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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哈维尔与布罗茨基(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贝岭
2013-06-26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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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个小故事，和哈维尔推导出来的结论，触动了敏锐的布罗茨基，看得出来，布罗茨基已对哈维尔关注多年，他读出了这篇演讲里有着某种政治家或政客惯用的带着取悦大众味道的「宽宏大量」。布罗茨基当即写下这封视野广阔、洋洋洒洒、诚恳但不乏讥诮的公开信，那是一封不仅写给总统，也是写给作家同行，甚至是写给同在极权制度下坐牢的狱友哈维尔的信，布罗茨基写道：「在我看来，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里，似乎没有为你的事后聪明带来多少益处，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没有人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够他受的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个性？」布罗茨基甚至尖锐地指出：「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哈维尔一读到《纽约书评》转寄来的布罗茨基的公开信后，立即在《纽约书评》上向布罗茨基回复了一封短信，信中亦不乏反唇相讥的智能。他说：「由于你的道德力量和才能，你和其它相对来说仅是一小批的作家，接下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以及少数几个不可压抑的艺术家，例如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坦姆、巴别、佐先科甚至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工作。你向往自由，而你赢得了。当你的亲密或疏远朋友看到你为那种胜利付出代价而离开他们走向监狱，他们很有可能会说，他们一点也没有感到正处于自由所带来的不方便危险中。说不定他们还由此而获得了某种见不得人的满足哩。……」

　　那个布拉格阳光灿烂的夏末上午，我和哈维尔交谈时涉及的范围广泛，他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者，我感受着他的腼腆、轻松、幽默感和获知布罗茨基逝世后的沉重，他那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式的反应能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哈维尔跟我在关于他和布罗茨基论战这个话题上的交谈是这样结束的，哈维尔对我说：「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份。」

　　我能了解也理解哈维尔的遗憾。但我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并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思考，我确信，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和早年作为剧作家、一个异议份子的哈维尔之间有着差异。对于应该怎样看待人类、人心和人性？做为作家的布罗茨基和已是总统的哈维尔看待问题的视角已显然不同。哈维尔虽不是一个喜欢取悦大众的人，但哈维尔写这篇演讲时面对的是大众，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有些事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已不可能将人类的堕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更不可能不留情面地用文字「拷问」那些当年躲着他的老熟人或认得他的布拉格市民。

　　而布罗茨基不是这样，他昂着头、目光犀利，从不取悦大众。他甚至是目中无人的，但他无的是平庸，是那些庸庸碌碌忙着抒发小情小感的文人。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他的那句名言──「时间只能使邪恶升值」。就像一九九八年秋天，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谈起布罗茨基时令我动容的说法：「我真的很怀念他。当你在约瑟夫·布罗茨基面前，首先你感到你在接近一个能量的喷泉，其次是一个诚实的喷泉。他从不害怕讲真话。但你也是在一个傲慢的喷泉边，但这不要紧，没什么。」

　　哈维尔戏剧性的一生确是传奇。他成名颇早，三十多岁便已是获得欧美戏剧界注目的捷克剧作家。一九七七年，他参与起草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捷克人权文献「七七宪章」，并成为此一宪章运动的发言人，受到举世注目。他曾多次入狱，饱受邪恶专制政权摧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他领导了捷克那场迫使***交出政权、温和如「天鹅绒」般的革命，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及后来的捷克共和国总统。成为被自己形容为「一个奉善良之命的男孩，以头部撞击一座被邪恶之王居住的城堡，直至城墙倒塌，他自己即成了国王，进而英明统治了许多年。」的一个神话。哈维尔当上总统后，在西方世界有着英雄、圣徒、名仕般的光环。这种敬意许多是来自西方知识界对于一位专制政权下受难知识分子不无自卑的倾慕。

　　布罗茨基虽也饱受专制政权的摧残，但他是一个彻底意义上的「个人」，一个绝对拒绝使用「我们」，而只用「我」来思考的人，一个极富个性的「高文化的诗人」（切斯拉夫·米洛什Czoslaw Milose语），他对人性的黑暗、人类整体的堕落不仅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甚至还深表忧虑地开出拯救的药方。布罗茨基告诉哈维尔：「因为除了怀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别无其它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剂，而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融合在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包括你的作品。」他在公开信中建议哈维尔：「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丝，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哈维尔尚未昏庸，也未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当了十三年总统之后，哈维尔不久前清醒地告诉世人：「这一切其实是命运对我投下的残酷陷阱。因为，我的确是在一夜之间被弹进神话世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回到地上，更清楚了解到神话只是人类现实的投射，以及世界的构造绝对不像神话那样。于是，在从未尝试成为神话国王，并发现自己确实在历史的意外中被逼上这个位置之余，我并未能免于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衰落到官僚例行公事的痛苦。」

　　对于善好沉思的人，这一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笔战，弥足珍贵。而且，随着布罗茨基的逝去，已成永远的遗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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