家,还有其他复杂的成分,至少对我身上的那种嬉笑怒骂的习性揭露还是很充分的。
  
  比如说,当年让我一天之内转业,我还在电话里假装地问,还要不要我去听课?还说了非常好、非常感谢组织之类的话。这其实就是一种懦弱虚荣的表现。但要我在领导面前骂人、拍桌子,我没有这个能力。这种骨子里的懦弱、明哲保身的思想,也和从小的生存环境有关,和从最底层爬上来的经历有关。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在城市里无论呆多久,都是找不到根的,现在还这样?
  
  阎连科:我想这种漂泊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几代人的事,是世世代代从乡村出来的人,都依然或是没有充分表达的一个问题。
  
  我常说,看你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根,一是看这块土地上,埋没埋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二是看你对这个城市爱恨与否,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过自己爱的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就和这座城市没有发生根的联系。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见过无数爱情的虚幻,你对那种虚假的爱情反而感到一种真诚,但是对真诚的爱情反而害怕?
  
  阎连科:因为我觉得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塑造那种感天动地的爱。中国人没有那种爱,中国人的爱是柴米油盐。为什么我们老写想象中的爱,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我们才需要塑造。如果生活中有那种惊天动地,感天动地的爱情,就没必要在文艺中塑造和表达。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无趣到无法想象。大大小小,男孩女孩,包括我的孩子,都不太会信那种所谓真实的爱情。我是不太会上网的,可是周围的人都在上网,包括在农村。什么网恋,一夜情,两个人跑出去,过几个月领着孩子回来,最后离婚,一团乱麻。
  
  人物周刊:你在作品中并不吝于对性进行大量描写,你怎样看待性?
  
  阎连科:人是多面性的。我们在白天见到的一个人,是阳光的一面,是看得见的一面。可是夜里,一个人看不见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它也是存在的。而性就在这里面。它是我们白天看不见的,它是肯定存在的,又是人性中深具代表的一面。但如果只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没有挖掘性后面的内涵,那就十分无聊与浅薄。
  
  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在80年代纯文学昌盛时期,没有形成个人的写作特点,持什么看法?
  
  阎连科:实际上今天所有的作家重新进入文学史非常难,我们谈文学史就是从80年代开始。但是,这段时期都与我没有关系。因为80年代初,我没有独特的贡献,现在要受到关注很难,难就难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当时,我的写作是非常传统、老式的,是在步别人的后尘。之前写的小说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垃圾。写得再多,和真正的文学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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