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刘文飞谈布罗茨基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傅小平 刘文飞
2015-06-15 09:12
阅读次

刘文飞谈布罗茨基：“清醒”是他的护身符，“拒斥”是他的通行证

刘文飞

刘文飞，1959年11月生，安徽六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作有《二十世纪俄语诗史》《布罗茨基传》等十余部，主要译著有《普希金诗选》《文明的孩子》《抒情诗的呼吸》《悲伤与理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2014年9月，获第二届“阅读俄罗斯”奖。

“如果说当下真有什么‘布罗茨基现象’，恐怕还是上一场‘布罗茨基热’的持续或曰第二波。”

傅小平：《悲伤与理智》完整中文版的问世，给我的感觉，像是往被《小于一》引燃的烈焰里又添了一把火，这把火可能包含的深刻影响，就像布罗茨基在给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写的讣文中所说，即使是烧成了“一小撮余烬”，“如果您摸一摸它，就会被灼伤”。有《小于一》的“辉煌乐章”在前，读者自然想知道布罗茨基的这部“天鹅绝唱”，到底“唱”出了什么？或者说，相比几乎被封为“布氏宝典”的《小于一》，他的这最后一部散文有何特殊的重要性？

刘文飞：除了写作和出版的年代不同，我不认为《悲伤与理智》和《小于一》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或许是因为布罗茨基的散文一开始就写得很成熟，或许也可以说布罗茨基的散文路数一直很定型，变化不大。纽约的FSG出版社出版的这两部散文集，出版时间相差近10年（1986；1995），可是封面和装帧却完全一样，出版者似乎也在暗示读者，这两部文集就是一对双胞胎。我不认为《小于一》是什么“布氏宝典”，同样也不认为《悲伤与理智》就因为它是“绝唱”而一定超过之前的其他作品，应该说，单就英文散文而言，布罗茨基的写作始终处于一个相当稳定的高度。

傅小平：大诗人、大作家的写作，往往一开始就包含了某种高度，而且会终其一生保持这种高度。你多年来对布罗茨基的翻译和研究，也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高度。我不确定你是不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但你的翻译和研究，确是对读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在很多诗人们谈到布罗茨基，都会说到你翻译的《文明的孩子》，还有你撰写的《布罗茨基传》。某种意义上说，你“见证”了一部布罗茨基在中国的接受史。

刘文飞：我还要再重申一遍，我并非中国翻译和研究布罗茨基的“开拓者”，真正的开拓者是王希苏和常晖两位先生，早在1991年，由他俩合译的布罗茨基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就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决定以布罗茨基为题做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选择这个题目首先是因为，我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俄语诗歌，在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普希金之后，我想借助研究一位当代大诗人转入对于现当代俄语诗歌的研究；其次，对这位跨国度、跨语种的诗人进行研究，同时懂一点俄语和英语的我在研究方面或许能获得某种便利；再次，当时布罗茨基刚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可关于他的译介始终不太充分，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所谓“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的熟人”，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局面。论文完成后顺利通过答辩，并得以出版，但“布罗茨基”作为一个学术兴趣却被我较为持久地保持了下来，尤其在他于1996年去世并最终成为“经典作家”之后，我陆续翻译、写作了数本与布罗茨基相关的书，其中就包括两本《布罗茨基传》，一本是我翻译的，一本是我自己撰写的。由我撰写的那本《布罗茨基传》篇幅很小，可它居然成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布罗茨基传记。布罗茨基的朋友洛谢夫教授很早便开始撰写布罗茨基传记，我也早就向他预定了“翻译版权”，见他的大作迟迟未能面世，我便擅自行动，写出了自己的《布罗茨基传》（2003），他后来开玩笑说，他听说我的《布罗茨基传》出版后压力倍增，在很短时间内便完成了他的专著，他的《布罗茨基传》完成后不久，我就将其译成中文，并由东方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说句玩笑话，我的确并非中国译介布罗茨基的“开拓者”，可是一不小心，我却成了世界上布罗茨基传记写作方面的“先驱”。

傅小平：事实上，在很多年里，布罗茨基都只是在小众的诗歌圈子里流传。去年《小于一》出版后，他几乎是毫无征兆地说火就火了，即使是布罗茨基于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未必引起过这样热切的关注。布罗茨基咋一看似乎并不具有多少畅销的元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众诗人”，却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众潜力”。你怎么看这一所谓的“布罗茨基现象”？

刘文飞：我不知道布罗茨基现在有多火，可是他的上世纪90年代初也很火啊，要说当下真有什么“布罗茨基现象”，恐怕还是上一场“布罗茨基热”的持续或曰第二波。

“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同时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语言进行思考和写作。”

傅小平：读布罗茨基，我自己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震惊，他字里行间汇聚的那种密度、力度、速度，像是一把烈火熔铸的凿子，一下打进你的心里，甚至都能听到他打进你心灵时的那一声钝响，而在这一声钝响的振幅里，你又能特别感受到他的宽度、高度和深广度。从这个角度讲，似乎很能理解桑塔格为何说他“像一枚从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了。当然，布罗茨基散文里表现出来的诗一般的聚合力，也给我们带来了理解的难度。比如在《小于一》里，“小于一”的字眼，只是一闪而过。他写道：“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你会疑惑，布罗茨基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这惊鸿一瞥的“小于一”，给我们留下了怎样想象与阐释的空间？

刘文飞：布罗茨基这两部文集的题目都很有深意，《小于一》是就人在存在状态而言的，《悲伤与理智》是就诗人面对世界的美学态度而言的。人作为一个个体，一种个性，是无限丰富复杂的，而人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际上是难以充分实现其所有可能性的，因而，一个现实存在中的人往往是“小于一”的，小于他的理想自我的。《小于一》的书名来自文集中的第一篇散文，而这篇散文又是以布罗茨基青少年时期的苏联生活经历为主题的，因此，这一题目中便又包含着某种特指。

傅小平：又比如，《悲伤与理智》里的《第二自我》一篇，看似一首散文化的情诗，里面充满了爱情与性的隐喻，但布罗茨基要探讨的是写诗的奥秘。这奥秘难道就在于他指出的情人与缪斯的不同，在于“每出一个拜伦，我们总能找出一个华兹华斯来”？或者说，诗人只有在另一“性”上辨别出自己的形象，就像只能在镜中认出自己？而这另一“性”其实也就是个无关美与丑的对象物，那又该怎么理解诗人写诗孜孜以求的自我的唯一性？

刘文飞：我倒不认为这篇文章费解，因为这是布罗茨基应《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邀请所做的一次演讲，在布罗茨基的散文中，在演讲稿基础上加工出来的文字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布罗茨基是不会放过任何显示他的语言游戏能力和隐喻建构能力的机会的，在这篇文章中也是一样。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核心意义就是：“缪斯——即嫁了人的语言。”这篇文章的原文题目用的是拉丁文“Altra Ego"，这“第二自我”就是诗人的第二本质，布罗茨基认为诗人的“第二自我”是阴性的，但他又强调这并非“上了年纪的缪斯”，而是语言借助缪斯向诗人传递出来的声音，说到底就是“语言”。诗人的自我是“第一自我”，而诗人的语言则构成他的“第二自我”。值得注意的是，在布罗茨基看来，这种诗人的“第二自我”是超越个体的，超越时空的，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因为，就像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所调侃的：“情人与缪斯之间的最终区别在于，后者是不死的。诗人与缪斯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当诗人离去后，缪斯会在下一代中找到她的另一个代言人。”

傅小平：在《小于一》里，布罗茨基还谈到了俄语。他说：“这个国家，拥有无穷字尾变化的语言，能够表达人类心灵最细微的差别，连同拥有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俄语偏感性，更适合表现“悲伤”。以此来看《悲伤与理智》，布罗茨基解析的是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他在解析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表达自己对写诗的追求：亦即悲伤与理智的融合。这看似暗含了他融合俄语诗歌传统，与非俄语诗歌传统，以创造出臻于极境的诗歌的愿望。

刘文飞：诺贝尔奖的授奖人在给布罗茨基颁奖时曾这样说道：“对于他来说，俄语和英语是他观察世界的两种方式。他说过，掌握了这两种语言，就像是坐在存在主义的山巅上，可以静观两侧的山坡，俯视人类发展的两种倾向。”布罗茨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有赖于他同时用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语言进行思考和写作。但是，俄语始终是布罗茨基真正意义上的“母语”，他始终坚持用俄语写诗，或许并非因为俄语较其他语言更为“感性”，而是因为俄语因其丰富的语法变化形式为诗人提供了十分丰富的遣词造句的可能性，或许正因为如此，自普希金以来的俄语诗歌形式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现当代的俄语诗人，即便是内容上极具现代、先锋色彩的俄语诗人，在诗歌形式上却相当传统。在布罗茨基这里，情形也大致如此。

“他的散文或许会使我们意识到，在诗和散文之间应该还存在着另一种中间体裁，即‘诗散文’。”

傅小平：谈布罗茨基的散文，必然会谈到他的《诗人与散文》。很多人可能不会去细想，布罗茨基所说的“散文”指的什么？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理解的散文，就是无韵的文字。要照这么理解，很多不讲韵律，也无音乐性可言的诗歌，也只是散文。如果说，诗歌以外的一切文字都是散文，布罗茨基散文文体杂糅的特性，倒是很可以理解了。我注意到，布罗茨基在读托马斯·哈代的诗时，强调要把作为小说家的哈代，和作为诗人的哈代分开来读。以此对照，我们该怎样来更好认识和理解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和作为散文作家的布罗茨基？

刘文飞：认识和理解完整意义上的布罗茨基，就意味着同时阅读他的诗歌和散文。诗歌和散文是布罗茨基世界观和美学态度的两种表达方式，他就像是同时站在一条河流的两岸，从不同的侧面“静观”生活的水流，并向我们传导着他丰富复杂的感受。他在给一部英文版的茨维塔耶娃散文集作序时曾套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散文就是茨维塔耶娃诗歌的继续，后来有一位研究布罗茨基的学者再次套用布罗茨基的这个说法，说布罗茨基的散文也同样是他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我在为《悲伤与理智》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则将布罗茨基的散文定义为“诗散文”，我认为他的散文更像是他诗歌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继续”，他的散文甚至已经成为某种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新体裁。在诗歌和散文之间，原先就有“散文诗”（prose poem）这样一种过渡体裁，布罗茨基的散文或许会使我们意识到，在诗和散文之间应该还存在着另一种中间体裁，即“诗散文”（poem prose）。

傅小平：布罗茨基对奥登等几个为他所钦慕的诗人的解读，可以说是他这些散文里最动人，也最具分量的篇章。我读完后就特别感慨，一个有着相当高度的诗人，对另一个具有同样高度的诗人的解读何其重要。同样，如国内的情况，往往是一些不写诗，也未必真正懂诗的诗评家在解读大诗人，乃至小诗人的诗歌，又是何其糟糕。因为，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对等的解读，才能真正带我们看到伟大诗人灵魂里的风景，才会如布罗茨基在《取悦一个影子》一文里说的，不会降低诗人的精神运作的水平，以及他看待问题的层次。

刘文飞：诗人当然有可能更理解诗人，而大诗人之间的相互洞察和惺惺相惜则更有可能出现，如果他们不坚持文人相轻、诗人相轻的立场的话。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致辞中心怀感激地提到了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获奖的5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马托娃和奥登。在文集《小于一》中，成为他专文论述对象的诗人有阿赫马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莱、曼德施塔姆、沃尔科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等7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他用心追忆、着力论述的诗人共有5位，即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和斯彭德。这样一份诗人名单，大约就是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大诗人名单了，甚至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诗歌史。曼德施塔姆曾提到诗歌传承中的“漂流瓶”方式，即真正的诗人往往难以在同代人中赢得真正的承认，他的诗歌就像是投进茫茫大海中的漂流瓶，其中装有诗歌的密码和秘籍，有朝一日，一位知音在沙滩上捡到这个瓶子，并获得了相认的愉悦和“开启诗歌秘密的钥匙”。布罗茨基是幸运的，他不仅捡到了多个这样的诗歌漂流瓶，而且这些漂流瓶似乎还刚刚扔进大海不久，有些还是由健在的大诗人亲自交到他手上的。

傅小平：我个人感觉，看布罗茨基的读诗，一个重要的提醒是，我们不要动辄透过诗歌的所谓表层，去解读潜隐其后的象征意义。对意义的索求，往往使得我们把诗歌表层的美都忽略了。并且对诗歌而言，某种意义上，形式就是内容。而对这个形式的解读，可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只有深入形式的“深处”，以及了解何以诗人给它赋予这种“深处”，我们才能领悟诗歌里真正的微妙之处。

刘文飞：布罗茨基的读诗方式其实很传统，就是所谓的文本细读，只不过他惯于、也善于将细读的过程当成一个创作过程，或曰一个参与创作、共同创作的过程。

傅小平：在《悲伤与理智》里，有三篇散文，感觉比较特殊。当然，其特殊不在于文体本身，而在于布罗茨基的姿态。一般情况下，布罗茨基是直接对当下发言。但《向马克·奥勒留致敬》《致贺拉斯书》两篇，给人感觉是他邀约历史人物进入当下，与当下发生思想对话；还有一篇《致总统书》，即致哈维尔的公开信，可视为布罗茨基对现实政治的“干预”。总体上，我同意你在“《悲伤与理智》新书分享会”上发表的看法，布罗茨基谈诗特别精彩，在诗歌之外却有缺失。

刘文飞：我在上海民生美术馆的说法，其实也被我写进了《悲伤与理智》的译序，我是这样说的，在阅读《悲伤与理智》时我们往往会生出这样一个感觉，即布罗茨基一谈起诗歌来便口若悬河，游刃有余，妙语连珠，可每当涉及历史、哲学等他不那么“专业”的话题时，他似乎就显得有些故作高深，甚至语焉不详。这反过来也说明，布罗茨基最擅长的话题，说到底还是诗和诗人。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更喜欢读他谈论诗和诗人的篇章。

“他不愿意展示‘受难’，不仅仅是担心被利用，而且更是担心因此变得庸俗和廉价。”

傅小平：读布罗茨基，能清晰地触摸到它高度的原创性，包含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则是颠覆性。比如，他在《小于一》里写到“我一时还难以相信，性格形成的所有线索均可以在童年生活中被发现。”而在很多作家、诗人眼里，童年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有意思的是，构成布罗茨基童年记忆的，主要也并非那些有关快乐、苦难与迫害，或是亲情、友情与爱情的事件，而是一些更具形象的记忆碎片。比如《战利品》里的美国牛肉罐头，比如《一件收藏》里的邮票。就像有论者所说，似乎是这一个个碎片，铺就了布罗茨基自我意识的地基，催生了他最根本的审美观与价值观取向。

刘文飞：这可能与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相关，更确切地说，是与布罗茨基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相关。布罗茨基不止一次地说过：发明蒙太奇的不是爱森斯坦，而是诗歌。布罗茨基散文的一大特点，就是蒙太奇，只不过，他的这些蒙太奇同时又是具有象征和隐喻意味的。

傅小平：要我说，布罗茨基思想另一个极有颠覆性的“发现”，在于他对美学与道德、伦理问题的思考。我个人感觉，他把为他所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的名言，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布罗茨基似乎倾向于认为，道德问题、伦理问题说到底就是美学问题。这跟我们通常认为的，美与道德往往不在一个层面，很多时候是矛盾而不可融合的观点相去很远。

刘文飞：关于这一点，布罗茨基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即“美学是伦理学之母” （aesthetics is the mother of ethics）。这个命题自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将拯救世界”和阿诺德的“诗歌拯救我们”等两个说法之间有某种关联，但出发点和逻辑顺序有所不同。布罗茨基意在强调，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审美能力的人，而一个审美的人往往是不作恶或作恶相对较少的人，因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布罗茨基在他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表情独特的脸庞》中集中地表达了他的这一立场：“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目标。”

傅小平：布罗茨基无疑是矛盾的，或者说这矛盾，也是他原创性的一个表现，因矛盾，他的思想有着更为丰富而复杂的层次。对这个问题，你有过探讨，并在《文明的孩子》里，写了题为《布罗茨基的矛盾》的译序。然而，这些矛盾并非总是能融合的。比如，在《一个不温和的建议》这篇文章里，布罗茨基写道，希望在美国推广诗歌，然而他深知，诗歌是极具个性化的表现，而国家说到底与个性是相抵牾的，那一些诗歌即使被推广，也不会是他理解里的“纯诗”，而是那种容易为公众理解和接受，且合乎主旋律的诗歌。由是，布罗茨基这个“不温和的建议”，给人感觉像是一首理想主义的小哀歌。

刘文飞：是这样的。

傅小平：布罗茨基的矛盾，或许还体现在他对传记体裁的态度上。他在几篇文章里，都表达了对自传的反感，甚至还怀疑：“在导致公众精神贫乏的诸多原因中，一种窥淫癖似的传记体裁是位居榜首的？”实际上，他自己也写了《小于一》《一个半房间》这样的自传。而且他推崇的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白银时代的诗人，都写出了杰出的自传。如果做一深究的话，布罗茨基的诗歌、散文，即使是没有写到自身经历的部分，也是带有自传色彩的，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他的精神自传。你怎么理解他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

刘文飞：就像他在竭力强调诗歌较之于散文的“优越”之后仍不得不写散文、而且写出了很好的散文一样，他在不屑于自传体裁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写作了很多自传性的文字。甚至可以说，在《悲伤与理智》中，除了那些演讲、致辞、讲稿等“应景性”、“实用性”的文字外，他的其他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传性，至少是精神的自传，《战利品》和《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件收藏》和《悼斯蒂芬·斯彭德》也是这样的。

傅小平：有一个问题，您在《布罗茨基传》里也有提到，就是布罗茨基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又可以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就像他自己引阿诺德的话说的那样，是“用诗歌代替信仰”。与此相应，现在我们分析当下诗人的问题时，往往也把原因归结为诗人没有信仰。

刘文飞：写诗的人不一定要有信仰，但一定要信仰诗歌，信仰文字，信仰诗歌史上的大诗人。

傅小平：当然，布罗茨基不曾为对诗歌的信仰而陷于迷狂，虽然他“诗人是语言存在的手段”等观念，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倾向。我读布罗茨基的过程中，就特别为他异乎寻常的清醒而震惊。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朋友洛谢夫对他的一个重要判断，也是清醒。我还注意到，布罗茨基在《体育场演讲》里，提到“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自己放到牺牲者的位置上去”。他的确没有把自己当成牺牲者，而他对“牺牲者”的理解，也不只是停留在政治牺牲的层面上，而是上升到了人类生存意志的高度。不过，布罗茨基的每一次“牺牲”，都没有像曼德尔施塔姆那么悲催，而是得到了丰厚的回馈，这看起来也特别耐人寻味。

刘文飞：布罗茨基不愿意展示“受难”，不仅仅是担心被利用，而且更是担心因此变得庸俗和廉价。至于“回馈”、“回报”之类，或许更是布罗茨基最难以接受的概念。“清醒”是他的护身符，“拒斥”是他的通行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他独特的个性及其价值。

傅小平：有意思的是，他和同样不以牺牲者自居的索尔仁尼琴之间的关系，却似乎很是微妙。作为流亡俄语作家的代表人物，两人同样被驱逐出境，同样是后来流亡到了美国，却没有更多的交集。布罗茨基也只是在《空中灾难》一文里对索尔仁尼琴有所提及，而且似乎没有给出很高的评价。

刘文飞：布罗茨基和索尔仁尼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即均为被苏联排挤出去的流亡俄语作家，而他们两人的差异却似乎体现在一切方面，无论性格还是身世，无论民族还是价值观，无论创作的主题、体裁还是风格。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两人对于故国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叶利钦的邀请，凯旋般地返回祖国，他从阿拉斯加出发，飞越白令海峡，伴着朝阳降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然后乘火车一路西行，走走停停，在每个大站都下车“视察”，接受“膜拜”；而布罗茨基在接到俄联邦政府宣布恢复他国籍、并邀请他回国的邀请时却说：“我失去的是苏联国籍，我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从苏联解体的1991年到他去世的1996年，他一直没有前往俄罗斯。

“他对俄国文学的把握是全面而又具体的，同时又是高度私人化的，选择性极强的。”

傅小平：虽然布罗茨基的散文大多被翻译了过来，他的诗歌，我们还只能读到极少的中译，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布罗茨基的价值。你也翻译了小部分布罗茨基的诗歌。其中有两首，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一首就是他的成名作《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布罗茨基的诗，总体给我的感觉，是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而且特别冷静、理性。所以，他会对英国玄学派诗人感兴趣，写出这样一首诗，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另外，我们也知道，某种意义上，约翰·邓恩是被T.S.艾略特“发现”的。艾略特去世的时候，布罗茨基又写了一首《悼艾略特》的诗。这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如果说，布罗茨基并非像他盛赞的阿赫玛托娃那样，“既无家族传统，又无清晰的‘发展过程’。”，“系那种纯粹是‘发生出来’的诗人。”，那他此后的诗歌创作，大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刘文飞：的确，他的诗歌创作全貌似乎尚未在汉语中得到完整的再现，好在上海译文社已经约请了著名俄语翻译家娄自良先生翻译他的诗歌全集，相信再过几年我们便可以读到他大部分诗歌的中译了。

傅小平：另外一首印象深刻的诗，是《祭阿赫玛托娃百年》。从这首诗里，我约略能感受到布罗茨基诗歌意象组合的奇异性，比如开头“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 布罗茨基似乎倾向于把一些并不相近的意象联系在一起，让其发生内在的诗性的逻辑，既给人陌生化的效果，也扩大了诗歌的张力。从这首诗里，也能感受到布罗茨基强调的“语言的精准”。打个比方，“书页和烈焰”，要变成“书本和火焰”，或是把烈焰替换为“烈火”或“火焰”，读起来就没那么强烈的效果。您怎么理解布罗茨基的诗艺？在翻译这首诗里，做过怎样的推敲？

刘文飞：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过分的推敲，只不过是在尽量准确地还原原诗中的用词和意象，“书页”在原文中就是“书页”，至于“烈焰”倒是我的升格，原本是可以译成“烈火”或“火焰”的。

傅小平：在你翻译的诗里面，有一首《故事》，或许可以归入叙事诗的类型吧。以我粗浅的理解，从这一诗歌形式上，倒是比较能看出布罗茨基与普希金的渊源关系。有意思的是，这两位诗人都被称为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你在《布罗茨基传》一书的“爱情”一章里，还说到布罗茨基仿普希金写了一首爱情诗。您说，两首诗虽有相近的语词与句式，表达的情感却大相径庭。不妨由此出发，谈谈布罗茨基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与发展了俄罗斯的诗歌传统？

刘文飞：将这两首“同题诗”做对比，是我在博士论文中的一个举动，旨在说明布罗茨基的“现代性”或曰“后现代性”。普希金在他那首名诗中道别自己曾经的情人，并宽容大度地表白：“我曾经爱过您，那样真诚温存，/上帝保佑别人也能这样爱您。”布罗茨基在他的同题诗中模仿了普希金原诗的格律，却戏仿了普希金的态度：“我曾在爱过您，那样强烈那样无望，/上帝保佑别人爱您，——可是上帝不会！”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布罗茨基对俄语诗歌的继承和发展毕竟是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和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布罗茨基的诗歌以及他的整个创作于是便呈现出了某种传统与现代、先锋与保守的矛盾，或曰混成。

傅小平：说实在，布罗茨基的清醒，有时候真不是那么可爱，甚至给人感觉有些刻薄。比如说，他对奥登可谓充满感激，不仅写了细读奥登诗歌的《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还说自己写诗是取悦于一个影子，亦即取悦于奥登，更是在题为《表情独特的脸庞》的诺贝尔奖演说中向奥登致敬。但他分析到，对他有过许多帮助和提携的奥登，何以对他充满好感和好奇。他却是相当清醒地认为，“是因为他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故乡；更重要的是，奥登对那个将他驱逐出境的体制充满了厌恶。”从这里，也足以看出布罗茨基对自己承继的深厚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清醒认识。不过，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一文中，也说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时间上的接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不幸的巧合。”你怎么理解布罗茨基对俄罗斯文学表现出的复杂心态？

刘文飞：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回答，其实也可以用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布罗茨基无疑是俄国文学的产儿，他曾说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读完了”俄国文学，也就是说，他对俄国文学的把握是全面而又具体的。与此同时，他对俄国文学的把握又是高度私人化的，选择性极强的。比如，他更推崇俄语诗歌中理性色彩较强的诗人，如巴拉丁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俄国文学中有两种很不相同的传统，一种是以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为代表的“阳光传统”，一种是以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古勃等为代表的“恶魔传统”，相比较而言，布罗茨基显然更倾向于后一种传统。

“称布罗茨基是‘打工诗人’，无疑是庸俗可笑的，因为它注重的只是写诗者某一时段的身份。”

傅小平：可能很多人都会问到你一个问题。为何不趁布罗茨基红火的当儿，多多翻译他的诗歌？即使这样的翻译，不算学术成果，但至少可以把你在布罗茨基翻译和研究领域的成就，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在译诗这一点上，不仅是布罗茨基，还是曼德尔施塔姆，你都只是或是出于研究，或是出于编著的需要，翻译了极小部分。如此，是受了“诗歌不可译”的理念的影响？是因为“对诗歌保有敬畏之心”？或者是出于“不写诗，从而不译诗”的顾虑？

刘文飞：我倒没有太多的顾虑，算不算成果，影响大小，诗译得好还是坏，都是我很少考虑的问题。在有过一些诗歌翻译实践之后，我真切地意识到：诗其实是不可译的。道理十分简单，一首诗之所以成为诗，除了其内容、意象、情绪等因素外，形式、格律、声响等因素也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会超过前一类因素，而后一类因素在译文中往往都是难以还原的。

傅小平：应该说，布罗茨基是很看重翻译的，他甚至说，“毕竟，诗歌本身即是一种翻译；或换一个方式说，诗歌是心灵被用语言翻译出来的诸多方面之一。”我还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布罗茨基翻译过中国古典诗歌。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诗是翻译中失去的部分”。我们总是问，诗歌在翻译中失去了什么？却很少去问，诗人在翻译中得到了什么？比如布罗茨基在他的翻译中得到了什么？

刘文飞：布罗茨基年轻时热衷翻译波兰语和英语诗歌，但到了西方之后，他却很少搞翻译了。布罗茨基翻并未系统地翻译过中国古典诗歌，他只是在自己的诗中“引用”过中国的一些诗句或成语，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逝者如斯夫”等。布罗茨基主要用俄语写诗，主要用英语写散文，但他的诗歌的英译本、他的散文的俄译本，都常常是在他本人的参与下被翻译过来的，这大约就是布罗茨基的翻译了。

傅小平：有一点是我比较好奇的。布罗茨基也好，纳博科夫也好，他们都是俄语作家，移居美国后，用英语写作，却成了杰出的文体家。这里面，或许还可以算上康拉德，据说波兰语与俄语，有颇多共同之处。这仅只是巧合吗？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些作家的天才，但以你对两种语言的了解，要从语言的角度看，是不是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奥妙，可以让彼此之间很好地产生化学反应？

刘文飞：如果说果真有什么“化学反应”，也不会仅仅存在于英语和俄语这两种语言之间，它同样也会存在于世界上任意两种语言之间。一种语言就是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看到一片别样的风景；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感受、认识世界的方式，多一种方式，对世界的认识自然都会更丰富一些。

傅小平：眼下国内流行“打工诗人”的称谓。有文章就说了，布罗茨基不也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医院陈尸房搬运工、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等工作吗？他还打过十几份工呢！也没有人说布罗茨基是“打工诗人”啊。要说还可以做一点补充的是，布罗茨基不仅没有被视为“打工诗人”，而是一开始就拥有了很高的起点，甚至接过了阿赫玛托娃的衣钵。要布罗茨基活着，看到这样的分类，一定会啼笑皆非的。虽然，他在诗歌领域奉行严格的等级制，但那显然也只关乎诗歌品质，却无关诗人在诗歌之外的身份。

刘文飞：称布罗茨基是“打工诗人”，无疑是庸俗可笑的。我这么说，绝无半点轻视、贬低当代中国写诗的打工者们的意思，相反，我对这些诗人充满深深的敬意。我说这一称谓可笑，是因为它注重的似乎不是诗人的诗作本身，而是写诗者的身份。一首诗的好坏，与他的作者是一位高级白领还是太平间守夜人，并无半点关系；同样，也不能因为写诗者身处社会底层，就特意降低对于他的诗作的美学要求。布罗茨基早年的“打工”经历或许丰富了他的个人体验，为他之后的创作提供了某些“素材”，或者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促进了他的“个人意识”的发展和成熟，但最终使布罗茨基成为一位大诗人的，毕竟还是他的语言天赋和诗人灵感，当然还有他的勤奋和不懈。

傅小平：我注意到你在《布罗茨基传》里，说到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即使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仍然会存在；但如果没有了这些‘诺贝尔奖诗人’，当代世界诗歌的命运就很值得担忧了。”这句话显在的意思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世界诗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过，有些诗人就要质疑了，我们国内不是也有很多诗歌奖项吗？它们对诗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简言之，谈谈你对“诗人与获奖”这个话题的理解吧。

刘文飞：有奖总比没奖好，文学奖，尤其是诗歌奖，在文学相对受到冷落的当下，还是雪中送炭的善举。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真正的诗作和诗人并不是由任何一项文学奖造就的，他们的获奖往往都是一种“事后的追认”。在诗人和奖项之间或许存在着这样一个有趣的关系：如果奖项大于诗人，这个诗人就是受益于奖项的；而如果诗人大于奖项，则是诗人在为他所获的奖项增光添彩。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