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地理专栏访谈：安徽余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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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怒：从把玩语言到把玩世界
提问者：雷默 余：你可能想不到，我的文字生涯是从写作旧体诗词开始的。高中时，我的一位同学送给我一本诗词格律方面的书，于是我便试着与他互相唱和。二十三岁时，我被安庆市诗词学会会长称为“本市最年轻的词人”，他赞扬我的“作品”有着所谓的“宋人意境”。他意欲将我吸纳进一群怡然自得，摇头晃脑，咬文嚼字，追慕魏晋的风雅老头们中间。这就像一声棒喝，使我突然感觉到不安，终日抱着古籍，在“死文字”里找寻诗情画意，无视窗外世界的急剧变化，这样的“词人”无异于一具神经麻木，暮气沉沉的僵尸，绝非我所希望的。自那以后，我放弃了旧体诗词的涂鸦，一心侍弄新诗。很多年以后，当看到我的朋友，写作新诗的诗人牛慧祥写的一些旧体诗时，我对“旧体”的信心才得以找回点滴。元代之后，旧体诗词便死了，后来者不过因循作兴，聊以自慰罢了。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不解”的诗人鲍栋（现在是当代艺术的较有影响的批评家）的很多艺术理论与不解的诗歌主张十分一致，可能他是将后者的理论延伸到了艺术批评中；或者，二者本来就是相通的。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不管国内国外，古代现代。如此说来，“后现代”、“先锋”与“古典”，甚至佛禅都有着某种内在通约性，只有“创新”才是永恒的。这也就是我很少阅读佛经（只读过《金刚经》和一本由“文盲”慧能的言论汇成的经典禅经《六祖坛经》），却每每被人从我的作品中（比如《枝叶》和《众所周知的立方体》）嗅到一丝禅味的缘由了，可能是吧。在写作中，我从未想过要朝“后现代”、“先锋主义”方向努力。我写的是诗——仅仅是诗，而不是“后现代”、“先锋主义”理论指引下的诗，尽管我的诗体现了某些“后现代性”、“先锋性”。 雷：我在读你的作品时，突然想到了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我感觉你的诗与他的画有某些相似之处，超现实，潜意识，普通物象的扭曲与变形。你说你喜欢看一些美术作品，这些美术作品对你的写作很有启发，是你写作的一个资源。请具体谈一谈美术对你创作的启发。你是否受到达利的影响？
余：我阅读过——我说的是“阅读”，而不是“观赏”——自印象主义以后几乎所有能找到的美术大师的作品，莫奈、梵高、马蒂斯、达利、毕加索、康定斯基、米罗、杜尚、波伊斯、贾科梅蒂，他们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而隐秘的资源。的确，我的早期诗歌受到过达利的影响——正如受到过北岛的影响一样，但我很快摆脱了他们，而康定斯基、米罗、杜尚、波伊斯、贾科梅蒂这些艺术家仍在我的写作中继续发挥着作用。米罗的率性好玩，波伊斯的暧昧随意，贾科梅蒂的恐惧孤独，它们仍然逗留在我的身体里。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已然成为小资们追逐的流行时尚，它们已经在流行音乐、绘画、城市雕塑、电影电视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当下的流行歌词都是朦胧诗，当下的电影电视充斥着蒙太奇，不足为奇。达利的隐喻依旧未脱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窠臼，仍然是作者说、读者听的老模式。现在我更喜欢采用一种随意的、即兴的、好玩的，完全交与读者自由发挥的言语方式。
余：“读者”，首先我们必须界定它的范畴，是什么样的读者？大众？诗歌爱好者？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实力诗人？批评家？我们谈论读者，总是在一定范畴里来谈论的，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争执——我不喜欢参与关于诗歌写作的一切争执。我写我的，你们写你们的。剩下的事让评论家去干。所谓的“一种抛弃读者的写作”，并非矫情和自大，恰恰是对某一类读者的呼唤，故此你感觉我的诗歌“并不缺读者”，道理正在于此。然而在写作时，尤其在我考虑着转换言说方式时，我是根本不考虑读者的——任何读者，哪怕他是我的忠实的读者；我尽情地去尝试、折腾，只要即将写出的东西是我未曾写过的东西，我就高兴。写作是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事，并不需要取悦于他人。 余：《诗观十六条》写作于1999年（也许1998年），但其中的想法形成于更早的时候——90年代初。回答你的问题时我又将它找出来看了一遍，我惊奇地发现，这十六条仍是我无法修正的个人写作法则：呈现、荒谬、非诗化、拒绝完整、创新。这些，就像我的性格一样，无法改变。 雷：你尽力在诗歌中提供尽可能多的歧义，就像一道无解的方程式。然而，数千年来，人类所有的学问或知识都是在探究世界的秩序。或者说，世界本身客观存在着某种规律。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歧义就是语言的规律。可是我想说的是，语言只是一个工具，诗歌是要挣脱语言束缚的。诗歌并非为语言而存在，诗歌是心灵的需要。我想就这些问题与你展开探讨，听听你的妙见。
余：世界上的很多事我们无法说清。我曾说过，经过漫长的文明的演化，人已经是语言化的人了。我们谈论心灵啊灵魂啊爱啊，都是语言化的心灵，语言化的灵魂，语言化的爱了。以“心灵”为例，我说：心灵是一个系统，很多正义之士肯定会反驳。但同样是人，被狼养大的狼孩有心灵吗？为什么失去了人类语言的哺育他就会失去了“心灵”呢？显然，在我们的“心灵”形成过程中，语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于是不是根本性的作用，还有待科学家去考察，但至少作用巨大。心灵是一个系统，它与语言交缠难分。我们谈论一切，都是在语言中谈论，离开了语言，我们甚至无法思考。这就像没有数字1，2，3和十进制的发明，人类根本无法发现勾股定律、能量守恒定律、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人类也就无法发明火箭和航天飞机，登上月球和火星。
余：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太多，有才华的人太多，我比不上他们，我唯一拥有的是我的固执，我坚持我的“十六条”和其他我无法说出的语言直觉，任何人和任何闲言碎语都不能撼动。在诗歌写作上，我不左右摇摆，不为时尚所动，不为编辑、评委和“名诗人”的口味所动。二十年后的今天，这是我唯一感到庆幸的事。 余：词语或者说物象如何入诗，只是“术”的问题，而前五个问题是“道”的问题。我只能说一点，“电脑、QQ、广告牌、同性恋、脑血栓”这些物象入诗，可以比杨柳、雨雪更能增加对读者所谓的“心灵”的打击力，也更能体现一个写作者召唤美学效果的能力。 雷：读你近两年来的作品，我感觉你不再是一个语言的实验者，更像一个智者，语言只是你手中的魔方。你玩的那么溜，让别人看得眼花缭乱，而你却在那里不苟言笑，同时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你的这种态度，显示了你看当下世界的独特视角。从语言出发，最终又做到超越语言，摆脱语言的束缚。这中间一定经历了很多探索，同时，跟你的人生阅历、生活经验是不是也有很大关系呢？愿闻其详。 余：心灵是一个系统，灵魂也是，欣赏也是。读者是语言化的读者。我们在语言中言说的同时，还要超越语言。进出自如，深入浅出，出神入化，直至从心所欲。自如，自在，自然。故此，顺应语言和摆脱语言都是一回事，在《枝叶》中我写下这样的诗句：“做乡下人/不慌不忙//穿过杂树丛/感官顺从树枝”。我的诗歌写作肯定与我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有关，至于关系多大，我无从知晓。 雷：再次读你的近期作品，感觉你的语言，看似无厘头的东西，却充满机锋妙趣。你生活的安庆，曾是禅宗二祖、三祖弘扬禅法的地方。你的创作是否受到禅宗的某些影响？
余：我读过禅宗的一些公案，那里面的答非所问、无厘头和棒喝，很好玩，很有意思。一切好东西都不是正儿八经、义正词严、神圣得让人屁滚尿流的东西。我确实从禅宗里得到过启发。 余：我有过一个座右铭（那时年轻，喜欢搞些“座右铭”之类的玩意儿），“永远做少数人中的一分子；永远不鼓掌，也不为掌声鼓动。”正好拿来回答你的问题。 （2013年3月6日《江南时报》中国诗歌地理【安徽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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