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雨田:父亲的遗憾(散文)

其实每个人都有难以忘怀的记忆,我童年的记忆是父亲一些与酒相关的,又被时序颠倒的真实画面所组成,仿佛是一幅悲凉的水墨画,让人哭笑不得。

父亲名雷朝森,是我们雷家的老大,老二是我幺爸,叫雷朝林,他是修成昆铁路的一个工人,爷爷就养了这么两个儿子。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父亲生在1926年,他曾读过私塾,会拨打算盘,能写一手当地人称赞的毛笔字和钢笔字。父亲曾是农行、农村信用社的职员,后来又在公社和大队当过多年的会计,在石马坝小镇上算是有文化有脸面的人物。

我记忆中的父亲,在石马坝小镇和其他的人显然有别。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回到家里,他经常穿着那件洗得泛白四个兜的深灰色布料的中山装,虽然我母亲用歪斜的粗线在上面缝了几块补丁,但看上去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父亲的个子不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五左右,但他泛白中山装左上兜里,时时插着一支英雄钢笔——这件被岁月洗白的中山装和这支充满理想或梦想的英雄钢笔,也许是父亲作为本乡本土文化人的唯一标记。当然也包括父亲花白的头发,也依旧保持着一种向右梳倒的发型风格。

可以想象,在那个暴风骤雨的时代,父亲作为乡村的文化人,看上去派头十足,能成为我童年的偶像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发现父亲爱喝酒,他是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喝酒:一种干农活太累,回到家喝点酒解些疲劳,另一种就是心闷,有解不开的心事喝酒。他喝的酒都是当地小酒坊烤的劣等红苕酒、甘庶酒之类,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喝的最好的酒就是当年的绵竹大曲。

在家乡石马坝,有几家小酒坊。这种小酒坊不是常年都在酿酒,而是一年只有一次或两次酿酒的时机。冬天是酿酒的季节,平时冷漠破败的酒坊便热闹起来,酿酒灶堂熊火燃烧,整个酒坊烟务缭绕,热气腾腾。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管教特别严,绝不让我们沾上社会上的恶习,他认为喝酒也是恶习之一。父亲禁止我们沾酒,自然是有他的道理。他曾经对我们兄弟姐妹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以后要有点出息,就不要去沾烟(鸦片烟)、酒、赌、嫖。只要沾上这些,肯定没出息。更何况我从就想成为一个有点出息的人,所以童年和少年,我都滴酒没沾。

记得是“文革”开始的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手臂上戴着“卫星公社火山战斗队”红色袖章的父亲从外面回到家里闷闷不乐,而一言不发的坐在矮板凳上沉默,昏暗的油灯下,父亲的痴呆模样显得多么让人难以理解。不知过了多久,煮完猪食母亲从睡屋拎出半瓶红苕酒放在父亲旁边的石礅上,然后取下墙上的笆笼倒了些带壳花生在石礅上。父亲把酒瓶里酒到了一多半在土巴碗里,一个独自喝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火山战斗队”的骨干。因为他有文化,又能写会算,上面要求他整理被揪出来和准备揪出“当权派”和“走资派”的材料,父亲不愿干。他认为那些“当权派”和“走资派”只是强调了农民要以种田种地为主,只是为农民说些农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如“两脚杆泥巴的农民天生就是种田种地的命,闹球啥子文化革命”,“只关心革命,田地里能长谷子和麦子吗?”。那些“当权派、走资派”基本都是农民出身,是父亲曾经的同事。而我父亲又是一个性格直率,特别认真的人,就当时的环境,你能说他的内心愁闷吗?是啊,一个人独自喝着不闷酒总是有原因的。

第三天的深夜。坐在油灯旁拉鞋底的母亲对我说:“老二,去看看你爸,这么晚了咋还不回来。”实话说吧,我小时候最怕黑暗,但母亲的话我又不敢不听。

拉开门,眼前这样如墨的黑夜,在我幼小的心灵多了几分恐惧。此时此刻,我多么想眼前能有一丝亮光照亮脚下的小路,哪怕只有细细的一丝亮光,也能够驱散我内心几许的黑暗。

出门不远处,一个踉踉跄跄的黑影高一脚低一脚的走着外八型的方步,一股红苕酒味的酒气袭来,我认定是父亲酒喝多了,不敢喊他,只好捂着鼻子绕到他的身后,随他而行。本来几分钟就可以到家的,父亲还在翻来覆去颠三倒四大声说些什么屁话,我一句都没有记住,只记得他用脚跺着路面的不平和用拳头砸墙的动作。谁也没有想到黑咕隆咚的夜里,在家门口父亲竟然滑稽地用五音不全的破嗓门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

又过了几天,生产队队部的墙壁上贴满《保皇狗雷朝森的野心》、《打倒保皇派雷朝森》、《混进党内的雷朝森用心何在?》之类的大字报。下午,生产队晒坝召开批斗地富反分子大会,父亲被民兵用枪押到会场,然后被几个盛气凌人的人给父亲戴上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着黑牌,那些家伙逼着父亲跪在高板凳上,让我们全家老少站在旁边接受斗争烽火的“革命”洗礼。

一个人的一生难道就这样永远的充满着相互的仇恨吗?酒可以说是生活里的兴奋剂,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独自喝酒只能是我父亲解闷的一种表达方式。

父亲挨批斗的那天晚上,他在家里独自一个人喝完闷酒后恼怒的把酒瓶、酒碗砸得粉碎,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也是我有身以来头一次看见父亲发这么大的怒火。也许是这样,那些我现在不能或者不愿意说出的真实话语,我会把它藏在心底的。说不定某一天,我会毫不保留的把我要说的真实话语告诉给世人。不然的话,我的后半辈子的日子不会欣慰的。

酒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代就是一剂毒药。记得五岁时,肚子饿得发慌的我偷吃了半碗母亲酿制醪糟,不到十分钟脸就开始发烫,心里像火烧一样极度的难受了好几天时间。

我第一次沾白酒,是75年夏天在巴林右旗部队服兵役。当时我业余时间写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之类的东西,听从上级的安排,我参加师政治部在师教导队举办的为期20天的文艺创作班。一天下午,听完同期参加创作班的战友胡宏伟介绍他如何创作歌词的经验后走出教室,教导队的教官,老乡曾乐生已在门口等候我。他说去师招所另一个老乡、战友石良平那里,我向班长请了假就跟着曾乐生去了。

黄昏,石良平从招待所食堂出来,他边走还边用手上的白色工作服裹着手上的饭盒。几分钟后,他又从他住的房间抱出一瓶用旧报纸包裹的酒来。什么酒,事先曾乐生和我都不知道。石良平把酒和饭盒交给曾乐生,他又去食堂取来碗、筷子。我们当兵那阵,部队规定除了过节平时不准沾酒,更何况我们三都是士兵,如果被当官的知道了,我们会轻则挨批评,重则挨处分的。

三个人东想西想,很难确定在什么地点把手中这瓶酒消灭掉。最后,还是侦察兵出身的教官曾乐生果断。他说,就是这招待所的停车场最安全,这么多车,随便躲在哪都不会被人发现的。

我们三人像小偷一样躲在招待所最西边的一辆解放军车后面,席地铺上报纸,屁股不沾地的蹲着。石良平打开饭盒,我看见满满一盒的猪头肉时食欲大增。待曾乐生把裹酒的报纸撕开,我才知道是瓶茅台酒。过去只是听说过,二十来岁的我头一次见到茅台酒也没激动,就是那样平平淡淡的。

实话说吧,我当初彻底的不愿喝,因为之前从没有沾过一滴白酒,不知白酒是什么滋味。经曾乐生、石良平左劝右说,我端起酒碗,闭上眼睛只喝了一点点。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除了浓烈的味道和耳热外,就是还有一丝丝纯正的香甜在回味着。几大口下去,浓浓的芬芳四溢起来。

后来才知道,我们当年喝的那瓶茅台酒是石良平在家乡地区川剧团当司鼓的父亲专门托探亲的战友带到部队去的。

有时候,我思考着这样的问题,酒这玩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不就是以水为形影,以火为性格的液体吗?历史上,酒害了很多的人,酒也成就很多的人。

76年秋天, 我从部队驻地东北回四川探亲转车路过北京时,专门为父亲买了两瓶斤装二锅头。

就在我探亲的日子里,我惊奇的发现四年没见面的父亲跟以前完全变了样,他不怎再喝闷酒了。而他喝酒的动作,也慢慢的变得协调有致。他说话的声音,要比以前小得多。除了这些外,我还小心翼翼地看见他用刮胡刀刮络腮胡子笨拙的样子和抓耳挠腮的动作,显得都有些古怪和陌生。

我从来没有和父亲出过一次远门。探亲期间,我计划尽点当儿子的孝心,陪父亲到外面走走,比如说去古都西安,去四季如春的云南看看,可父亲就是不愿意。后来,在我和母亲再三的劝说下,他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到成都、自贡两地转转。

路途上,父亲常常一言不发,这让当时的气氛显得多少有些沉闷,而父亲的脸部除了有点浮肿外,还多了些呆滞。几年前,我在《穿过成都的飞鸟》一诗的开篇中写到:

我已记不清是否有阳光  记不清多少年以前
  父亲同我奔自贡路过此地   寒风吹着转动的车轮
  驾驶着卡车的人是什么模样我早已记不清
  是这样的  岁月使我流泪的不是诗句  我跟随父亲
  一直往前赶路  没有语言   更没有隐喻
  脚下的路不断延生  我不知道路的尽在哪

成都幺舅家,父亲显得十分沉默,他只喝了不足一两酒。

父亲为什么答应去自贡?我哥雷光廷“文革”前考进西南一所重点中专校,毕业后被分配在自贡一家国企当工人,家也安在自贡。奇怪的是,父亲在哥的家里喝了不少的酒。嫂子是自贡城里人,她有不少的亲戚都是自贡城里有脸面的人物,嫂子又是她们家的老大,我哥家里自然就不会缺酒的。

哥给父亲喝的是好酒,虽然玻璃瓶子上没有商标,但哥端起酒杯告诉父亲,说喝的是从宜宾酒厂搞出来的内部酒。看见父亲喝酒高兴的神态,我激动的举着酒杯给父亲敬酒,并不停的给父亲许诺,说下次一定要让他喝上最好的酒——茅台。谁知道,我的这一许诺却变成了父亲的遗憾。

谁能说得清,人生到底有多少这样值得开怀痛饮的场合,欢乐和悲伤都不应该没有酒。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醉方休”的境界罢了。

77年元旦刚过不久,我在部队突然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如晴天霹雳一般。拿着电报双手发抖的我不相信几个月前与我共饮的父亲会病故,于是就给在粮食部门上班大舅发回一封疑问电报。两天后,大舅回复的电报说父亲病故是真的。

这天下午,我跪在长白山的雪野里嚎啕大哭。晚上,我独自一人用白酒把自己灌醉。

后来母亲告诉,说父亲得的肺结核病。他在半年前就独自去医院检查过身体。那时家里穷,父亲没有钱住院,再加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在上学。父亲能做的只是忍气吞声,他把体检报告的结果装在自己的衣兜里,直到母亲清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

父亲离开我们时只有五十岁。这些年的清明节,我们兄弟姐妹几家人,除了在父亲坟前烧些纸钱外,都会提着白酒,给天堂里的父亲敬上几杯,父亲在世时除了抽点叶子烟外,就好这么一口。

上月底,随作家、诗人、学者王巨才、叶延滨、孟繁华、邱华栋、张新颖、姚风、董立勃、昌切等在贵州仁怀,和茅台人一起畅饮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想起了我对父亲的许诺。

2014年11月21日沈家村

(原载《人民文学》201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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