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诗人、批评家霍俊明：诗歌有自己的命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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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批评家应不逊色诗人 倡导“纯棉写作” 《当代书评》：您虽然来自学院派，但您对来自民间的草根诗人投入了大量的关注经历和热情。 霍俊明：我反感当下中国高校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系。至于那些所谓的各种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着实不敢恭维。 我本身就处于底层、草根和民间。我对那些能够在诗歌中体现生命意识的诗人，心存同感。我原来的单位曾经有一个蒸馒头的师傅，他找到我说，他在写诗。我对这样的人心存敬畏，当然诗歌写到了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 《当代书评》：您一般是如何发现那些隐藏在民间的诗人的？ 霍俊明：我尽量在网络平台和诗歌刊物上，多留意那些无名和大家并不关注的诗人。这也是我几年来在年度诗选中不断推出新人的一个动力。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对于那些自诩为民间诗人，作为道德优势的我抱以足够的警惕，实际上的“民间”，也可以被一些人利用而成为藏污纳垢之所。真正的诗人，只与写作自身相关。 《当代书评》：在谈到诗歌批评时，您曾经提到一个概念“纯棉写作”。怎么会想到这个概念？ 霍俊明：“纯棉写作”是2009年我在《南方文坛》上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具有明显针对性的写作命名，针对的是工业时代和后社会主义时代生锈的、虚假的、重新“体制化”和被“征用”的诗歌写作现象而言的。 “朦胧诗”这个命名出现30年后，中国很多所谓的诗歌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准确有效的命名能力。我认为，一个诗歌批评家所需要的能力，与一般意义上的评论家有所不同，他对语言和世界的敏感和理解程度，应该不逊色于任何一个诗人。诗歌批评文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自身就应该具有创造性和可读性。诗歌批评家，本身就是一个写作者。 F 关于诗歌与故乡希望具有重新的发现性 《当代书评》：这几年，每年春节，农村的变化和现状，都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故乡是诗歌一个永恒的主题。诗人更是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您期待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有怎样的作为？ 霍俊明：我希望处理乡土经验的诗歌具有重新的发现性，而不是满脸泪水的老调重弹或者虚假的所谓正能量歌颂。 这需要一种诗人重新发现的能力，再写作什么劳作、母亲、伟大、眼泪、炊烟就显得有些滑稽，说得再严重些，就是诗歌写作的无效性。 当然，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比如城市化进程、生态危机、乡村问题），使得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在媒体营销式话语充斥每一个人生活空间的时代，找到一首整体性的、言之凿凿的具有“发现性”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难度是巨大的。 《当代书评》：作为农家出身的写作者，您对您的家乡的变化是怎样的感受？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与故乡的关系？ 霍俊明：在我的记忆中，早在1983年前后，我所在的冀东平原上就开始大量出现了水泥厂、钢铁厂、矿厂、砖窑厂。对那些整日里大汗淋漓挖土方、拉车运土、滑架、烧砖的外乡工人（大多来自张家口坝上地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广西柳州等地）以及本土工人，我的内心时常被震动。 当我几次站在并不高大的、没有任何植物的、裸露的燕山山脉的一个无名山顶，那林立的砖厂的巨大烟囱和长年不熄的炉火、浓烟，以及其间蚂蚁般劳累的生命，我感到的只能是茫然和沉重。 尽管我没有像这些农民工一样承受过多的艰辛，但我多年的乡村生活同样是沉重、悲苦的。对于故乡，除了热爱，还应该有反思和检视。故乡，已经成了虚化的空间，可以容纳精神世界。而现实中的故乡则是喜忧参半，或者不好不坏。对于故乡的写作，就我而言，是一种本能。 《当代书评》：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当下最热闹的是小说，但成就最大的还是诗歌。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也是诗歌和诗人。也就是说，诗歌遭受了不公正的处境。您是如何看待，在当下中国文坛中，诗歌在各个文体中的处境和位置？ 霍俊明：有顺兄说得很好！诗歌和诗人自有其特殊的命运和位置。 我想说的是，诗歌何曾成为中心过？即使是盛唐诗歌，诗歌也是功名立身的一个工具。没有科举功名，没有政治失意的流放与自我放逐，好的诗歌会削减一大半。新诗的自身传统，正处于形成和发展期，被批评也是正常的。 再过多少年，很多问题人们不会再谈论了。诗歌回到所谓的社会和公众中心并不算一件好事，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我们不能把一头大象拉到我们的饭桌上，它有自身的位置和命运。 《当代书评》：一个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会稍微与其他人不同？ 霍俊明：有些诗人将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一体化，从而有的成了诗歌烈士和精神圣徒。但在我看来，诗人与日常生活中的人并不矛盾，难道诗人在日常生活外吗？ 对我而言，我会在下班途中去菜市场买菜，也会在夜晚的书桌上进入另一个精神空间，二者实际上是相互打开、彼此呼应的。我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诗人并不以为然，他们的特立独行应该是在文本和写作中。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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