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的前世今生：如何从政治先锋到落寞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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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乡土文学无疑是取得最大成就的分支之一，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乡土文学巨著问世。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成为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领域的政治先锋。 而随着近年来乡土文明的崩溃和农村日渐“空心”化，乡土文学也在逐渐式微，甚至有消失的趋势。在中国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该如何看待乡土文学逐渐消失的现实呢？ 一、文明的碰撞 中国乡土文学的发端 转型的震荡 早期中国作家的乡土关怀 中国乡土文学在20世纪初期慢慢成形，最终成为影响一个世纪的文学书写题材。20世纪初期，中国处在大转型时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激烈碰撞，旧文化与新文化相互交织。同时，西方工业文明慢慢渗入中国，沿海大都市渐渐兴起。城市与乡村的区别逐渐拉开。与工业文明相对的农业文明逐渐受到作家的重视。 科举制度取消后，中国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也给读书人带来了巨大的阵痛。知识分子几乎失去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为民族觉醒、救亡图存贡献力量。其中，学术与文学是他们的首选。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乡土社区的生存状况、人们的思想状况，才成了思想家、文学家注意的焦点。 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丁帆教授认为，“五四”前后，绝大多数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先驱者，都是从乡土社会麇集到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在极大的文化和文明的反差中，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人”的觉醒。那些挥之不去的童年印象，为他们留下了眷恋故土的情结，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了极强的忧患意识。 对乡土的眷恋，抑或是对乡土的关怀式批判，成了他们文学表达的主流方向。这些具有人文启蒙价值的文学书写，在乡土文学中得到了最为形象的体现。 20世纪初期，在中国文学领域形成的乡土小说创作热潮，与世界乡土小说创作热潮几乎同步。在这一时期，中国形成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二、乡土小说 贯穿20世纪的中国文学 “五四”乡土小说的深刻 京派乡土文学的秀美 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奠基的是周氏兄弟。鲁迅以乡土小说为载体，通过对乡土社会传统弊端的批判，来宣扬新的文化理念。鲁迅的《呐喊》充满乡土气息。鲁迅采用地域性描写，为读者呈现出极具地方特色的风俗画面。而将乡土文学伦理化的是周作人。周作人认为，乡土文学应满足三个特点，首先是体现地域性；其次是体现民俗中的土之力；再次是体现人类学意义上的“人”。 在鲁迅的影响下，涌现了大批“五四”乡土小说家和优秀的作品。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台静农的《吴老爹》、彭家煌的《怂恿》、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许杰的《惨雾》等。这些作家既批判了乡土中国的落后礼俗文化，同时也通过大量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的描写，为小说添上一笔璞真之美。不过，这些作家千篇一律地用写实手法再现乡土文明的创作路径，为后世理论家所诟病。 除了“五四”乡土小说外，影响较大的是京派小说。这批作家坚持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美学风格，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邂逅集》、凌淑华的《花之寺》、萧乾的《梦之谷》等。京派小说家试图通过从文化道德层面进行变革，以达到充满爱和自由的理想状态。在当时各种矛盾尖锐的中国，这些难免堕入空想。 此外，中国文学界尚有以柔石、叶紫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恋爱”式的乡土小说写作；以矛盾、吴组缃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乡土小说写作；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的乡土小说写作；以邱东平、彭柏山等七月派的乡土文学写作等。 “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 政治化的乡土小说写作 自毛泽东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部分解放区作家的乡土文学写作就开始具有政治性，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是两个跨时代的乡土小说流派。 赵树理曾是解放区文学“方向性”代表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成熟于50到60年代，其核心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人。赵树理的乡土小说创作基于对领袖讲话精神的深刻领悟，因此他成了新中国乡土小说的奠基人。他的创作思想左右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三十年中国乡土小说创作。 在孙犁的影响下，“荷花淀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具规模于50年代初期，活跃于50年代中期，核心作家除孙犁外，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孙犁的小说从审美取向看，与世界乡土小说一致，对风土人情、乡土风景的刻画极致入微，作为一股潜流，一直有着巨大影响。如周立波等人的创作就深受孙犁影响。 从解放区向新中国转型的过程中，这两派都面临着话语体系转型的问题。结果，这两个流派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赵树理最终从文学的方向性人物沦为边缘，而面对政治大潮，孙犁则清醒地选择了退却。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三十多年间，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和挤压越来越严重。早期的赵树理、孙犁、周立波等人的创作多少还能如实反映农村的情况。到文革时期，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则成了配合国内政局发展而纯粹歌功颂德的文学。政治化的叙述完全笼罩着这时期的文学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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