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火焰向上，泪流向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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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 《新民周刊》：你们老家还保留着除夕夜到祖坟点灯的习俗吗？ 贾平凹：我们小时候，这种习俗特别多，但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就没有了，到改革开放后，这些习俗又慢慢恢复起来，连解放后消失的习俗也都恢复了。所以除了清明、冬至要到祖坟烧纸烧衣服之外，春节大年三十的晚上，也必须回老家，在门上点灯，坟上也要点灯烧纸。在我们那的习俗，如果这家的门上没点灯，那大家就认为这家人家已经没人了、死完了、绝后了。 我现在每年年三十，从西安开两个小时的车回去。很多在西安工作的人都会回自己的老家，天黑后把自己家的灯点上，你要在那儿就会看到，一片荒凉的山坡上，星星点点都是祭坟的灯。 《新民周刊》：这样的习俗年轻人接触得越来越少了。 贾平凹：是啊，去祭坟的主要还是一些老年人，年轻人这种观念比较淡了，他们不太会回去，他们最多在逢年过节时在城市的马路边烧些纸，这还算是能记得有这样的风俗的。我们家也是，我的孩子、侄儿、外甥也很少回老家。如果我不在了，他们更加不会回去。后来我一想，一代人对一代人负责，儿子对父母负责，父母对爷爷奶奶负责，不要指望孙子对爷爷有多好，能尽孝、祭祖，我觉得都靠不住。 《新民周刊》：你写过一本书叫《我是农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农民，现在住在西安城里，如何保持与农民土地的联系？ 贾平凹：我住的地方离农村也不远，我的好多亲戚朋友都在农村，我和农村的联系没有断过。农村发生的事我比较了解。要是我在上海工作，离老家太远就不常回去，时间一长，关系就断了。 人都是要死的 《新民周刊》：为什么到《古炉》时才开始写“文革”？ 贾平凹：以前也写过“文革”，只是《古炉》是专门写“文革”的长篇。 《新民周刊》：用这样一部长篇来写“文革”，是到了这个年纪会觉得“文革”的这段经历特别重要？ 贾平凹：对，年纪大了以后，会回忆。我父母去世的时候，我非常忙乱，忙忙碌碌也就过去了。可是过了一两年，当我静下来坐在那的时候，往事突然涌上心头，突然之间，感到异常难过，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了。可能你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才会理解和体会我当时的心情。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30多岁，还年轻，很痛苦，到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年纪也大了，50多岁，见的死亡也多了，反而没有那么难过，觉得人都是要死的，每个人都要走到那一步，好像变得很理性。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人在房间里坐着的时候，突然想起母亲当时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想到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马上感到非常痛苦，泪如雨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历史，恐怕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新民周刊》：《病相报告》是我特别喜欢的你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特别感动。你把在这样一个动荡的革命年代，主人公胡方和江岚的爱情故事写得惊心动魄不同凡响，我想知道，小说里的人物是不是都是有原型的？这故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在《病相报告》里，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主人公胡方为了保留住作为他和江岚爱情见证的那枚戒指，用刀子把自己的脚割开，把戒指藏在身体里，以至于自己都瘸了也在所不惜，这也是真事吗？ 贾平凹：有原型。但戒指这事是另一个人的故事，我把它放到胡方的身上去了。 我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原型，当然到我写完的时候，那个人就不是那个人了。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有原型有利于你的创作，特别是写长篇，四个人物四个原型，可以避免脑袋里混乱不清，想到这个原型就不会写乱。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会把别人的故事搬到他的身上去，到最后就不完全是他本人了，但是最早都有原型。 《病相报告》里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实上我本人也参与到了这个故事之中。两个年轻人在延安谈恋爱，解放以后各种运动，两人始终没有见面，始终没有结合在一块。“文化大革命”之后，偶然的机会，他们得以重新见面。这个时候，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年纪已经大了，都已经七八十岁。当时我经手了这事，还帮着老太太从北京来到西安，两个人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当时条件也不好，我们帮着寻了个房子，找了个煤炉子，让他们两人实现一生的愿望：能够在一起生活哪怕一星期、十天。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后来，他们只见了一面，那天晚上，那女的就坚决说要走，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具体原因，不知道是咋回事。这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真是追求了一生，苦了一辈子，在各种运动中遭受了那么多罪，那老头一生都想要迎接这次伟大的会面，结果就见了一面，两人就分开了。 《废都》 小不忍则乱大谋 《新民周刊》：你有一部颇具争议的小说就是《废都》，《废都》被禁了之后，当时个人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 贾平凹：一言难尽。都已经20多年过去了，那时候我痛苦得很，他们限制我做很多事，像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这样重要的政治会议不让我参加，不考虑我，就是另眼看待我了。 《废都》就是靠盗版不停延续它的生命，延续它的读者。社会上希望《废都》能重新出版的呼声也一直有，一直禁了20年才重新出版。 《新民周刊》：心里不舒服，但是也不争？ 贾平凹：《废都》出版后，铺天盖地都是批评的声音，多了以后，有些事你就没有话语权了，一旦没有话语权了，你还能咋样？没法反驳，只能忍着。我也不喜欢和人争，争也争不清。你没有话语权，争不过他们，我就只能埋头写作。所以有的人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呀？只有面对创作的时候，我的心才能放开，才能证明我自己。这方面也是个动力，越争越没结果，也影响我的创作。当我改变不了外部世界的时候，我只能修炼自己。一切以大的目标为前提，小不忍则乱大谋嘛。这些文坛和社会上的是是非非，我的原则就是不介入，我也毫无办法。这些年，我也从来不对各种话题发表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太浪费时间了，太浪费精力了，再说我的性格也不是那种性格。 《新民周刊》：莫言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丰乳肥臀》被禁了以后，他有三年选择了沉默，也没有创作，你的情况怎么样？是马上投入另一部小说的写作还是也罢笔休整了？ 贾平凹：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母鸡一天下一个蛋，但它也有一个休整期，像我那个时候，就不下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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