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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出版的现状和期待(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3-01-21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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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诗歌翻译与新诗的关系
　　
　　唐晓渡援引诗人翻译家黄灿然的统计指出，大量外国诗人没有被介绍到汉语中，这种局面必须被打破，因为汉诗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翻译，译诗拓宽诗人的视野。至于“转译”问题，他认为从原文中直接翻译当然好，但是目前能从原文直接翻译的小语种诗歌译者极度匮乏。
　　
　　诗人、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百年新诗历史与译诗历史犬牙交错，新诗受翻译冲击而产生，诗歌翻译也是新诗自身发展的需要，为新诗成长提供语言和思想资源。诗歌汉译应更多地关注当代需要。他还观察到，随着越来越多汉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汉语当代性已经影响到其他语种，如在座的一些诗人的诗歌。
　　
　　新诗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认为翻译文学包括译诗应该属于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影响的译诗集绝大部分是由诗人翻译的。“诗人译诗”的传统由来久远，从新诗草创期就开始了，诗人译者比一般普通译者有着明显的优势。
　　
　　著名诗人蓝蓝谈到译诗对其阅读和创作的影响时，把译诗比作饭菜，译者是大厨，厨师端什么，她就吃什么，多几个译本才有比较，对原作的了解更全面或更准确，有助于学习和借鉴。青年诗人、批评家王东东则以穆旦为例，具体探讨了创作与翻译的关系。
　　
　　西川谈到翻译对当代诗歌的塑造作用，并以泰戈尔翻译为例，指出读者读到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泰戈尔”，作为一个大诗人的泰戈尔没有被以前的翻译展现出来。许多诗歌翻译还停留在20年代、30年代那种趣味，读诗和写诗完全没有现场感。
　　
　　九叶派老诗人、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敏建议学术界展开对中国译诗和外国诗歌的平行研究。她认为中国读者比较容易接受浪漫主义，但她本人接触到英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后受到很大触动，意识到浪漫主义遮蔽了事物更复杂的一面，这就是她为什么要翻译美国当代诗。她认为很多中国读者尚未认识到后现代诗歌和哲学的重要意义。
　　
　　四、关于诗歌出版和教育
　　
　　郑敏针对国内文学教育长期忽视诗歌教育的现象，建议高校中国文学专业课程应提高译诗鉴赏的比例，高校外国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则应补充汉语诗歌欣赏内容。另外，她指出国内诗歌教育往往只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诗歌中的哲学思考和诗歌与人类命运的关联常常被遗忘。
　　
　　多多认为出版界对外国当代诗歌引介不够重视，太多重要诗人等待被中国读者发现，出版界应该对中国读者对当代外国诗歌的接受程度抱有信心。他还批评了古典经典的重复无效出版。
　　
　　诗人欧阳江河和胡续冬针对目前诗歌读者需求，对诗歌翻译和出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唐晓渡倡议发动社会力量建立诗歌翻译基金，保证诗歌出版免于因资金匮乏和商业风险而难以持续之忧。高兴指出诗歌翻译队伍青黄不接的根本原因是，文学翻译没有得到基本尊重，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文学翻译评估机制、奖励机制和学术机制，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沿用中国文学评估标准评估翻译文学，翻译活动主体和翻译文学的主体性均被漠视。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副社长龚湘海在发言中回顾了老版“诗苑译林”的出版过程及其影响，诗人韦白介绍了新版“诗苑译林”的策划动机。“诗苑译林”责编傅伊在在发言中谈到“诗苑译林”是彭燕郊、杨德豫等老一辈文化人理想、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在参与“诗苑译林”再版工作的过程中，唯恐因为我们的懈怠而减损它的光芒。她认为当代诗歌翻译出版最突出的变化有三点，一是诗歌读者早已不满足于阅读外国古典诗歌，对现当代诗歌翻译的需求日益增长，尤其是那些没有被引介到国内的重要诗人越来越受到关注；二是诗歌读者对译文质量有了更高的期待，外语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英语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读者可以直接阅读原文，他们阅读译诗的主要目的是借助译者的帮助加深对诗歌的理解、欣赏；三是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后，版权购买使得外国当代诗歌翻译出版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和商业风险，出版社再也不能像80年代那样想出版哪个诗人就找人翻译，对作品出版价值的评估更加严格。此外，她也谈到对古典经典的重新认识问题，古典经典的翻译出版应朝纵深发展，避免重复出版，谈到外国诗歌尤其是小语种诗歌原文直译本和转译本（主要是从英文转译）的出版价值比较，希望诗歌界和翻译界对这个问题更多关注，给翻译出版提供更客观公正的参考。
　　
　　（欣桐 傅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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