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米沃什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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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米沃什在他漫长的一生里有过几次致力于诗歌翻译、编辑和传播的努力。作为诗人行动力的一部分，重要的一次发生在晚年，由他选编的《明亮事物之书》（A Book of Luminous Things :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Poetry）1996年在美国出版。对于此书，博学的中国诗人西川在《米沃什的错位》一文里，从编选者提供的“世界诗歌地图”的角度，提出了异议。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不仅仅是从空间（国别）或时间跨度去衡量，而是抱以更加“同情的理解”去看，将米沃什编定的这部《明亮事物之书》看作一部“主题诗选”，我们就会发现诗人米沃什的苦心孤诣。那就是如书名所昭示的，是对“明亮的事物”的发现，对一种启明的寻求。 “明亮”（ luminous）和“启明”（ lumination）为一对同源词，都是以光照来隐喻精神的敞开和透亮。汉娜·阿伦特在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序言中写到：“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一些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米沃什编选这么一部主题诗选，用意即在将世界诗歌史上能够提供如此“光源”的诗人和作品集中在一起。 米沃什是战前即已蜚声波兰诗坛的诗人，战后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苦闷期，及至五十年代早期决然走上流亡之路，终于在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继续发力，而不是被称为“死亡之吻”的诺贝尔奖废了“武功”，这一切有赖于背后强大的信念支撑。天主教的信念吗？是，也不是。米沃什和教皇约翰o保罗二世（也是著名的诗人）有过一次会谈，教皇评论米沃什说：“呵，你总是向前迈一步，向后退一步。”米沃什回答：“圣父，不这样，在20世纪该怎样写作宗教性诗歌呢？”米沃什很清楚，“我们身在一个后宗教的世界里”，作为诗人或信徒，也许，“虔诚”的意思还包含着“怀疑”。正如他在《距离》一诗里写到过的：
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跟随着你，羞于离你更近。 所谓“虔诚”和“怀疑”，其实落实为一种“秘密的爱”。这种爱同世界上最真诚的爱情相仿佛（难怪有人将这首诗误以为情诗）。后来，米沃什在一首题为《我从让娜o赫什所学到的》--让娜o赫什是与米沃什友谊深厚的、波兰裔瑞士哲学家--的诗里明确地说：“理性乃上帝所赐，我们应该相信它理解世界的能力”；“与任何宗教派别的命运无关，我们理应保持一种哲学的信念，亦即作为一种人性尺度的对于超越性存在的信仰”；“在我们的一生中，不应因我们的错误和罪愆屈从于绝望，因为过去决不会被取消，过去只会因我们接下来的行动获得它的意义”。可见，米沃什是全然不同于那些信奉彻底虚无主义的现代派诗人的，他的哲学要义里，有着非常鲜明的“肯定性”色彩。（也许正因为如此，诗人也要遭遇污名化事件，比如被人攻击为“伪君子”，--当然，这在卓越人物那里，也是家常便饭，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支撑米沃什的信念，总是伴随着理性的“怀疑”和诗歌的肯定，它们其中构成一对矛盾。对此，他的后来者亚当o扎加耶夫斯基看得非常清楚：“米沃什的作品确实并不缺少怀疑，但是怀疑有它自己特定的洞窟，它被绑上了锁链并且不允许在辩论中获胜；它是隶属于更高力量的仆人。” 在矛盾的张力中，诗歌的肯定性力量总是能够最终战胜怀疑的力量。 从哲学到诗学，米沃什一直有他自然的连贯性。虽然战前他是先锋诗歌团体“灾祸派”的代表人物，诗歌作品表达了对战争乌云笼罩的恐惧与忧心，但他对战后诗歌，乃至十九世纪以来蔓延至二十世纪诗歌的晦涩、忧郁、颓废之风十分不满。他说：“一位作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向读他作品的人，展示出一个能使其生活变得更热情的空间，亦即使我们免于像银河一般的死寂” ；“诗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我们这个世纪的诗，包括我自己的作品，都有着过多的否定和虚无。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悲哀，每当人类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生存充满恐怖和苦难时，诗人们眼中的世界便成为黑暗一团，聚集着各种冷漠残暴的力量。然而，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我常看到人性的崇高和善良，在危险时刻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我的作品多少表达出我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因此，我自认我写的诗还有点价值。”--这里，有真诚的反省，也有善意的警醒。 “使生活变得更热情的空间”、“使我们免于像银河一般的死寂”的事物、“人性的崇高和善良”，这一切都指向“明亮的事物”和我们人类对这些事物的不懈追求。我认为，在诗歌里，能够做出这种否定之后的“肯定”，“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是难的；有资格做出这样肯定的人、以及有能力做出这样肯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甚至是已经越来越少，所以，米沃什的声音更显珍贵，这声音本身已构成“黑暗年代” 人们期待的一种启明。仅就诗歌方面来说，这也是对现代主义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纠正，至少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强调。 三十年前，当顾城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时，我们这些热爱诗歌的人，是如何跟他一起激动！我们背诵：“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顾城）。那是一个新旧交替、整体上万象更新的时代。虽然后来，作为诗人的顾城，不幸也成为了一个被黑暗吞噬的人。这是宿命吗？在各种人群中，诗人无疑属于最敏感、最多思的一类。既是敏感，就不仅应敏感于黑暗，也同样应敏感于启明。作为写作者，我常常想，我们的确不仅需要有深入存在黑暗的勇气和精神，--逃避和回避都是没有出息的，也无缘于诗的创造和追求。问题仅在于：深入虎穴的目的难道只是为了以身饲虎么？深入黑暗最后的目的不应是被黑暗吞噬。目前，至少我已看到，有一种诗歌写作上的倾向，不仅有这个危险，更似有这种“自觉”，这些写作者一味“崇低”，肉身存在对沉重现实的反抗，不是达到对黑暗的超越，不是表现为一种“明亮的事物”的发现与寻求，而是危险地走向了反面，付出了与黑暗异质同构的代价：或者以过度的反讽消解一切价值，或者以语言为发泄，彻底背叛了诗歌的审美原则。这样的代价，实在太不值得了。 任何时候，我都相信诗人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探索，无论这种探索何其敏锐和犀利，我相信都是必要的。然而，诗人的歌唱和言说是否饱含了因理解产生的深情（同情或赞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尺度--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惟一的标尺定。我们不希望无视天才，更不愿贬低天才，也不指望所有的诗人都成为所谓“时代精神的代言者和历史的典范”，我也理解总有一些人会与“时代的总体状况”格格不入，不是比时代来得更早就是更迟，但我们至少有理由期待，“天才”能够带来一些照亮心灵的精神之光，而不仅是一些只知一味打击人的基本生存信念的成功者或失败者，甚或只是一些不可理解的怪人。 对此，加拿大著名诗人、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得简洁而精辟：“写作也许有关黑暗，有关一种想要进入黑暗的欲望甚至强迫感，并且，幸运的话，可以照亮那黑暗，从中带些什么回到亮处。” 我深以为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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