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要想写出好作品 首先就应该把文学奖忘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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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叶辛就此事询问过出版界的有关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位编辑说得没错，文学作品的现状就是这样，小说也许还算好的。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不管1万册还是3万册，又何异于九牛一毛？文学作品的境遇由此推而可知。所以，叶辛感慨说：“现在的阅读形势对当代作家恐怕都构成了挑战。在这个时代，读者要读完一本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他真得下很大决心才能办到。” 比起作家来，出版家们更敏感于作品的销量问题。澳大利亚出版家印迪克介绍，当前的文学出版正面临一场危机：读者的不断消逝。在他的初步统计里，澳大利亚街上每100万人当中，至多有40多人阅读诗歌，有80多人阅读散文。所以作为一个文学出版人，他感觉在澳大利亚“特别的孤独”。 “书也不是没人看，但多半都是烹调、求职一类的图书。”印迪克说，“在纯粹的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只喜欢那些轻松的、消遣的、休闲式的作品。至于那些对读者的阅读有一定挑战、思想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则几乎是出版的灾难。” 找回一些失落的传统 一位中国作家在会上谈到，就在并不遥远的上世纪80年代，文学作品还是大众的宠儿。一本小说甫一出版，便被人们争相阅读。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与老师夜以继日讨论文学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可这一切到了今天却似乎悄悄改变，出版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衡量着小说的印数，要不然他就得直面存货与亏损。 这位作家没有谈到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那就是现在社会上各类人群都已经不再对文学葆有那份珍贵的热情。读者们在文化样式极大丰富的背景下，开始疏离文学，在习惯于解构一切、娱乐一切的文化环境里，开始厌恶讨论意义。而作家当中，不少人也失去了曾经昂首天外的雄心与志气，在这种变化中碌碌无为。他们有的跳进潮流中随波逐流，有的则声称只为了自己的内心而写作，不用管读者怎么想。 如果一边是创作不用考虑读者，另一边是读者不来阅读作品，这将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局面？这样的局面究竟缘何而生？当有作家抱怨“今天的读者大多喜欢简单直接的东西，曾经存在于文学中的那种人性的叩问、心灵的自省、思考的苦痛、意义的承担，都被无情地解构了，文学的内省性因此也大为减少”时，马上就有听众提出质疑：文学阅读的减少、文学内省性的淡化，只有外部的原因吗？作家自身是否也该承担一些责任？ 在会上，作家李洱谈到了中国作家的一个转变，他的话对我们或有启迪。上世纪80年代，作家们关注的是文学的“现代性”，他们积极地向世界文学吸取营养。而到了今天，他们越来越重视文学的“本土性”，重视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里寻找文学资源。 这个被重新发现的中国文学传统，就包括了重要的一条：文以载道。中国古有“三不朽”，“立言”是其中之一。立言便是学问文章要有益于世，引导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作家群体，一直都是立言的重要人选。这个群体如果都宣称对读者没有责任了，恐怕会令人心生忧虑。也许有一天，当消解一切意义的潮流退却之后，人们会重新看明白，教化也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而作家写小说并非仅仅自娱自乐那么简单。 《红楼梦》里开篇就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那种寻觅读者中之“知音”的意味呼之欲出。《三国演义》也很注重读者反应，比如它写道：“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若读到古人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便是在面对心中的读者说话。散文家朱自清也说：“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可不能没有假想的读者。”……如此种种，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作家在动笔之时，心中本是要对读者有个明确考虑的：这部作品写给谁看，他们会不会看，这部作品要发挥什么作用，能不能发挥作用——我们本来有这样的传统，可惜现在有点不知所踪。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说：地上本来有条路，走的人少了，也便渐渐荒草掩埋，失却了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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