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母国，为何没能诞生一个特朗斯特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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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逝世的消息传来，中国读者和中国文坛同时掀起悼念风潮。作为诺奖得主和公认的“20世纪最后一位诗歌巨匠”，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广受喜爱和推崇，评论人唐山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特翁的诗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很有“唐诗味”，但又超越唐诗，为现代人探寻了精神出路。 而作为唐诗的母国——中国为何没能产生这样的诗人？唐山认为，一方面属于唐诗、符合唐诗气质的时代已经过去，另一方面是彻底否定传统，导致诗歌生态被破坏。 他说“飞机的轰鸣 是青绿色的” 中国读者喜欢特朗斯特罗姆，因其作品带有浓烈的东方色彩，比如他用发现田园风光的喜悦来描写现代城市，说飞机的轰鸣是“青绿色”的。 早晨，五月的雨。城市仍静寂如 牧场。大街悄然无音。天上 飞机马达发出青绿色轰鸣—— 窗户敞开着。 (《他醒于飘过房顶的歌声》，李笠译) 再比如，他叠加使用的“通感”，乃至充满神秘色彩的意象，以及故作轻描淡写的“克制陈述”(这被埃兹拉·庞德认为是东方诗歌的最大特色)。 淙淙、淙淙的流水，沉闷的声响，古老的催眠。 小河淹没了教堂公墓，在面具的背后 闪烁。 我紧紧抓住桥的栏杆。 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 (《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北岛译) 我们身旁，在这片倾洒着的灰色中， 这棵树有急事。它从雨中汲取生命 犹如果园里黑色的山雀， 雨歇了，树停住了脚步。 它挺拔的躯体在晴朗的夜晚闪现，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着那瞬间 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 (《树与天空》，北岛译) 凡此种种，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唐诗。特朗斯特罗姆曾说，他的写作深受日本俳句的影响(特翁曾写过不少俳句)，而俳句又是从中国古代诗歌滋生出来的。诗人于坚认为：“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现了唐诗。” 我们已经丧失了借唐诗来思考人生基本问题的能力 一只车轮在无限扩展，滚动 这里是中心，几乎 静止。 远处有动静：雪中的梯子 沿着墙面疾走的 文字。 高速公路上汽车在咆哮。 抄小路者寂然 无息。 (《沿着半径》，李笠译) 在日渐模糊化、碎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诗正越来越成为“专业人员”手中的玩具，而特朗斯特罗姆复归了诗的典雅、亲切与灿烂，你不需要懂得他究竟想说什么，只要倾听，就能陶醉于它的优美中，无怪乎特翁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诗歌巨匠”。 但，在唐诗的母国，却始终未能涌现出自己的特朗斯特罗姆。 一方面，近代以来，我们彻底否定了传统，这给诗歌生态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毕竟，诗不是自然风光，人们无法通过直观感受便尽享其美，诗是“第二自然”，它需要某种约定为基础。只有懂得“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中的怨艾，才能体会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凉。泰山梁甫，美人芳草，看上去是封建余孽、腐朽文化，可没有这个共识，就没有佳句的源泉。在今天，唐诗对我们来说已成陌生之物，太多人心中的唐诗不过是韵脚与辞藻，是“老干体”式的伪豪迈和剑拔弩张，我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借助唐诗来思考人生基本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唐诗属于它的时代，脱离了时代气质，便是“诗庄词媚”。宋诗不论怎样瘦硬、博学，却怎样也压不倒唐诗的“堂庑特大”，唐人喜欢怒放的牡丹，宋人更爱淡雅的梅花，特朗斯特罗姆不完全是个人偏好的产物，好诗必须有它的热爱者，必须有赞美的支持，如果人人皆为稻粱谋，都还在为最起码的生活尊严而拼尽全力，则即使是特翁，也同样会被埋没。 成不了特朗斯特罗姆的顾城 ■顾城缺乏真正理解他的读者，时代创造了太多相似的、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只想让顾城替他们呼喊，只有在听到想听的东西时，他们才会鼓掌。谁也不珍惜顾城的独特，大家只想从他那里压榨一点“响句”而已。人们激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这让顾城有时不得不去迎合大众的口味。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中，曾有一名中国诗人很像特朗斯特罗姆，即顾城。顾城感觉轻快敏锐，有童话般的情怀，且作品富于音乐美，他的凝练与奇想，不输于特翁。 妈妈发愁了 怎么做果酱 我说：别加糖 在早晨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顾城《安慰》) 以自然来安慰现代人心灵的迷茫，这个写法确实非常非常特朗斯特罗姆。 还可以对比顾城与特朗斯特罗姆的两首诗： 我被我影子拎着 像提琴 被自己的黑盒拎着。 我唯一想说的 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光。 像当铺里的 银子。 (《四月与沉寂》，李笠译) 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拾捡 一分硬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 (《弧线》，顾城) 可以看到，这两首诗从主题到写法，高度近似。顾城阅读过很多西方诗人的作品，这对其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似乎并未提起过特朗斯特罗姆，两个人能写出相近似的作品，说明它们源于同样的美学典范。 然而，仔细推敲，顾城的诗比特朗斯特罗姆，似乎总差了一口气，因为他有两点无法与特翁相提并论。 首先，特朗斯特罗姆是职业犯罪心理学家，一生衣食无忧，生活几无波澜，他可以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一年只写三首诗，而顾城插队回城后找不到工作，在街道去做当时谁也瞧不起的临时工，干的是最辛苦的力气活，只有不断写诗，才能改变命运。顾城的作品太多了，难免彼此重复、感觉疲惫，他实在没有用写诗来愉悦精神的自由。 其次，顾城缺乏真正理解他的读者，时代创造了太多相似的、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只想让顾城替他们呼喊，只有在听到想听的东西时，他们才会鼓掌。谁也不珍惜顾城的独特，大家只想从他那里压榨一点“响句”而已。人们激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这让顾城有时不得不去迎合大众的口味，不少朦胧诗人甚至会用同一句式写出几十首诗，成为不折不扣的制造者。 顾城始终没能达到特朗斯特罗姆的高度，因为他的天空太低，他脚下的土壤太贫瘠，他无法真正进入后现代语境，现实的种种牵扯，让他不明白千人一面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他不知道冷漠、孤独是物质社会无法逾越的高墙，他不理解个性终将被程序击碎……他始终抱有世俗的幻想，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执着于“只要政策对了头，没有棉猴有棉猴”的层面，这让他与特朗斯特罗姆式的无奈与悲悯擦肩而过。 所以，顾城的作品已不太能打动80后的心灵，而特朗斯特罗姆却可以和90后、00后息息相通，普世情怀不是靠个人颖悟就能打通的，它需要好时代、好读者、好传统的滋养，有的鹰能在天空翱翔，有的却被迫成了宠物，这是鹰自己没法选择的命运。 诗，也许只是个游戏，对不爱它的人来说，似乎没什么价值，可等你意识到其珍贵时，才会发现：它可遇而不可求，一首佳作，也许要花去几代人的积累。 把财富交给儿孙，会败坏他们的精神，把雾霾交给儿孙，将毁掉他们的身体，而唐诗传承千余年，仍支撑着我们自豪。那么，千年以后，未来的子孙又该以什么为骄傲呢？只能自欺欺人地想：总有天才能够突围的，中国的特朗斯特罗姆将不会太遥远。 (本版文字据《洞见》，作者为唐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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