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海上:谁抓住我的出神状态

  我的诗作从未受到过大陆评论界的关注,甚至还以为我是“第三代”或更新一代的小儿科;不论从年龄上讲还是从创作起步线来讲,我都是最早的孤立的先锋诗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幼稚地进入诗的冥想和写作,写下了大量的初稿,我生活在湖南,这是个号称有“湘军”的省份,但这个省的人文环境是令人寒颤的;我还没见过一位纯粹意义上的作家或诗人,他们功利欲强得已变形;写作只是一种载体,是一种可以达到个人社会地位的工具。尤其到了八十年代后,竞争的动机愈加功利化。许多人已经不择手段地进入官方机构或登上“轰动”的机遇,他们也不顾如何结尾,只要能显赫一次就可以接近他们想要的谁也说不清的东西。我在湖南写诗,北京等地已经闹哄哄的了……八六年去深圳时,第三代诗人也崭露头角了。我是默默无闻的人;我不在乎这些,因为我要有足够的创作功底才能成为自己的生命意识的诗人。我思考和创作,不断地写……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也忙中偷闲地写出了《两界河》、《走过从前》、《还魂鸟》、《孵太阳》、《浑音》及《复活岛》等诗集。

  即使在先锋诗界我也是常常“缺席”的人,因为我已经不善于交际和活动,随着年龄增大更不屑于为诗而应酬什么了,我写作的目的渐渐比青春时代还纯粹了;我的苦恼只是“写什么”的问题或“怎么写下去”的问题。我有创作的欲望,而我很厌恶自己的一套技术和习惯,我有良好的审美观,但我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时代的切口,我想接近时代;而现实的不堪几乎都不是入诗的好材料;有时一些东西让写出来就显得反动了。我也不愿意以“反动”为荣,当然我不会违心地恭维这个丑恶的现实社会!

  许多年来,我一直学习着生活;为了生活我几乎忙碌了半生半世,也累得奄奄一息;但这不是我痛苦的因素,我的痛苦仍然是没有读书和写作的心境。我已经有种“失灵”的基因潜入生命之中,常常麻木得呆呆地痴想……

  当我的许多外地朋友都用电脑写作时,我仍然买不起这套设备。手工写作已经弄乏了我;因为我在九十年代还写过一些中篇小说,全部是一字一字手写的,我不该这样写;因为我并不功利;当然我不完全消灭功利,总有一天功利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份,但它绝不会蛊惑我,我已经不会激动。我对它毫无憧憬;但我希望自己有一本本诗集在世界上发行。因为我和创作是人类文明的一部份。

  台湾黄粱先生在信中评价我是“汉语诗歌”的首席诗人,这种评价我会招来一群“敌人”;因为在大陆我从未被任何评论家赞扬过,突然成为“首席诗人”,未觉太难堪了,但我并不怯弱地退出“先锋阵营”,我是永远固守阵地的独立的自由写诗的人,自由创作成为我生命运动,生活活动的重要东西。我有这种瘾趣。

  一位诗歌评论家,诗学功底是最重要的人文工具,在大陆多少狗屎论文充塞着诗界,却从不见智慧之论。黄粱先生对我的诗歌评述远远超过了他主编的“大陆诗丛”对我的诗集选择的意义。

  他几乎说出了我的许多诗歌朋友对我没有完全解读的见解;

  ①原初的命名——这是一种创世的语言,有别于观世语言的描写。(属于前描写)

  ②出神状态——这是一种“体觉化”(身体)的语言,有别于现实“机制化”的语言状态(大脑);以此恢复感官的原始机能与位置的深度知觉,进行从知觉回返符号的溯源过程,以此打破现世存有的界域。

  ③阴阳回环视界——打破对立性、支配性的二元思维,以思维与感官共时至涉的状态,达成一种多重视境的交叠。

  ④末世启示的氛围——将天地人的序列倒置、重创欲望、权力、语言的神话,呈现荒芜混沌的原初荒原气息,使空间中的元素重新复位,再将人的本体性也一并解构为客体,完成纯粹精神空间的建筑。                

  自由才能“出神”,黄粱先生对我诗作中的“出神状态”是很敏感的;而我的出神是生命的悟性给我的,是进入冥思的;我一“出神”,诗化的东西就会凸现,就怕不“出神”,写些文字的东西。我反对“语言诗派”,唯“语言论”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弱智倾向;生活是语言以外的东西;大气的东西才是这个世纪末的最终选择,我们以往的写作都是铸剑,等待天、地、人的高度的灵性达到存在的一致和谐;于是剑的天籁里会发出它的光与刃的声响——那种俗耳听不出的声音。

  我们太俗气,太实用,太注意一些不必注意的社会性的东西,不然我们会进入更自由的天才境界,一千次颓丧之后,只要自由精神还在,它仍然会得到回报。我们的创作是多余的,也是积淀的;历程不可能是空白,也不能是苍白;只要写下去,写得“出神”,就会达到至今还无人企及的境地!就是那个境地才会有这个世纪呼唤了许久的“东西”。

  让虚拟的一切飘逝吧,我要真正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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