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事物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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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 番薯是我生命里的第一种植物。后来我离开故乡,经常听到它的各种名字:山芋、红薯、地瓜、甘薯、甜薯、红苕,但它在我的语汇里一直叫“番薯”,我的耳朵熟悉了这个词的发音、质地和气味,“番”这个汉语的外来词在我这里是个十分本土的词语,小时候,萦绕在我耳朵周围的还有两个以“番”字开头的词语:番茄、番瓜(南瓜)。在我的童年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是国外或外族传来的东西。我的方言里还有一种以“洋”开头的词,洋火(火柴)、洋机(缝纫机)、洋钉、洋铅丝、洋肥皂,同样与外国有关,但我并不排斥它们,反而与它们日益亲密起来。吴语中憩留在我童年的耳膜上的声音是我最初的世界。 故乡最多的植物是水稻和桑树。桑树地总是围绕在村子的周围,犹如绿色的御林军,常年厮守住我的城堡,我的城堡就是我出生的村子,那里,十几户人家像一窝小狗聚集在一块高地上。最初,我并不知道桑树这种浩瀚绵延的绿色植物在我生命里的意义,它到底给予了我什么东西,把我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我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大学以后,才发现桑树在我内心深处已改变了我对待世界的方式。桑树,一种悠闲、怡然自得、安静、世世代代匍匐在故乡大地上的小乔木,在我意识的核心地带越长越高大,肆意蔓延开来,犹如海水浸润了我内心的沙滩,它开始成为我内心深处极其向往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最后我用桑树做了自己的笔名。 桑树地外面就是大片的水稻。西起新开河东到南塘(含山塘),中间被一块叫作“牛舌头”的桑树地隔开。这些水田不全是东升的,还有邱家浜的。所以,每到农忙时间,田耕上来往着许多熟悉的面孔。水田里就热闹起来,问候、打趣、闲聊,吴语在水田上空飞翔。这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场景。我常常感叹不能在农忙时节回家,不能再倾听这种声音、观看这种场面。每次回家,农忙尚未开始或早已结束,去田野里乱走,只能见到一两个老人,在拔草或者锄地,很凄清。 我这一代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娇惯。我们六七岁就开始下地。所谓的下地,一般是下水田——种田,或者叫作插秧。我说过,故乡最多的植物是桑树和水稻,而一般的所谓劳动,就是养蚕和种田。这两种植物一旱一水,一木本一草本,一高一低,占据了故乡土地的主要面积,犹如巨大的绿色城墙,共同拱卫着故乡的村庄。大面积的灌满浊水的水田,对我来说,就像是庞大的湖泊。我是漂浮之上的一只小船,永远不能抵达岸边。我小小的身躯陷在被水泡软的泥里,一边插秧,一边缓慢地行动。我感到腰疼。母亲却说,只有大人才会腰疼。可是我在插秧时的确感觉到了腰部撕裂般的疼痛。我充满了对水田的恐惧,主要源于吸血的极丑的蚂蝗以及会咬人的狰狞的蛇。相反,青蛙显得可爱。夏天早些时候还有蝌蚪。黑色的蝌蚪其实是蛤蟆的幼虫,而泥土色的个头较大的才是青蛙的雏形。不过,这个常识一直被我们的小学课本所忽略。《小蝌蚪找妈妈》里的插图是黑色的蝌蚪。以至于我后来和其他人说这是蟾蜍的孩子,没人相信。青蛙在水田里是很弱势的,它经常是水蛇的囊中之物,也会成为小孩子们和一些贩卖青蛙的成人的猎物。水田里有一种饭粒虫。它长得就像一颗饭粒,苍白,瘦长。还会咬人。这种饭粒虫并不大,常出其不意地突袭。在我尚未被它咬到之前,比我稍大几岁的永妹早就经验过这种疼痛,她描述得异常吓人,据说咬后不能走路。这增加了我的恐惧。然而,当我被咬后,只是像针扎了一下,我发现疼痛并不那么剧烈,只是一直是隐隐的,我依然能坚持插秧。可是疼痛会逐渐增加,以致无法忍受,符合永妹的描述。“双抢”(抢收、抢种,在早稻和双季稻之间)时正值仲夏,水非常烫。我稚嫩的皮肤难以忍受。父母却没有感觉,硬逼我下水。 所以,我对水田一直没有好感。在我童年的内心深处,水田是一片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我对它的热爱是后来追加的。当进入中学、不需要下地劳动时,我常去野外散步,带着青春期莫名的苦闷。散步的时候,这些宁静的绿色水田竟开始进入我内心了。大地才开始向我敞开。恐惧逐渐消散,温暖与日俱增:我赤着脚深陷在一大片水汪汪的田地里,周围是父亲抛下的扎好的秧苗。眼前和左边是业已插好的秧苗,每条六株,一人种一条,中间有秧绳隔开。我的插秧速度是很快的,常被乡亲称道,却快不过母亲,且需十分费力才能赶上父亲。我的旁边经常是母亲插好的秧苗——嫩嫩的、在微风里摇曳。这种体验很切身。这是我对大地最初的情感,虽然是被我以后的追忆还原的。
我上中学后,尤其是读高中以后,就开始喜欢读书。经常拿一册书,去京杭运河边读。在运河上飘来的带着水汽、鱼腥、机油味的风里。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一个阴云轻遮的黄昏,我在运河边的土堆上读《燕知草》。俞平伯的散文集。俞平伯是德清人,我的老乡。有些村里人扛着锄头走过,和我打招呼。那样一种阅读的感觉如同一株巨大的植物根植在我内心深处——一切事物温顺地伏在身边:运河、运河里挖上来的泥堆、风、桑树、草丛、水田和黄昏。 清明节是春节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走亲戚。但和祭祖一样,多半是大人的事,孩子们只有遵守。而放风筝和吃麦芽圆子才是真正的孩子们的节日。清明节的风大,而且顺着同一方向,最适合放风筝。风筝都是手工制作的。材料是竹篾和桃花纸,以及用糯米煮的浆糊。清明节过后就是养蚕季节,所以家家户户开始请篾匠来修蚕匾。家里买一根十米左右长的毛竹。然后篾匠就把毛竹削成薄薄的竹篾,嵌进蚕匾破损的地方。所以,此时要做风筝可以就地取材。桃花纸同样是养蚕用的材料,是蚕蚁和小蚕阶段铺在蚕匾里的白色薄纸,形似宣纸,薄如蝉翼。有时候也可以用修大棚的尼龙纸代替,而且更结实。 我们的风筝一般不求好看,只求飞得高远。往往做成方形,面积很大。放飞时需用秧绳。秧绳就是插秧时用来划定界限的绳子,绿色尼龙的,十分结实。我从小是形式主义者。我的风筝总要做成电视里看来的动物模样,最常做的是燕子。我做的燕子风筝在新联中学的风筝节上获过一等奖。 清明时节雨稀疏地下着,田野里微微地发绿,各种草开始生长。水田里尚未积水。只是潮湿、柔软。放风筝的场地就是水田。我们踩在嫩草上,欢快地跑着。风筝在微暗的空中啪啪地响——风拍打桃花纸的声音。 清明节的时候,田里长出来一种特别的植物,它贴地而生,莲花般往四处展开。叶子是小小的卵形。最重要的是颜色,是泛着嫩绿的银白色,上面有白色绒毛。这种植物的名字是我一直琢磨不出来的,方言里叫作棉絮头,因为它长得像棉絮。如果苍老的棉絮头,中间会长出一条几厘米高的花茎,花是黄色的,就像黄色棉花团。这种植物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长相,更在于用途。杭嘉湖一带用它来做一种糕点,叫作芽麦圆子,或者芽麦塌饼。这是用发芽的麦粒碾成的面粉和上煮熟的棉絮头做成的一种圆子。甜甜的,颜色暗黑而带绿。吃起来滑而不腻,是南方糕点中的上品。而且仅产于湖州东部和嘉兴一带。德清县内在新市镇之外便是稀罕之物。大人们的任务是发麦芽、做圆子和烙圆子。发麦芽就是把一蛇皮袋麦子扎好,放入河埠的水中石阶。温暖的春水很快就会催生出麦芽,然后去碾成粉,方言叫作轧粉。做圆子就是将面粉与棉絮头和在一起,掺上白糖,做成圆子,然后压扁。烙圆子方言叫作焊圆子,犹如北方烙饼,只不过要放多些油,油里放上糖。麦芽圆子就贴在锅壁上煎。屋里顿时香甜四溢。焊圆子时火候很难把握,所以,我一般不参与。 孩子们的任务就是去田野里挖棉絮头——方言叫作挑棉絮头。棉絮头长得隐蔽,必须从乱草中挑剪出来。这又是孩子们的清明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学回家,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提着篮子去挑棉絮头。我们和大人们不一样,他们一般是用镰刀整棵挖走,然后回家洗干净,坐在走廊下慢慢地将嫩叶剪下。孩子们的手续更加简单、精致。我们只用剪刀,直接在地里的植株上剪下又嫩又肥的茎秆的顶端,棉絮头的根和茎杆底部被留在地里,可以继续生长,况且可以省去在家里挑剪的功夫。 棉絮头身体弱小,而做芽麦圆子则需大量的棉絮头。有时候,我们为了贪图速度,就用另一种白胡子草来替代。这种白胡子草体积是棉絮头的好几倍。叶子粗大,深绿色,边缘长有白色绒毛,故名。它的味道和棉絮头差不多,只是不够细腻。 如今,我熟悉家乡田野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挑棉絮头不无关系。建伟、丽丽、红男、丽萍、芳芳和我沿着机耕路、田埂、水渠、河滩以及桑树地和水田的交界处,到处寻找棉絮头的身影。我喜欢和女孩子结队。一般总要找别人少去的地方。比如东港或者“南海”。那边的棉絮头经常要比其他地方的大出一倍。这些地方对我而言就好像是世界的边缘一般神秘。东港水深草满,传说水中有许多活死鬼、拖脚野猫。活死鬼是淹死鬼的意思。“拖脚野猫”的“野猫”在方言里代表妖怪。这种妖怪住在水里,经常抓在水边行走的人,方法就是拖住脚踝,攥入水中,所以叫“拖脚野猫”。但是我们结伴而行,恐惧感就减轻了。杨树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河的北岸在我们这边。其实这一带已经属于桐乡。全是桑树地。河滩向阳,常常阳光明媚,水面开阔平静,岸上草丛鲜美,却少有人迹。一片世外桃源的样子。我们经常一边沿着河滩行走,一边俯下身挑棉絮头,走到尽头,就可以挖到一篮子的棉絮头。在这样偏僻神秘的地方,我还与女孩子偷偷接吻,当时的电视并不普及,正是因为稀有才产生好奇,我们模仿从八十年代日益开放的电视里难得看到的接吻场面。结果发现,接吻并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心里有些胆怯,身体上并没有什么乐趣,只吃到了别人的口水,有点咸。但是,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私密性,我们依然喜欢偷偷尝试。小时候,经常会做些性游戏,但是总要做到绝对的保密,不让大人知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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