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于坚：圣敦煌记(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于坚
2013-04-24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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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千年，包含魏、隋、唐、五代、宋、元凡六个大的时期，内容除大乘佛教的传说外，山水台阁、人物车马、花鸟图案、塑像之类。无一不备。真是天造地设唯一无二的艺术博物馆。”（向达）“现存有壁画的洞窟四百余（洞窟７３５个，彩塑２０００多身，壁画４５０００平方米。），就是世界上仅存的最伟大的中国古画博物馆了……南北朝到元代上下一千年各时代的艺术有系统地保留着陈列着……可以看到盛唐的艺术形式，渐渐地把狂放改为整饬，走上了雍容华贵的境界充分……说明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深厚文化基础和雄强的创造力”（吴作人）“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兰登·华尔纳）“沙漠中一个伟大的美术馆。”（米尔德里德·凯布尔）
　　
　　但是，这个伟大的博物馆并非起于一个深谋远虑的宏伟计划，道法自然，这场在沙漠深处如喜马拉雅般崛起中国艺术活动一直任其自生自灭。谁有能力供养匠人，谁就可以前来开凿洞窟。这一代人的窟倒塌了，另一代人的窟再次开始。最后，只有那些最坚固、最美丽的窟能够穿越时间。穿越时间就是在时间中匿名，匿名于万物之中。道法自然，就要顺应时间。在唐的辉煌之后，敦煌一日日走向匿名。匠人们创造的敦煌道法自然又超越自然，超越自然又“复得返自然”。敦煌不是虚名，而是存在。存在就是能够成为自己，秋天成为秋天，河流成为河流，敦煌成为敦煌，然后又回到万物，周而复始。自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敦煌兴起到19世纪末期，敦煌已经被世人遗忘，仿佛回到沙漠，不再有作者，也没有信徒，似乎这一切本来就“在那儿”。
　　
　　只要文明崛起，存在就会被命名，再次命名。
　　
　　１９０７年３月１２日，当用几匹骆驼驮着盛着饮用水的马口铁水箱、测量仪器、照相机等辎重在沙漠中疲于奔命的英国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来到敦煌的时候，“看守”它的是一个名叫王元箓的道士。在斯坦因看来，这位“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的表情”的“阿Q式保管员”与伟大的敦煌博物馆极不相称，一只蚂蚁看守着一头大象。但是，王元箓确实在保管着敦煌，他被当地人叫做“王阿菩”。王元箓式的保管在中国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他不过是依据传统，模仿前辈，也在敦煌主持了一个窟的塑建。正是一个又一个的王元箓，前仆后继，使敦煌香火不断。正是王元箓式的献身，保管着古敦煌。敦煌从来不是博物馆，它是不朽的神龛啊！斯坦因很看不上王元箓修建的窟，就艺术价值来说，它完全不能与过去时代的窟相提并论。王道士那个窟里的塑像我也看了，呆板僵硬因为过于诚惶诚恐。如果王元箓是美术系大学生，他绝不敢在敦煌面前轻举妄动。但是，王元箓是一个信徒。对于信徒来说，为神造像只在于虔诚的程度。不存在好坏，“不好”的神像谁敢造？谁又造过啊！只有现代人能分辨神像的好坏，在古典时代，艺术的是非不在美学上，只在于内心看不见的灵犀是否天真、诚实。敦煌的诞生和持续首先是虔诚，狂热的宗教热情导致了伟大的艺术，敦煌并不是伦勃朗先生的客户订单，匠人们绝不会左眼瞟着颜料，右眼瞟着卡塞尔双年展策划人，渎神的时代还很遥远。落日下，敦煌像沙漠一样灿烂，似乎正坦然迎接沙漠的吞噬。匠人们在匿名中创造着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从来没有观众，没有媒体，只有信徒。
　　
　　直到西方人到来，敦煌与世界的关系才改变了。敦煌不再是神龛、神器、神的匿名寓所、而是博物馆的价值连城之物。斯坦因绝不会对敦煌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但他也欣喜若狂，对于他来说，敦煌是一只不幸地就要被流沙吞噬的大金柜。
　　
　　如果不是斯坦因，世界永远不会知道中国道士王元箓。
　　
　　斯坦因名垂青史，被西方视为伟大人物“同时代人当中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欧文·拉铁摩尔），他看见的敦煌是大英博物馆未来的一部分。博物馆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基于西方思想的根基。存在首先是一种原罪，然后是对象，资源。神是不在场的，神是一个虚构的彼岸。词典解释说，“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港成立了一所庞大的博物院，以研究学术为重心，设立图书馆，并收藏珍贵文物。
　　
　　史家对王元箓颇有微词，他被暗示是一个贪图小便宜而使伟大文物流失的罪人。敦煌道士王元箓完全没有博物馆的概念。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除了为他的两个侍僧和自己在生活上所必需化的钱以外，他节省下来的每一文钱，都是作为修建这所庙宇之用的”。王元箓不知道博物馆，迎神容易送神难，敦煌属于神，谁会动它？谁又敢动它？往昔时代的灭佛，灭的只是神的在场，谁能灭神？神灵像万物一样自生自灭。自生自灭，也是神在世或者隐匿的方式。王元箓其实是一个匿名者，像千千万万的善男信女一样，他仅仅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追求一个善果，为此他清贫而虔诚。斯坦因发现，用金钱或者考古学、博物馆来说服王元箓是无效的。史家将这一点说成是王元箓的无知愚昧，而在我看来，这是世界观的不同。伟人斯坦因无法改变小人物王元箓的世界观，于是他玩小聪明，在敦煌导演了一出骗局，“这是我们时代，最富戏剧性的考古发现之一”。（兰登·华尔纳）他说服王元箓将敦煌手卷卖给他的理由不是一个博物馆理由，而是一个良心、道德感和宗教虔诚上的理由。“以考古学为理由，来说服这个半文盲的和尚，是徒劳的”。“单单以金钱诱惑作为一种手段来战胜他显然是无用的”，“为了让这座庙宇以及在宗教上的修功积德而毅然担负起对它的修复工作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是出于至诚的”。斯坦因知道，王元箓坚持的愚昧世界观（不仅仅是宗教，也是信奉名教的中国普通人千年来做人的基本道理）固若金汤，无法摧毁，只能利用。“他想，如果他对王元箓提到大多数中国人热爱的护法圣徒玄奘的名字，也许会触动王的感情”“果然，经他一提，道士的眼睛就立即放光了。”其实斯坦因完全无视王元箓的世界观，视这种世界观为愚昧、落后，他效忠于博物馆的伟大事业属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工业化为武器的现代“祛魅”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祛魅运动像中世纪的猎巫运动一样，绣着十字架的大旗迎风招展，只是绞刑架已经不文明了，征服世界，还有更文明的方式了。文明的使者斯坦因先生不会有丝毫的负罪感，他诱使王元箓相信他自己就是一个当代的西方玄奘，负有让敦煌手卷重归印度的使命。斯坦因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告诉王元箓他是如何地热爱玄奘“追随他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杳无人迹的高山和荒漠……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玄奘去过的寺院”。是的，探险家斯坦因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没有告诉王道士的是，他的“取经”将让这些通灵的经文在博物馆中从神器变成博物文件，作为文明标本死去。事实上，斯坦因骗取的敦煌经卷后来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命运正是尘封。而玄奘取经却是要使这些经卷在大地上传播，在人间活起来。１９０７年春天在敦煌黑暗窑洞中的烛光下的那些貌似诚恳的谈话事实上是一场场阴谋，“王道士热情而兴奋地指点和解释着每一幅壁画，有的是玄奘降服了吞食他的白马的龙并迫使它吐出来……有一幅画的是玄奘正站在一条激流上，那匹满载佛教经卷的马就站在他身旁……斯坦因写道：这幅画显然是关于这个历史上的旅行家，如何安全地从印度用二十匹矮种马驮回经卷的故事，但这个虔诚的守护者（王元箓）是否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愿意积下阴功，让我把那些古代佛教手写经卷带回佛教的老家去呢？”王道士当然不会把这个“鬼子”与玄奘联系起来。但王元箓必定中招，因为这是一个基于不同世界观的骗局，骗子心安理得，被骗者同样心安理得。斯坦因通过蒋孝琬将斯坦因不便说的话（有关玄奘翻译经文的事）告诉了王道士，并使道士相信，玄奘显灵了，他选择了这个时刻让斯坦因知道经卷的存在，是希望斯坦因把这些经卷带回印度去。“这一预兆在这个虔诚的王道士身上，很快就起了作用，几小时之内，石窟中储藏着手卷的墙就被拆除了，斯坦因借着原始油灯的一丝光亮，注视着藏书的密室。这一情景使人回忆起另外一次，大约十五年后，霍华德·卡特借着摇曳不定的烛光，注视着杜唐卡门（杜唐卡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国王，其陵墓在１９２２年被发现。）陵墓的情景”。王道士一直担心的是这样做是不是一种“虔诚的行为”，担心他的“宗教影响”是否会因此减弱。斯坦因也心神不安，“约在十六个月后，当所有二十四只装满手稿的箱子和五只装有经过仔细包扎的绘画、绣品和类似的古代艺术古物的包裹，已经平安地堆积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这时我才真正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后来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斯坦因又提到：对所有这些东西他仅仅缴纳了１３０英镑的税。”（以上引自彼得·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斯坦因和王元箓的故事令我想到福克纳的一篇小说，叫做《菊花》，说的是一个卖桶的人来到乡村，看见一个村妇正在整理自家种的菊花，卖桶人想把自己的桶卖给她，但妇人并不需要桶。这家伙就赞美妇人的菊花怎么好看，说得妇人心里高兴，就买了一个桶，临走，还送他一盆菊花。故事的结尾是，卖桶人走后，妇人恰好有事也出门，走不远，就看见她的菊花被倒在大路中间，车轮子压过去，菊花被倒掉，盆带走了。
　　
　　断碣赋碑，都付予苍烟落照。无数自以为是的疯狂造像以及对它们的物化都已经被时间之沙吞没，万有归一，都是恒河沙数。印度犍陀罗的佛龛，如今只有些残片，佛教后来在印度不传，宗教式微了，附着于它的一切也烟消云散。尽管从前的激情也许超过敦煌，但在印度，没有留下“敦煌”这种东西。“敦煌自汉至唐，为中西交通孔道。人文极盛。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陈寅恪）最后只剩下敦煌，莫高窟独立瀚海。
　　
　　有一位僧人在微博上说“有一天，佛法将不会再存在…有一天呢，我们将不再听到慈悲、智慧、修行这些话，看不见那些黄衣飘飘的僧人，也不再听见悦耳悠扬的诵经声了…有一天呢，我们会与所有的善知识告别，直到他们消失在记忆的深处…有一天呢，我们不会再为佛法争论，不再批评别人的修行，因为这些概念已经都不再存在了……”
　　
　　其实，早在元朝，敦煌的宗教激情就已经消退了，日本学者大岛笠子在《元代的敦煌》一文中认为：“佛教虽然没有被废除，也不过是继续存在而已，敦煌在元代确实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
　　
　　1930年，陈寅恪在其所撰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洞中佛龛坍塌，故书遗画暴露，稍稍流布。时人不甚措意。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
　　
　　骇悟的是什么？
　　
　　与世界诸多文明基于某种准宗教不同，中国文明可以说是基于文教的文明。
　　
　　最初，人在黑暗中，“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诗·大雅·荡序》文明使人祛除黑暗的遮蔽，成为仁者，仁者就是第二个人。子曰“仁者，人也”。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中国文明是以文照亮生命。文明一词乃中国独有。《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说文解字》“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织文鸟章，白旆央央。”《诗·小雅·六月》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楚辞·九章·橘颂》“经纬天地曰文”《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五色成文而不乱”《礼记·乐记》“昭文章，明贵贱”（《左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
　　
　　文明在中国就像宗教一样。文的诞生也是神性的。创造文字的仓颉是一位神。“仓颉四目。”《论衡》《淮南子》：“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仓颉造字，可以说是上帝显灵。“圣子耶稣诞生时，一颗耀眼的巨大新星出现在伯利恒的上空。一群牧羊人正在伯利恒城附近的田野上放牧羊群，这时上帝派的天使出现在他们眼前，周围闪耀着白光。”
　　
　　但文明不是异域所谓宗教，而是文教。“仓颉作书，以教后嗣”《仓颉篇》这个教，就是文教。“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言文者，宣教明”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说文序）“文，犹美也，善也。（郑玄）“三百里揆文教。”《书·禹贡》 “武志既扬，文教亦熙。”（韩愈 《河南府同官记》） “圣云继之神，神乃用文治”杜牧《感怀诗一首》“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说苑》）“自昔五代之馀，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谢欧阳内翰启》苏轼）
　　
　　文化，以文化之。文，将形而下的肉身引向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生命乃一黑暗之身，文化就是文身，去除无意义之黑暗对生命的遮蔽，立心，赋予存在意义。文化世界，谓之文明。“以字符照亮文化言语；以味道照亮文化饮食；以瓷照亮文化泥巴；以水墨照亮文化山水、以园林照亮文化石头、花鸟虫鱼，以纹饰照亮文化器物、以丝绸、绣片照亮衣物、以书法文化照亮线条；以兰花文竹照亮文化一草一木……“上帝就存在于每一件事情中，并引导每一件事情走向善”（《基督的人生观》詹姆士·里德）中国的上帝就文，文的最高表现就是雅致。雅又是至德、至善的体现，文的过度就是雅驯、文过饰非。在中国，最高之人，乃是文人。“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诗经·大雅 江汉》“大哉尧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 泰伯》）“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敦煌，就是这种神理之数的结果。
　　
　　更伟大者，这种文化还要文化照亮文化，敦煌起源于宗教的激情，如果只是教条主义，那么早期匠人的顶礼膜拜已经完美。但是，敦煌的创造并没有到亦步亦趋为止。以其说敦煌那些匿名的作者是一批艺术家、工匠，不如说他们是文人。这些伟大的文人创造了“敦煌”这种东西，曹衣出水，敦煌超越了它的宗教起源，超越了它的实用性。通过艺术之纹，文化了宗教。
　　
　　宗教兴起于对大地世间的绝望和对彼岸的向往。文教则赞美大地人间，道法自然。“大块假我以文章。
　　
　　宗教基于升华出世界的激情。激情会消退，一旦宗教式微，文就是精神世界最后的、终极的守护者。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发生了：“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某种总体的意识形态是关于丰富的现实的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它是充满激情的一系列观念，它试图全面改造生活方式。通过强调必然性，通过调动追随者的激情，19 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可以同宗教分庭抗礼。” “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性，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近五十年来，由于宗教伦理严重侵蚀……致使文化掌握了倡导变革的主动权……”“社会行为的核准权已经从宗教那里移交到现代文化手中……取得了君临万物的地位”。（《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象征派诗歌、表现主义、印象派的绘画、波普艺术、杜尚、安迪沃·霍尔这些人的出现，可以视为西方工业化社会试图通过文化为社会重建价值系统的一种努力。
　　
　　敦煌乃是最后的、终极的。敦煌，文教之圣地也。
　　
　　起源于宗教狂热，但最终超越了它而不朽者。那些佛教徒，那些匿名于狂沙的伟大艺人创造了超越宗教的东西——圣敦煌。
　　
　　人们穿越沙漠来到敦煌，顶礼膜拜的是圣泥塑、圣壁画、圣铁线描、圣兰叶描、圣中锋、圣鈷蓝、圣土红、圣朱砂、圣赭石、圣铁红、圣雄黄、圣湖绿、圣石青、圣石绿、圣铁黑、圣泥金、圣砖、圣竹简、圣书、圣吴带当风、圣曹衣出水、圣第45窟、圣第154窟、圣第99窟……
　　
　　圣敦煌。
　　
　　无数匿名于沙漠的工匠艺人创造了敦煌。他们像恒河沙数一样，环绕着自己的作品，风将他们吹去，他们又从别处回来。
　　
　　入夜，敦煌的天空满天星子，一颗颗旋转着，就像被解放的沙子。下面，黑暗里，莫高窟在黑暗里，就像一个沙漏。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写
　　
　　2012年9月24日星期一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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