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作为公众艺术的小说死了 已成标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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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众艺术的小说死了，成了标本艺术 记者：直到现在，“马原”仍然是作为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而被人认知。对于这顶帽子，您是什么态度？ 马原：三十年以前，我们的小说，别人会觉得是一个异类，看不懂啊或者怎样，也有慧眼识珠的，觉得我们的写作特别有启发性，对小说的可能性有很多拓展。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最终把我们归结到先锋小说这个篮子里来，或者说给我们戴了顶帽子。我觉得，这顶帽子，褒奖了我们劳动中的努力。我们戴上它的时候，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实际上，我是不写小说很多年以后，才戴上的这个帽子。 记者：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会走上先锋这条路？ 马原：实际上，先锋小说是被逼出来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是文学的黄金世纪，但十九世纪是。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一批无与伦比的伟大小说家，像雨果、托尔斯泰、奥斯汀。他们之后的小说家们，要么是拾人牙慧，要么，就去突围。所以，从二十世纪初，突围就大范围开始了。最初的突围，是以乔伊斯、伍尔芙、普鲁斯特这三位巨匠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在他们之后，开始了海明威的写作。上世纪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都是海明威的历史。写作开始大范围简化，副词形容词被弃用，大家只用名词和动词去说故事。到五十年代，有一个在海明威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流派，新小说，连小说的意义和价值都开始消解。新小说带来日后一个更重要的流派，就是黑色幽默。约瑟夫·海勒，在继承新小说的价值消解的同时，开始搞笑，嘲弄一切，颠覆所有的价值。二十世纪文学最后一段时间，接力棒事实上是交到了中国作家手里。我们熟悉的1980年代，中国小说在世界上是一花独放的。我们的作家把一百多年里西方作家所有的突围的尝试全盘演习了一遍，结果就是，1989年之前，最大的明星是小说家。1989年以后，公众领域对于小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退了，小说在中国大幅度滑落。1980年代的小说辉煌，也是小说物种的告别演出，作为公众艺术的小说死了，成为了标本艺术。 记者手记 回到小说的马原 马原是我一直想要采访的作家。 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前的小说对于“叙述圈套”的迷恋，带给记者许多阅读挑战。 另一方面，当然是他绕不开的先锋派文学干将的身份——采访一位在各种版本中国文学史上都不能遗漏的作家，这种感觉，大约只有学中文的人会懂。 不管怎么说，在读过马原在《十月》上发表的长篇小说《纠缠》后，这种求采之心更笃定了。 真正联系上他，是在9月1日。发了短信过去，约定了当日晚上采访。 电话过去，那边是一个略有些沙哑的声音，然后一个提问抛了过来，“你录音了吗？” 在采访开始后，我才发现他的问题有所指。大约是因为做过文学教授的缘故，又或者是因为当年那个“小说已死”的论断，让他厌倦了曲解和误读，在他看似随意的字句里，实则浸透着一种严谨。他很少会有断然的肯定或者否定，经常会用及“可能”这样的词语，而录音，无疑可以让他的意思得到最客观的呈现。 他的语速并不快，带东北口音，大约因为要拿捏自己的语词，他的说话，偶尔还会顿上一顿。他喜欢用问句，比如：“我的财产故事跟别人的是不一样的，你看出来了吗？”说到得意处，电话里就传来沙哑的笑。 这并不是一个精于叙述手法的小说家的形象，也不曾见到我所以为的“先锋”所该有的凌厉锋芒。 也许，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最到位的，爱玩，老顽童。 (文/本报记者刘雪明图/马原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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