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铃子：读冷雨桑诗集《小记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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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雨桑的另一首长诗《天命》中，我却读出了更多的隐藏在这“爱”的骨缝间的无奈、酸楚和悲伤。这首诗的副题为——“写给母亲及小部分故乡”。故乡，在诸多客居者的心目中大多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被浓郁的乡愁包围着的一个地理名词，一个文学经验体系中的被共享了的诗意化的归宿地象征。但在冷雨桑的诗中却是“分裂”的，竟被“去除”了一大部分。为什么？那被咬牙“去除”了的一大部分，换一种称谓不就是——“恨”嘛。为什么“恨”？这被去除，这“只写给……”，文字背后到底埋葬着诗人怎样的“理由”或者过往的痛苦秘密？一首诗的张力，从它一开始就产生了，它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发生作用和催生审美效应了。
我说过，我是爱你的 从语言及语言修辞上看，轻与重，柔与力，暗与明，小与大等貌似相互对立的美学指称，皆在冷雨桑的某些诗中被应用、处理得较为娴熟，得体，又富有变化，显示了诗人针对整体或局部的语言风格进行有机转换时所具有的某种实现能力，平衡能力，以及语言修辞上的变革野心和求新意识。譬如—— 故乡，这颗小棋子/被我搬来搬去/无处放置 ——《毛冲坝》 在诗人笔下，“故乡”，不再是母亲的怀抱，一个热切又凄冷的“庞然大物”，生命之场，居然成了一颗“小棋子”，“被我搬来搬去/无处放置”，这颠覆了过往诸多同类修辞的修辞，很感性，很少年，却又很深刻，很另类——它传达的不再是一种所谓的“正能量”的情感温度；故乡之小之轻之远之疏离之物性，也许对于诗人来说，更是一种无法排遣、无法处理更无法抵消的悲伤。语言修辞所造成的美学反差，加重了诗人内心这种情感的分量与言外意味。 当我们掏空所有。弃掉外观，和多余的负担/我们只剩下粉籽和甜。当然/离腐也不远。——《菠萝蜜》 “掏空”，“弃掉”，“只剩下”……而当“当然/离腐也不远”了这一句出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该有着怎样的一种由于对生存真相的唤醒而突然爆发出的讶异和惊悚之感。 在《悬铃木》一诗中，诗人的语感在主体交谈和客观静物的集体交互中缓缓“移步换景”，诗句显得凌厉和深刻，在局部的隐喻中有着直指人性误区和暗疾的力量。
六月。我们交谈浓荫，灌木，长凳和匆忙而过的人群 其他，诸如《意外》一诗中，以“假设很多的温暖和未来”，指涉着身体之畔的孤独和寒凉；《所嫁非人》则假物寓意，在寓言中写实，读者自会看见诗中谐趣的糖衣所包裹着的难言隐衷；《天命》中，则言“此刻，糖果半粒。我远离甜蜜”。《今晚我请客》则依靠诗歌语气之轻，来维系和捍卫着生活中那点岌岌可危的欢愉——依靠“打听道听途说的美丽”，来抵御生活中一地鸡毛的纷乱及“夜晚的凄楚”所泛起的忧伤；《他们》，则发出心底隐隐焦虑中的感慨——“牛羊天下，马回栏，我的牲畜没有壮起来”…… 当然，冷雨桑的诗，也并非完美无缺，同样也有着需要进一步克服和解决的问题。总体上看，她的诗大致体现出两大类型，或曰两大向度。一曰生活的现实：对生活现实的记述，以及对其含义的抽离与凸显；一曰语言的现实：对内心情感进行语言现实的重构。这样两个看似判然不同的场域，却恰好无意间构成了一种“互补”，也似乎确证着冷雨桑有着自觉的风格转换意识。而针对前者而言，冷雨桑的诗也就不免存在着可能的局限或不足。譬如某些“纪事篇”（类似于元诗风格），虽然颇具天然之气，生态之美，结构上或玲珑多姿或跌宕起伏或水到渠成，但因过于“写实”或“急就”（也许是诗人出于一种风格的转换所作出的新尝试——她的确说过，“好水胜过参汤”），诗歌口语便显得尚不够十分洗练，略显粗糙，不够含蓄，诗意和蕴藉上也有所欠缺——它隐约有一种反抒情的先锋异质化写作迹象，但抒情的成分依然非常明显。同时，部分诗作结构上的相似、平面化，以及惯式之茧（如总好在结句处“升华”诗意）有待诗人作进一步的突破和解构…… “诗歌是文字的走卒，是心灵的一次远足。最后抵达的空旷足以抵御任何逼仄。因此，黑暗只是短暂的，在文字的甬道里我们实行自我救赎和祝福。”这是冷雨桑的诗观。那么，靠什么才能实现或试图实现“在文字的甬道里实行自我救赎和祝福”呢？冷雨桑的诗告诉了我，那就是——“爱”！我想，也正是这种“爱着”的力量在维系或曰支撑着这女人在貌似亲和、关系密切实则交织着看不见的机械和暴力的商业圈中仍然坚持写而不辍，诗而不止的根本因由吧。 苏东坡云，“不应有恨，此事古难全。”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冷雨桑说，“爱是天命”。那么，关于诗，关于活着，关于人生的黑与白、对与错、成功和失败，关于爱或被爱，爱或不爱，关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以及即将到来的忧郁、痛苦和悲伤等，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它们，本就只与时间有关。 “我想我是爱你的……”在拙文最后，谨借好友冷雨桑的这一诗句，给疲惫中坚持亢奋的自己以慰藉，以力量，并以之回赠给冷雨桑，同时献给天下所有爱恨中的人。 2013.7.11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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