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答俄罗斯莫斯科大学邓月娘副教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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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新生一代(譬如八十后诗人)值得注意吗？ 当然，他们中有许多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无法列举，因为我从来不注意诗人的年龄，诗是没有年龄的。我只注意诗。 在中国，诗永远值得注意。诗是如此悠久、漫长、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国家。就是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灭文、灭诗的时代之后、在巨大的拆迁之后，诗人依然创造了一个诗的新传统，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只有汉语诗人有文革这样的背景，这意味着大灾难，也意味着独一无二的语言遗产。 我认为这笔遗产是为诗人准备的。没有文革，我写不出我那些诗集。 1975年我写下我自己的第一首新诗，我根本想不到还会有80后诗人。我不指望我的诗会发表，那是秘密的地下活动。我记得我和我的朋友将我们写下的那些会因此而被捕的文字刻在蜡纸上，在瓦数很低的电灯泡下阅读。然后像异教徒那样将它们藏起来。 8、方言写作有未来吗？ 这个前景很暗淡。普通话在中国取得全面胜利。 在每个家乡，方言都有自卑感。用方言写作必须有巨大的勇气，你必须准备着没有读者。 如今，年轻一代人已经越来越听不懂方言了，方言越来越近于黑话。 但是，方言就像土地一样不会消亡。在我的写作中，方言不是表面的俚语、而是看不见的思维方式。方言在黑暗里调节着汉语的韧性、湿度、温度、生殖力，否则汉语将会干瘪、枯萎。有时候，人们发现我的诗里面有某种说不清楚的与北方的普通话诗歌不同的东西，我以为那是方言的魅力所致。 9、中国诗人有双语者吗？以汉语为基础的双语写作有可能吗？ 说我是双语诗人。我其实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昆明话，一种是普通话。它们在书写上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在发音上，这是完全不同的，昆明话的发音比较卑微、谦和、幽默，不像普通话那样洪亮、理直气壮，仗势。我写作的内在声音是昆明话，但是在文字上看不出来。 昆明话是我的生活语言，我生活在昆明话里面。昆明话影响了我语感。这种语言在用文字发表后发生某种变异，令我的诗像是一种生涩、夹生的汉语。 10、俄罗斯一大部分当代诗歌是以读者为主要受众，都是所谓“给眼睛看的”，念起来让听众听而不给他们诗文看，便会失去其魅力。中国情况如何，有类似现象吗？ 在中国，情况相反，今天的诗人们在朗诵会上更重视朗诵，重视声音。诗人们普遍忽略汉字。他们相信听众靠听就行，这一点也受到西方影响。朗诵诗曾经盛行于延安和20世纪五十年代。 侧重于声音的语言和汉语完全不同，汉语是发音和汉字的合一，缺一不可。汉语有一个动作，书空，一边发某字的音，一边用手指空书这个字的形，因为汉字的同音字太多，这是哪一个于，于还是余、虞、俞…… 20世纪以来，汉字被严重贬低，一度，人们试图将汉语改造为拼音语言，完全取消汉字。这一尝试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还在。诗人们崇拜拼音语言。 通常，我参加朗诵会，我一定要求必须有字幕，这个要求通常被视为多余，或者诗人的傲慢、怪癖。 我曾说，我的诗是看见的诗。这是另一个方面，我更喜欢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抵达一种对现实的超越。这是另一种看见。重道轻器，视而不见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传统，更热衷与世界保持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忽略正在眼前的事物，忽视存在而重视指鹿为马。汉语在形容一个人富有智慧的时候，常常用聪明，聪，听在前，明，看在后。似乎，道，听就行。而我以为道是看见的，道显身于具体的存在。 我的诗如果对传统有什么偏离的话，那么就是在直接就是的，看见的这个方向。 我喜欢眼见为实，不喜欢相当然。只有通过具体的形而下才能抵达彻底的形而上。 11、众所周知，诗歌中有时候存在着日常语言无法表现的现象。因此，可以说诗歌语言本身对一般口语来讲就是一种偏差或偏移。你支持这种看法吗？ 诗是日常语言的升华。 我强调诗要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但不是拘泥于日常语言，诗是对日常语言的超越。口语是无法写诗的，口语只在口上，一旦写成诗，诗人已经在开始理性地处理语言，已经超越了口语。口语的诗从来不存在，口语不是分行的。口语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我是中国最早提倡这样写的诗人之一，我说的口语诗，意味着一种古典的“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只意味着中国美学一直主张的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只意味着司空图在诗品里推崇的“俯拾即是，不取诸邻。”苏轼说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我的文章就像蕴藏着无数杯酒的泉源，随时随地都可以涌出来，在平坦的大地上滔滔汩汩，一日千里也不难。如果在山石凸凹不平的地方，我的文章就像水那样随着万物的形状而创造形式，会创造出什么的形式这是不知道的。可以知道的只是，文章应该在可以写的地方写，在不可以写的地方不写，就是这样。）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星期六在昆明紫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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