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在“诗歌人间”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余怒
2013-03-14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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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新诗有一个古代的灵魂
　　——在2010深圳“诗歌人间”研讨会上的发言

　　当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接续以及当代诗歌发展方向，就这个话题，我发表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的汉语之所以呈现出今天这个样子，很大的一份功劳要归功于古典文学包括古典诗歌的贡献，但正如胡适陈独秀所认为的那样，古典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已经与现实中我们正在使用的语言距离甚远，是一种死的语言，不能描述我们的生存与现实。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作家曹雪芹和让.雅克.卢梭在我们的眼里却是两个时代的人，曹雪芹被我们视为古人，而卢梭却被我们看作现代人。在《忏悔录》中，我们随处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在卢梭的孤独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孤独；而在《红楼梦》中，除了看到一群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的生活表象之外，我们体察不到生存中我们的影子，有的只是整天吟诗啊弹琴啊这些虚假的图景。同样是穿梭在贵族生活之间，为什么一个是凡间世态，一个在天上景象？为什么一个外国人更接近于我们的心灵？同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比明清小说更能赢得我们的共鸣。巴尔扎克、卡夫卡似乎离我们更近。白话文学是在胡适陈独秀的倡导诞生的，他们正是看到了其时文学与人的生存相脱离的状态而施以这样的变革。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白话文学即新文学贴近了人们的生存经验和日常表述，语言的工具得以更新，然而，由于旧文学的根深蒂固和人的怀旧习性，使得文学的精神领域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旧文学中的士大夫情结、隐士情结和诗人情结在新文学中作为主要的精神向度依然存在，只是新瓶装了旧酒而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被“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的爱国者替代，“采菊东篱下”、“小园香径独徘徊”的隐士被“轻轻的我走了”、“撑着油纸伞彷徨在雨巷”的伤情文人替代。在新诗中，整饬、典雅、优美仍然是诗歌的主要美学特征，诗人们的经验来自书本和前人叙述的多，而来自生存中的个人体验的少。文本与生存经验的脱离使文本变成一个形而上和不及物的空壳。时至今日，我们还是难以看到这个快速的、工业的、信息化的社会在诗中的反映，这些孤立无援的被挤压的个体所触所思在诗中的反映。我们的新诗始终有一个古代的灵魂。我们缺少金斯伯格、普列维尔、奥哈拉这样的诗人，缺少“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一个胃，能够消化/橡皮、煤、铀、月亮和诗”（辛普森）这样的诗。中国古典诗歌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辉煌的，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我们从小就背诵着这些诗歌长大，深受其影响，这几乎成了我们先天的文化胎记，无论我们怎么呐喊“打破传统”也无法去除这个胎记。因此，我们无论怎么呐喊“打破传统”也不为过。但是现在，或许是对80年代诗歌运动的厌倦，我们大家都不再提“打破传统”了。

　　现如今有些诗人提出了“汉化”、“汉味”的想法，我不清楚他们这些提法下的具体做法。但从他们现有的作品来看，他们是不成功的，除了沿袭一些古典意境、意象和诘屈聱牙的词语之外，我看不到别的。如果使用古典意境和古典意象的诗是“汉化”或“汉味”的诗的话，那么使用现代汉语和现代意象的诗是什么诗呢？它们就算不上“汉诗”了吗？我不知道“汉化”或“汉味”的疆界在哪里。我猜测他们的这些提法可能是基于“东西方文明对峙”这样的臆想的背景之下提出的，我之所以将“东西方文明对峙”看作是一个臆想的思维是因为所谓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是不同时间段上的两个概念，东方文明是古代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对比二者的优劣是荒唐的。和印度、埃及一样，中国自明清之后，对世界文明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文明，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对峙？这和拿大刀长矛与坚船利炮对峙同样愚蠢。西方文明所具有的一些价值观应是全人类共有的，是人类在追求人的解放的道路上所探索到的共同精神财富。文明的最重要意义是人的幸福，如果多数人在一种文明中被奴役，不感到幸福，那么这种文明即使再辉煌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谓“文明对峙”、“文化殖民”均是我们拒绝加入现代文明进程的迫害妄想症病人的变态心理，诗歌上的“汉化”、“汉味”的提出正是这种病症的反映，亦是对意识形态的载道要求的隐秘应和。如果文学上真有“汉味”的东西存在的话，也不应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这样仿古的闲适情怀，而是对那些被工业时代的惊涛骇浪打得晕头转向的小人物处境——我们自身处境的呈现，它不应是典雅的、蹈虚的，而应是粗鄙的、真切的、原生态的。我想真正具有“汉味”的东西是存在于我们这些世俗生活中的人的日常行为和口语中的。

　　“文化殖民”的隐忧使我们羞于向外国作家学习，但只是羞于谈。其实我们的新文学的发轫以及现代文学的各个时期，都一直在向外国作家学习。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样，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不断向外国学习的过程。胡适、郭沫若、鲁迅、艾青，包括现在追求“汉味”的诗人们莫不如此。偷学了，却矢口否认，这是“偷窃者”扭曲的自尊。从中国文化中最注重的人的道德而言，我们是不是丧失了起码的写作的道德？向萨特、博尔赫斯、大江健三郎学习并不比向李白、苏东坡学习耻辱。我们这些写作者一方面要向中国古代诗人学习，另一方面要向外国诗人学习，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语言及现实环境中汲取养分。我们不能复述他人的体验，无论是李白、苏东坡的体验还是萨特、博尔赫斯的体验，我们要尽量减持来自书本的、已被知识化的前人的间接经验，而要增持来自现实的、尚未被人说出的个人的直接经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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