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艺术之友”的艺术竞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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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在他1798年发表在《神殿入口》第1卷的文章《论视觉艺术的主题》(Über die Gegenstände bildenden Kunst, 1797)中写道:“应该从它们的总体来解释它们,即使当第一眼只看到它们的局部时,也应该这样。”[5]这里指的是不需要用寓言(allegories)的方式去认识或解释事物,因为具体事物的外在部分就能够完全显示出其意义,所以我们不需要通过画面去意会画面中看不见的意义。歌德在文章中指出了寓言与象征的符号学之间关键性的对立。同时,歌德在这篇文章中也思考了基督教艺术中的再现问题,浪漫派的基督教艺术喜爱从画面中的事物指向外在于画面的意义,歌德称这些作品是“神秘主义的”(mystical);如果作品想要表达出某种概念,那么它必须在画面中将一切意义都显示在可见的层面,这样的作品——歌德称之为“象征的”(symbolic)。“象征”与“寓言”是区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差异的一条重要标准,《神殿入口》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区分二者的界限。[6] 迈约发展了歌德在《论视觉艺术的主题》中关于象征的观点,他认为,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寓言”已经跃出了艺术的限度,必须给予批判。迈约在分析拉斐尔的《玛尔叙阿斯的剥皮》(Flaying of Marsyas)时,认为这一残酷的、死亡的和折磨人的场面,展示了人类自身身体的脆弱性,在艺术中必须禁止表达这一种虚空的意义。迈约主张在绘画中回避对死亡、痛苦等激情的描绘,这是“魏玛艺术之友”的一个信条。迈约的观点主要是为反对浪漫主义所宣传的基督教艺术,而古典主义的基督教艺术必须符合“象征的”的原则,将不可视的转化为可视的。在关于基督教艺术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者最后争论的聚焦点。 三 “美是道德的象征” 歌德在《收藏家及其友人》(Der Sammler und die Seinigen, 1798-99)这篇文章中,将席勒看作是一位缺少视觉艺术才能的哲学诗人。席勒很少专门谈论绘画和其他视觉艺术,对席勒这位哲学诗人来说,眼睛不是最高的器官,相较于视觉艺术,美德更加重要,人们必须在一个最高的点上放弃单纯追寻形象魔力的努力。由此,席勒对“魏玛艺术之友”谈论自己对视觉艺术的一些看法时,主要是从人性尊严的角度来强调艺术的道德内涵。不过,席勒深受温克尔曼新古典主义艺术观的影响,他也不失时机地鉴赏过德国境内的古代艺术品。1785年,席勒在《丹麦旅人书简》(Brief eines reisenden Dänen)中虚构了一个丹麦人,这个丹麦人在参观了曼海姆古物展览馆后写了一些报道,说他看到了观景楼的阿波罗、拉奥孔雕像等古代艺术品,认为自己已经见到过古代艺术品,所以他不再需要到意大利去寻找了。 席勒在1790年代所写的重要哲学美学著作《关于人的审美教育》(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特别是第15封信中,谈论的核心是视觉艺术;在这些书简中,席勒正是通过对古典的大理石雕像的思考,回答了人类在面临现实困境时如何提升其自身的道德而达到超越这样的问题。卢多维西的朱诺像(Juno Ludovisi)是魏玛古典主义的通行证,它体现分裂的自然与道德、嗜欲与意志、感性与理性如何融合而进入一个审美观念的乌托邦。席勒在信中这样写道:“卢多维西的朱诺美妙的面容向我们传达的既不仅仅是优雅,也不仅仅是尊严;不是二者之一,而是二者一体。由此女神唤起了我们的尊敬,神圣的女性激起了我们的爱;但当我们屈服于天堂般的美丽,天堂般的自我满足时我们却惊吓而回。整个形象内在于自身的宁静之中,是一个完整封闭的创造。”[7]在《论优美与尊严》(Über Anmut und Würde, 1793)这篇哲学论文中,席勒再次思考了视觉艺术的功能:“带着柔和的光辉,自由的理性从微笑的嘴唇、满含生活气息的一瞥、乐天的额头升起,随着庄严地告别,自然必然性降临在高贵威严的面容中。古代依据人性美的理想而形成,人们从尼俄柏的神圣形象、观景楼的阿波罗、博格荷西亚有翼的天使和巴贝里尼宫的缪斯认识到它。”[8]可以看出,席勒的这些看法都是直接从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中获得的信息。 对歌德与迈约组织的艺术竞赛,席勒提出了最有价值的建议。1800年,席勒在给歌德与迈约的一封信中,讨论当年得奖的艺术作品——纳尔(Johann August Nahl, 1752-1825)的《赫克托耳离别安德洛玛刻》(Hector Taking Leave from Andromache)和霍夫曼(Joseph Hoffmann)的《瑞索斯之死》(The Death of Rhesus)。针对霍夫曼的《瑞索斯之死》,席勒强调其主题的不稳定性,认为若要成功表达这一主题,则必需具备一种灵活捕捉孕育意义的瞬间的能力,才能避免尤里西斯(Ulysses)与戴奥米底斯(Diomedes)攻击一个睡觉的敌人——以免显得他们是瑞索斯(Rhesus)的暗杀者;画面必须在这个事件之后,而不应着意于事件本身,因为对谋杀的反感,必然会导致旁观者希望看到被暗杀者的成功逃离,女神雅典娜需要将现实提升,以超越于丑陋的本性之上。席勒在这里强调的是,纯粹的可见性不足以表达美,现实的散文品质是时间的幽灵,艺术作品必须超越这样的层面才能达到超验的境地,对绘画主题的理解必须要指向更高层面的道德意义;古典主义者之对待主题,应必须具有反思性,超越可见的世界以进入不可见的世界,才能不致使自己落入丑陋的现实经验之中。在分析纳尔的《赫克托耳离别安德洛玛刻》这件作品时,席勒认为其中的主题有易使人陷入感伤主义的危险,画家必须为离别中的尊严找到适当的表达形式;[9]纳尔成功地处理了这一主题,没有陷入对痛苦的夸张扭曲的表达。由此可见,席勒将视觉艺术看作道德的一种象征,绘画的主题必须体现出人性的尊严;“魏玛艺术之友”的竞赛由于席勒的参与而更具备一种道德上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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