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刘伟雄、谢宜兴答诗人安琪访谈(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安琪
2013-01-06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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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我发现，自从谢宜兴调到省会福州工作后，诗歌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语言感觉流畅洒脱，尤其在象征的使用上有了很独到的经验，典型如《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宜兴的改变是从福州开始的吗？有什么触动性的事件推动着你的改变？
　　
　　谢宜兴：纵观我的诗歌写作，在诗歌语言、技巧方面，我一直在“变”着，但始终是“渐变”。调到福州工作后，个人感觉没有什么触动性的事件加剧这种“渐变”，因而诗歌写作也没有什么颠覆性、逆转性的突变。但是，一个人生活“场”的改变，难免也带来自己未曾觉察的诗歌“场”的改变。如《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写在城市从事服务行业的乡村女子，写乡村孩子在城市里的人生与命运。这个题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已涉及，但那时候我是从乡村的视角看城市，我的笔无法探入城市深处，而来到城市工作后，我从城市反观乡村，我看到了我的乡村姐妹，看到了那些被榨干“甜蜜”、被改名“干红”的“葡萄”，她们“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
　　
　　安琪：今年，宜兴的父亲去世了，当我收到短信不禁悲从中来，我想，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终于要面临着父辈的死亡了。死亡变成一个具体的事件慢慢走来，借此机会请宜兴叙述一下你的家庭和成长背景如何？
　　
　　谢宜兴：在闽东有个出口小、风浪也小、有着“蓝色牧场”之称的内海——东吾洋，我和诗人汤养宗都出生在东吾洋岸边，相邻的两个乡镇。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是家里的长子。小时候，山上种经济作物、海上养殖捕捞都是必须割除的“资本主义尾巴”，因此，好山好水却无法带来好生活。贫穷和饥饿是儿时最深的印象之一。我家兄弟三人，父母为了让我上学，而让两个弟弟辍学，去生产队放牛挣工分。有一次放学回家，我饿昏在邻村的一棵老榕树下。这种环境下的初小岁月，课外阅读是件奢侈的事。记不清多少次流连在村供销社图书柜前，但小学五年我没有买过一本小人书。那时候，我替“妈妈们”誊新了《劝世文》《秦雪梅》《罗带》《潘必正》《纸马记》等许多发黄的民间唱本。那时我没想到，那些古老的句式与方言韵律，就那样留在了我的生命里，潜入了我后来的诗歌中。
　　
　　安琪：在我看来，刘伟雄是个乡土情绪很深的人，你的博客经常出现的家乡西洋岛的风光和诗中经常出现的故土言辞，时时让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但刘伟雄又是个经常走四方的人，请问伟雄如何看待现今诗坛流行的“出生地”和“异乡人”之说？
　　
　　刘伟雄：我生在海岛上，长在山区里。八岁时就随父母迁居到山里，由于家族大部分成员在解放前就去了台湾，我们成了异类。全家在民兵的押送下漂洋过海离开了故土。上岸后一辆竹篷卡车载着我们一家不知道要去哪里。那是一九七二年二月的一天，天寒地冻里我们被送到一株大枫树下的一间破旧的牛棚前。我们看着农民乡亲把水牛牵出那座老棚子。他们用草木灰为我家扫清了污秽的墙壁。那一夜，灯火摇曳中，我们几个兄妹睡得很香甜，可是父亲母亲却是一个失眠的夜晚。
　　
　　我有故土情结，却没有具体的故乡。我盲目地热爱着收留我们一家的乡土，但它不是我的故乡。我的爷爷奶奶、太爷们生活的远海故乡只留着一个童年的梦。现实中他们似乎在我生命里早已陆沉了。
　　
　　我在匆匆的行旅中常常把给我温暖的异乡当故乡。在云南、在内蒙、在新疆、在西藏……　我都可以找到那些属于故乡的特质。我迷恋于这种错位来完成我童年残缺的梦想。在我的诗歌里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倾诉或低吟。
　　
　　安琪：你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如果诗歌不能给生活带来快乐幸福，那还要诗歌干什么？我理解为这是对诗歌正面功能的强调，而众所周知，诗歌也有它负的一面，特别是现代诗因为对思维裂变和反常规语言的要求而导致的写作者自身跟着裂变和反常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
　　
　　谢宜兴：你的理解有些偏离了我们的原意。我们认为人生有诸多痛苦，生活本身很沉重，诗歌让我们进入一个世界以逃离另一个世界，她是我们一方放牧思想与情感的草地，一种生命与心灵的休息。刘伟雄说，诗歌给了我们一块不断提升自我而不随岁月下沉的基石。作为一个收税人，他感觉每写一首诗歌，就像向自己的生命纳了一次税。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诗歌带给你的不是痛苦的代偿，而是继续的痛苦，那还要诗歌干吗？
　　
　　对于那些把诗“写”到生活中来，任生活跟着诗歌裂变与反常规的诗人，我们不会趋同但我们表示尊重。我很赞同诗人王小妮的话：“诗不是生活，我们不要活反了！”
　　
　　安琪：请各自举出自己的一首代表作并叙述这首诗是怎样产生的？
　　
　　刘伟雄：曾经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诗《花园》是我珍爱的一首。她在某一个场景里让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人生中的瞬间永恒了一辈子的寻觅。
　　
　　谢宜兴：我曾说过，写作就像一棵历时性的果树，这头已结果，那头还在开花，谁知道哪个果子最大最甜？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我自己认为的代表作了再回答你吧！
　　
　　安琪：请问你们如何保持昂扬的积极进取的生命状态？
　　
　　刘伟雄：昂扬谈不上，守一份平常心吧！在诗坛永远是学习和努力并举。学诗多年，可能至今连门都找不到。中国新诗不到百年历史，大家都在艰难跋涉中，我们也一样需要这种精神。不是谦虚，真的是在力不从心地游荡着、追寻着……
　　
　　谢宜兴：感谢你的记忆刻录了我们生命中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一面。其实，每个人的生命状态都有两面性，就像地球，当东方白昼之时，西方正处于黑暗之中。我的许多朋友和你一样感受到我生命中乐观、开朗、阳光的一面，这只是说明了我生命中的彷徨、失意、痛苦、悲伤我自己“独吞”了！古人说得好：“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但作为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有责任带给父母、兄弟、妻儿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多年来，我这样想也这样做，我无数次地告诉他们：生活总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安琪：2002年1月，《诗选刊》联手《丑石》在霞浦举办了“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这在中国诗界应该是第一次，你们作为中国民间诗歌报刊的一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民间诗歌报刊的存在与未来，它的成绩与不足？
　　
　　谢宜兴：诗歌民刊的存在可以说是被我们现行的出版体制给“逼”出来和“宽容”出来的，并成了官办文学刊物的有益补充。另外，就是诗人的“特质”所致。在诗歌民刊此起彼伏的今天，人们几乎看不到小说、散文民刊，只有诗人乐此不疲。
　　
　　诗歌民刊（我想也包括网络论坛、电子网刊）的出现为民间诗人、未名诗人提供了自己的阵地，就像卡拉OK，只要不是哑巴只要你愿意尽可一展歌喉。民刊有助于推出诗歌新人，繁荣诗歌创作，缩短诗人的成长期，更有助于避免有的好作品因没有遇到好编辑而被埋没的遗珠之憾，这均是不争的事实。但眼下民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遍地冒烟，良莠不齐。好像改革开放早期的乡镇企业，有无资金、技术、人才不管，先上马再说，结果成活率很低。二是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星星之火有待形成燎原之势。三是办刊动机不一。许多人把办刊当作跳板、拐杖，一旦成名便弃如敝履。只有少数人把办刊当作“诗歌事业”来做。四是降低或撤除了诗歌准入门槛，给人写诗很容易的错觉，助长了某些诗歌粗制滥造的恶习，这也是民刊有待自我提升的最致命的问题。
　　
　　我对诗歌民刊的未来是乐观的。只要有诗人存在，民刊就不会消亡！但当有一天我们国家的出版体制有了大改变，书刊号不再作为行政资源为某些部门集团所垄断时，“民刊”这个提法终将消失！
　　
　　刘伟雄：民刊的发展记录了中国诗坛多彩而丰富的一面。历史将证明众声喧哗中会有天籁之音来自微不足道的角落。因为他们为自由的天地拓展出一道灿烂的光芒。
　　
　　我相信他们会顽强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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