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客观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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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客观的传记 叶美 译 约瑟夫·霍恩这本优秀的叶芝传记，没有依靠我们感兴趣的诗歌艺术或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任何一点做噱头。它重要是因为它生动有趣，细节详实，并且客观地描述了这样一个人，他，如艾略特所说，是其时代意识的一部分，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他，就会黯然失色。 叶芝活了很久；他的言行不属于隐士类型，他确实有很多惊人之处；环境和他自己的敏锐，实事求是的性格，使诗人参过政。他有一副健康身体并且保持着健全的视野到最后，因此在读霍恩的书时，通过一个异常复杂和才华横溢之人的眼睛，我们了解了自前拉斐尔时代起世界的发展过程。 他的一生，在世俗的意义上，是非常幸运的：他童年是幸运的，家里所有事情的讨论商议从不避讳孩子，他有一个父亲，不仅对自己儿子的艺术家天分确信无疑，而且还是其作品最深刻和最忠诚的评论者。 他的生涯是幸运的，因为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能够把自己奉献给写作，并且立即获得了认可，他的声誉从未受过损，他一直保持着求知欲，终于生命的最后二十年赢来了最旺盛的创造力。他在交友方面是幸运的，他的朋友们都有漂亮的乡村别墅，他们慷慨任由他居住。爱情方面呢？恐怕不那么幸运。但他辛苦地爱上的是一位著名的美人，她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从事秘密的政治活动，这样看来这份爱情也不失为一种荣耀。是的，叶芝是幸运的，并且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他的幸运。最后他的离世也是幸运的。如果战争早几年发生，如果希特勒入侵爱尔兰，而叶芝正好在那的话，霍恩的叙述使我觉得叶芝大概会出于同样的原因，会像克努特·汉姆生一样犯下可怕的错误。这是极有可能的，尽管是假设。 有两种“本能的”宗教，一个是审美，它崇拜个人的激情而厌恶逻辑思维，一个是道德，它崇拜普遍的理性真理，而把激情看成是罪恶之蛇。在我们这个时代，英语语言里对美学最大的拥护者就是叶芝，而在道德那一边，说来奇怪，最大的拥护者是另一个爱尔兰人萧伯纳，他的传记最近也出版了。我建议把霍恩和赫斯科特·皮尔森写的两本书放在一起阅读。 因为这两种宗教本性水火不相容，任何时候，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社会那里，如果其中一方处在优势时，另一方就处在劣势。直到1914年前，道德理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当时政治完全倒向理性自由主义一边。就是在那时，集体迅速转向强调激情的审美主义，并且声势浩大，这就是为什么叶芝现在看起来比萧伯纳要现代一些。 如果激情被神话了，后果是什么呢？首先，由逻辑思维分析出来的某些理念会有选择地被利用，这是因为这些理念能够在诗歌中产生神奇的效果，比如它们可以发挥唤醒和整合激情的能力。对叶芝来说“精灵是否真实存在”或“月相的学说是否真实？”这些问题他都不关心，他在乎的是“他们可以组织成好看的诗歌吗？”这一点和柏拉图很像，因为对柏拉图来说，高贵的谎言的目的不过是要在乌合之众中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其次，对于信仰激情的人来说，只有瞬间的时刻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因此在他们眼里历史是没有方向的，像无头苍蝇般，只是不断地轮回。 审美的主人公——大力士，凯撒，柏吉亚——都是精力旺盛的男人，他们能流芳百世。“他们的出身和行为方式决定了其命运”，叶芝写道。“这些审美主人公”好像就是为了诗人写诗才存在似的，因此他们必须有好品味。这个趋势可以再次和萧伯纳的超级女人相提并论，她责骂和诱惑被激情冲昏头脑的男伴侣回归正常的普通人。 最后要提及一点，由于变化，变老，死亡都是事实，所以审美观有太多自相矛盾之处。——“勇士们征战沙场的胜负和北欧诸神最后那场战争的情况是一样的，那是一场没有希望可言的徒劳挣扎。”人们会怀疑这样的轻松语气，出自一个写战争诗的诗人，会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而对于参战的士兵们，现实要残酷得多。 或许，归根结底，叶芝其实不那么幸运。伟大的天赋和好运气就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叶芝把艺术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的想法——他并未完全陷入其中——损害了艺术，因为它阻止了艺术家免于冒失败的危险。他的措辞妙不可言，但我总禁不住认为他的诗歌缺乏一定的内在回音。每首诗都在结构的框架内亦步亦趋，很少有创见。把他的诗歌和艾略特的比起来。我发现了一点，确实美丽，但缺乏严肃性，要注意严肃和庄严可不是一回事（威廉·史泰格和乔治·普莱斯只是严肃的诗人而已），但艺术，谢天谢地，不是一场跑马竞技赛，有叶芝这样的诗人在，世界有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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