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走出“狂欢下的废墟”需要理性的思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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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下的废墟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1985年，你写出了“文学的‘根’”一文，也因此促成了“寻根派”或称“寻根文学”的形成，并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你曾经说寻根是为了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那么在你看来，我们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应该如何重建？ 韩少功：简单说，就是价值观的一种迷失吧。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现实的。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我们怎么确定这件事情我该做还是不该做？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到底哪一种生活是好的生活？朴素是好还是奢华是好？你能回答吗？你会经常自己和自己抗争。 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像是一地鸡毛，现在我们的文化、思想、学术好像都很繁荣，但是人们的内心是一片废墟，是在狂欢下的废墟状态。这个时候，困难的是我们怎么确定自己有限的目标。 很多人说我们应该把宗教找回来。借助这样的工具来寻找生活的确定性。这是一种方式。是否还有更合理健康的方式呢？这就是我们文化要承担的一个非常艰难的职能。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宗教会是一个合适的方式吗？ 韩少功：宗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资源，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对很多底层的老百姓来说，可能宗教是比较合适的。乡下的一些农民，和他讲大道理讲不通，只要对他说一句：“你别干坏事，不然雷打死你。”就可能解决问题了，也是很有效的。 但是在全社会范围来说，肯定不能完全满足于此。对更多的人来说，还要寻找新的方式。蔡元培先生就曾经提倡以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说中国宗教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蔡先生说的美育是很广义的，基本上可以泛指文艺，甚至是人文学科。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现在宗教的回潮也是很厉害的，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处于价值观的迷失阶段。有些人是病急乱投医，抓个宗教就溱合着用一下。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更好的建议吗？ 韩少功：完全回到宗教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还是要从文化上努力。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上怎么努力？ 韩少功：还是要有理性的思考。宗教有一些有益的成分，比如劝人多做善事，少做坏事，这对社会安定有好处，也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哲学的思考。但完全靠宗教肯定是不够的，人类的理性思维应该是兼容宗教和科学的，这样的思想能力才会更强大，更健康。 城市和乡村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注意到，当年赞同你寻根的很多作家都有着和你相似的乡土经验，这是为什么？ 韩少功：这是因为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接受西方化的过程有一个时间差。城市快一步，乡村慢一步。这个时间差刚好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比对。可以看出两种文明的不同点。 城市要更接近西方一些，而乡村有时候却像一个活的博物馆，更多地保存了我们本民族、本土的文化遗产。如果没有这种城乡两方面的生活比较，就比较难看出这样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在乡村里生活会有一些直接的感受，很多感性的东西都不是从书本上来的，是生活赋予你的，这样你进入文学场域就会有方便之处，很多东西可以信手拈来。 我们基于这种乡土经验基础上的写作与以往的乡土文学还不太一样。乡土文学更多的是歌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一批作家刚好处于城乡之间的剧烈反差的碰撞之间，那种对文明的焦虑是在以前的乡土文学中比较少见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马桥词典》中提出了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反思，而你的上一部长篇《山南水北》记录的又是你对于山野民间生活的体察。那么对于今天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你是否有某种焦虑？ 韩少功：我也会关心这些问题。因为我有很多的农友。 农村当然有很多问题，但主要的问题可能还是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偏低，这其实是世界性的问题。欧美的做法是把农业挤压到很小的比重，但它依托的是全球的第三世界国家，把它们视作自己的“农村”。中国不能重复，也没有条件重复这样的道路，中国的城乡关系怎么处理，还是正在探索的问题。 现在的农业附加值偏低，导致了农村人才的流失，这是农村现在最大的困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需要人才。但是人口的回流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因为技术革新等原因，使农业生产的附加值突然增高，超过工业，那时候城乡关系的逆转才会出现。 这一点现在看起来还比较渺茫，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因为现在工业的附加值也在慢慢变低。比如现在的有机农庄，如果能产生足够的附加值，那肯定很多人，包括一些高学历的人才都会投入进去，不会再呆在城市了。 《瞭望东方周刊》：就你观察，现在中国农民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韩少功：想挣钱，这是最普遍的民心所向。但是他们也遇到很多障碍，比如资金、技术等方面。现在我们农村很大程度上是靠“输血”，给予各种补贴，但是这样的补贴可持续性比较差，而且是杯水车薪的。在国外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也是靠补贴。但中国农民普遍文化程度要低一些，技术升级的能动性就会比较弱，所以将来该怎么办，还得靠多方的努力。 道德重建与技术主义批判 《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你就对技术主义和商业主义作了非常激烈的批判。而在世纪之交与王尧先生的那次对谈中，你提到，到90年代后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道德理想”、“人文精神”这一类问题是深化了，也随之消散了。十年后的今天，你对这一观点是否有新的看法？ 韩少功：这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虚无主义带来的废墟状态、价值观的迷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前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增强了。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对于道德和精神问题你现在又怎么想？ 韩少功：这是一个艰难重建的过程。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现在都处于低谷，处于茫然的时期。我们现在亟需找到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来实现重建。太阳出来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人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总有波动的上限和下限。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种重建有可能的路径和方法吗？ 韩少功：当然有。老百姓现在就创造了很多方法。 比如有些人喜欢讲养生，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清理心理垃圾，要清心寡欲，不能利欲熏心。很多大款、老板都讲究这个，少做点坏事，少一点人际纠纷。这就是一种回摆的现象。 再比如现在很多人开始重新重视家庭，电视上的相亲节目里，男女嘉宾对对方提条件都有一条是要对自己的父母亲好。以前没有这个情况，我们那时候很叛逆，也没有过年一定要回家的习惯，过年都在外面野着呢。现在过年回家变成了一件大事，搞得全国交通瘫痪。为什么现在家庭成为了价值观的新热点？就是因为人们心灵的空虚，需要温暖和寄托。 所以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层面，都会有一些新的社会需求。这是一种建设性的迹象。只是这还不够，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和解决我们价值虚无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对技术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批判你现在还在继续吗？ 韩少功：人对事物的认识过于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人的很多指标量化，智商多少、情商多少，这个可靠吗？我是抱有怀疑的。我觉得人还是要更复杂一些。现在最时髦的语言是“大数据”，但是用“大数据”能准确地描摹一个人吗？ 不能否认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现代技术的发展，比如互联网、手机等等都是好东西。技术无罪，技术主义有问题，这要分别来谈。技术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越界了，它超出了适用领域，妄图在不适用的领域建立一种霸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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