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传世词作仅5首 《渔家傲·秋思》涉及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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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53岁的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员外郎身份,从耀州(今陕西耀县)出知庆州(治今甘肃庆城),后官复户部郎中,又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成为环庆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到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与同职的韩琦开府泾州(今甘肃泾川),范仲淹在庆州知州任上前后共一年半时间。 在他三年多的戍边生涯中,这一年半时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并在他诗词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范仲淹一生传世词作仅五首,其中一首就是写庆州的,这就是著名的《渔家傲·秋思》;但仅收录于《范仲淹全集》的诗就有300多首,其中写庆州的只有两首,一首是《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一首是《城大顺回道中作》。而且,这三首诗词均写于庆州,均涉及戍边,可以说是他在庆州期间军务活动留在文学中的印记。 1041年秋天:伤感的《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地点,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也有人认为在泾州。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刘文戈先生经过多方论证,并于2001年、2010年先后发表两篇考证文章,坚持认为写于庆州,并得到了许多范仲淹研究专家的认同与引用。 这首词是写秋景的,必然写于秋天。范仲淹戍边三年多,经历过三个秋天。第一个秋天在延州,第二个秋天在庆州,第三个秋天,初秋在庆州,暮秋在泾州。这首词写于哪一个秋天,与作者当时的心情密切相关。 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范仲淹以户部郎中身份出知延州,这是他戍边生涯的第一个秋天。 这一年的初春,宋夏发生了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延州原知州范雍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延州危在旦夕,但朝廷大臣均视延州为危途。一名叫做张存的大臣被任命为延州知州后,甚至以母年八十、素不知兵为由坚辞不任。这时,被贬在江南的范仲淹临危不惧,自荐戍边:“自荐老臣,固渐于汉将;誓平此贼,讵拟于唐贤?”(见范仲淹《延州谢上表》) 无疑,赴延州任职,范仲淹可谓“雄赳赳,气昂昂”。到任后,他雄心勃勃,整编军队,加紧操练,收复失地,修建城垒,西夏有言:“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即指范雍。同时,也“野心勃勃”,通书西夏帝李元昊,劝其取消帝号,弭兵言和。所以,当时虽秋意正浓,但范仲淹是初到延州,又是自荐戍边,他不消闲,更不消沉,所以不会发出“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样的感叹。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康定二年即庆历元年(1041年)初春,朝廷内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决定出兵讨夏;范仲淹力主“以守为主”,连上三表极力反对,但最终无济于事。结果,好水川之战,宋兵又一次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元昊遣使回书,出言不逊,态度张狂。范仲淹当着使者的面焚毁其书,而“潜录副本以闻”。这一切,都被一些朝廷大臣抓住了把柄,认为他“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纷纷要求“严惩”范仲淹,有一位叫做宋庠的大臣甚至“请斩仲淹”。 一腔热血到延州建功立业的范仲淹,在任职8个月之后,于庆历元年三月被降为户部员外郎,贬知耀州。 在耀州任职仅仅一个月之后,又于当年五月调知庆州。 耀州是小州,庆州是大州,而且在抵御西夏过程中,庆州和延州有着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显然,这一次调动,算是朝廷对范仲淹的宽恕,也流露出了想使用他的意思。 到庆州后,他立即奏请巡边,与属羌缔结合约,训练将士,整理边务,忙忙碌碌,一转眼又到了秋天。这是他戍边生涯的第二个秋天。 虽然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朝廷也于九月份恢复了他的户部郎中之位,但因为此前战事连连失利,边疆形势仍然吃紧。更重要的是,他的“以守为主”的策略还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得到朝廷认可。他不想无所作为,但又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为,所以忧心忡忡,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是所谓“归无计”“人不寐”也。 这时的秋景,在他的眼中,自然是一片清冷,一片凄凉。其中心中的愁楚、伤感与萧索秋色暗相呼应,自然就有了“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 的吟咏。 同时,刘文戈先生对古庆州城了如指掌,也曾多次前往陕西考察曾经的延州城。他说,延州、庆州,都是“塞下”,但有很多不同。一是山不同:延州城周围的山,多是尖顶的,可以称为“峰”;庆州城两边的山,是平顶的,才能称作“嶂”。所谓“千嶂里”,指的一定是庆州城。二是城不同:当时的延州城在今延安城区南面的沟壑中,跨沟而建,南北城门在沟底,东西城门在两面山上,如此之城,称之为“孤”十分勉强;庆州城建于北山延伸下来的高阜之上,两水夹流,山衔水抱,四面城墙高耸峻拔,称之为“孤”恰如其分,所谓“孤城闭”,指的也一定是庆州城。 所以,刘文戈先生认为,这首词不仅写于秋天,而且就写于1041年在庆州的这个秋天。 1041年的秋天,对于范仲淹来说,是一个郁闷的秋天,一个纠结的秋天。 1042年秋,正是范仲淹“春风得意”的时候。四月份,朝廷颁诏,任命四路帅为观察使,知庆州范仲淹为邠州(今陕西彬县)观察使。虽然观察使是个虚职,但俸禄高于知州,是朝廷对有功者的奖赏。范仲淹连上三表,固辞不受,朝廷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闰九月,朝廷任命纨子弟葛怀敏为统帅,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境内),渭州、泾州危急,范仲淹由庆州出兵驰援,稳定了边疆局势,宋仁宗大喜过望,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并为其加职进官,范仲淹不久便出将入相(1043年4月范仲淹入朝,7月任参知政事即副丞相)。所以,刘文戈先生说,1042年秋天,无论是在庆州,还是在泾州,范仲淹都没有理由再说“燕然未勒归无计”这样的话了。 1041年冬天:乐观的《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 蔽野旌旗色,满山笳吹声。 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 庆历元年十一月,范仲淹向朝廷上奏了《上攻守二策状》,全面阐述了自己对西夏的应对策略。 在《攻议》中说:“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士兵以守之。”又说:“如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在《守议》中,他从地理、兵制、供给三方面具体分析了夏宋形势,“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边面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最后得出结论: 臣谓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远而民力不匮。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范仲淹的戍边策略基本形成,即以守为主,兼之以攻,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守;攻则宜取其近,不取其远,以免长途奔袭而得不偿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步步为营,积极防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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