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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写作非为社会担当 而为自我实现(2)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2013-01-29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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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早报

　　但是《四书》没有被内地出版社接受，当时对你还是有些打击？

　　阎连科

　　没有。《四书》没能内地出版对我几乎没有特别大的打击，如果真的算有也就是少了一笔稿费。当然最遗憾的是，许多读者希望能看到，但是没有。其实当时写完《四书》这本书，我还是有心理准备的。我想，要达到写作上的完全自由，你就得放弃一些东西，如果你想让所有人都说好，让读者、批评家、意识形态等都接受，那你只能退守和放弃。但我还是希望新作品不要出现《四书》这样的情况。

　　东方早报

　　你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

　　阎连科

　　毕竟我对这个社会还充满希望，你心里知道它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但我们总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抱着改变的希望。可是即便有了变化，你也不会欢呼雀跃。如果说，我写完这部小说不能在内地出版，这真是非常小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因为它没有出版，你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没有变化。别的作家对这些问题，可能没有这么敏感。

　　东方早报

　　“阎连科”三个字本身成了敏感词？

　　阎连科

　　我想这个名字成了一个符号。这里不是说，我比别人写得好，但就是有些特殊的东西落在了这名字的人身上。我完成的这部新长篇就是要回答，过去三十年，中国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说，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这个词是全部的原因吗？我们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都在说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可本质上都是人，具体的每个人在这三十年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恰恰是文学应该去关注的。

　　“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的写作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

　　你在这部新长篇里对现实的观照，是否受到去年你房子拆迁事件的影响？

　　阎连科

　　没有，因为这是我很多年都想写的小说。拆迁事件对个人生活可能有影响，但对写作不会。不能让这个事情干扰自己的写作，这个要十分清楚。如果真的要说有变化的话，就是我最后把《北京，最后的纪念》写成了主旋律，甚至我都觉得，这本书写的那种美，有些恬不知耻。

　　或者这么说，拆迁这样一个事情，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可能是天大的事情，但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又是多么小的事情。可就是这么小的事情，当你身临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遇到这种事件的群体庞大到不可思议。

　　东方早报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拆迁事件都没有写到小说里去，那你小说中的经验来自哪里？

　　阎连科

　　每年我都会回到河南老家去看看，因为你毕竟曾在那里生活，母亲、姐姐、哥哥全家人都在那块土地上。你回去几天听到的、看到的够你写一两年。但经过长期的观察你又会发现，每次听到看到的其实也差不多，有很多重复之处。那怎么办？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明白人”，能明白很多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或者那样发生。相比河南老家，我在北京的日日夜夜就不是生活？和老婆孩子吵吵闹闹就不是生活？我经常说，这些对文学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文学上可以超越的明白人，这远比你身边一堆世俗的生活更重要。

　　东方早报

　　你在去年那篇散文《丧犬的一年》里，其实自我怀疑了个人写作的意义，因为有太多人无法理解你的写作，包括你的亲人。在那篇文章里，你引用了很多亲人对你的劝告，就是要写好的东西，别“越老越糊涂”。亲人的劝告会让你质疑自己的工作吗？

　　阎连科

　　现在写作很难说为了什么。以前写作，可能是为当官，为了逃离土地，现在你就会发现，除了写作，你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我已经55岁了，只能去写小说。而我又觉得人既然活着就要做点事情，你不要对我说，我要对社会做什么承担，对灵魂要做什么承担，我不会为了这种东西去写，我所做的只是让我的写作更有个人意义，而不是社会意义。很多人说，阎连科是中国最有担当的作家，可是我也只能写这类东西，要么别写。

　　对于我身边那些亲人对我的看法，我非常理解他们。可是我非常痛心的是，周围的那些人包括我的亲人都认为我写得不好，他们有自己理解的“好”的文学，这让你极其无奈。在我最日常的生活环境里，几乎所有的朋友，所有人都觉得我这样的写作是有问题的。我的文学观、我的世界观，在别人看来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

　　你不担心那些写作上的限制，不担心亲人的质疑，那么你对个人写作的担心是什么？

　　阎连科

　　发现现在的写作和此前有重复的地方，发现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创新越来越难，有时候都有一种很泄气的感觉。如果真的重复，多写一本和少写一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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