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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丰：把世界流逝的每一分钟变成你自己(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黑丰
2016-05-13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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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还是感受。你只有感受，你如果把世界的每分钟变成了你的感受，时间也就留来了。你如果天天看人家打牌，你的时间也会流逝，但这个流逝的时间会不会在人的身体上留下来呢？这个人是不会出作品的，会碌碌无为地过一生，但他也会苍老，时间的那把雕刀，也会在他的脸上留下深刻的刻痕。当然，他的这具被雕刻的皮囊，也就成了时间最好的作品。但那毕意不是你的作品是时间的啊。也可以说你留下了的不过是一具木乃伊，一具被雕刻过的人体木乃伊，最后把你埋在地下，化成泥土消失掉了，世间从此就没有你了。所以作为作家我们把时间留下来，还是要多观察，多思考，多写作。这是关键。否则，时间是不会推动你大脑中枢的叶轮做工的，时间就像山峡的流水，你不思考，不观察，不记笔记，时间就不会推动你的叶轮做工。时间是看不见的，时间是通过具体的事物显现的，时间是通过你的白雪皑皑的白发闪亮的，它是不会闪现的。你一天到晚打哈哈，打牌，就像我单位门前的那些大爷们，没事，一天到晚就看那个牌，时间就这么在打牌中过去了。所以这样的时间就是流水，现在我要把时间不变成流水，变成锦缎，那种江南的锦缎，一折一折的叠下来；变成时间的沉积岩、页岩叠下来。怎么变成？还是那话，通过观察，思考，写作，你说劳作也可。时间通过什么看见？通过作品，通过文章。我们人都是要见马克思的，但是我们的灵魂通过文字，那些神秘的作品得以保存，你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夫卡的《城堡》。时间是通过具体的事物，通过我们的生命展现，通过在这里我与大家的交流，通过这些活动，通过具体的事物一点一滴的展现的；是通过汗水、通过耕耘、通过劳作展现的。只有通过了汗水和耕耘的时间，时间才显示出它的盐份与盐晶的光芒，时间才显示它的深度。它就像风一样看不见，我们只有把每一天变成有用的时间，时间才能变成你自己；我们只有把周围的每一件事物每一分钟变成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每一分钟变成我们周围的事物；我们只有把周围的每一件事物变成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变成周围的每一件事物包括山川河流。你们云南的雷平阳写过一首诗《杀狗》，我觉得那诗里有一种玩味残酷，或者说对残酷的欣赏。一种非常没有人性的东西。狗的主人一次次地把那条经过自己一手喂大的狗召唤到身边，然后一次次捅刀子。第一次，刀子捅进去，没杀死，又把它召来，又一刀捅进去，又没杀死，又召来，又捅，如此反复。这还叫人吗？那狗是通人性，它恋主，它信任他的主人，它不相信它的主任比它还畜生。狗性变成了人性，而人性却变得比狗都不如。雷平阳的这个作品里，没有诗人的那种悲悯，有的只是玩味。所以我这里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笔管里，决然的不能只是冰渣，一支笔如果是充满了冷漠、充满了冰渣，那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对苦众没有悲悯是不行的。因为作家是最具有悲悯心的人，最具有爱心的人，如果一个作家不具有悲悯心，不爱人，这支笔充满了冰渣的，绝然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所以我有一个想法，一种决绝的想法，那就是我们的笔，一定要插入我们的血管当中，让笔尖蘸满我们的血，再写作，让我们的体温我们的心跳跟着血液一起融进作品，这个作品是有效的，会很生动的。纵然我们没有玩技巧，但是我们的作品还是挺好的。作品有没有技巧呢？其实这个话题很多，也有，真正的技巧就是事物渐变，把我们变成事物，把我们作品变成事物，跟着事物一起渐变。真正的作品不是变得让你看不懂，画得让你看了像鬼符。说我这东西高级，说咋高级呢？看不懂啊。不是这样的，画作里应该体现心理的层次感，不是画得让人看不懂，所以作品要写得既和外部的非常相似，但又不相似，似曾相似。里面充满那种艺术的渐变（变数）。你看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他是写渐变的，一步一步的，非常残酷的，表面上一看没有什么故事，他那里面的残酷性，就是通过渐变一步一步展现，他写墙上的蜈蚣是怎么被碾死的，他写一只夜行的猛兽，它一直在吼叫，声音尖厉短促。先是在“山谷深处说不清多远的地方”，继而“到了房子东南角的花园里，离这里很近了”，它有时“转到卧室所在的另外一侧”。这只猛兽一直在附近吼叫，声音又尖厉又短促。同时出现的还有秃鹫，它在一幅画里的高空盘旋。小说的这种描写是渐变的、渐次加强的。猛兽是一种隐喻。读罗伯·格里耶的这个小说，是在九0年前后，读了不下5遍。感觉这种物像小说有意思。后来我专门写了一个文学随笔，谈了这篇小说，“它的出现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一本书被一个人碰到、引起共鸣和呼应，有命运的东西，更主要的是被生命的本质所认可。那东西必须！……《嫉妒》是我的必须。它给了我必须的节奏和形式。它对我个人的启示和影响是深远的、划时代的。这是一部隐喻的书，一部很形式的书，也是一部绝望的书。当然有些罗伯·格里耶自己可能不会同意，但我不管。这部书，让我的写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想重点提一下。在罗伯·格里耶那里我似乎看见了一道亮光，看到了写作的一种新的可能……它第一次让我感到了另一种写作的可能，人可以是物，物可以是人。在物像里有人的态度，在人的生存中有物的广袤存在；词语不仅可以是符号的，也可以是物质的，人物、情节及心理是可以没有的。意识可以物质化、空间化，物质和空间也可以意识化。容器与内容不再有区别，它们可以互相转换，永无止境。”这个随笔写了1万1千多字，题目叫《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想望》，交《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版面有限，删了5千来字，发2010年《世界文学》第2期“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其余部分我增补了相关内容，重新拟题《一部对我的写作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书》，发2011年《随笔》杂志第3期（花城出版社）。

　　罗布格里耶就写事物是渐变的，就是说这里面有技巧的东西，但这个技巧看不到，技巧是很自然的，是长出来的技巧，就像庄稼从泥土中长出一样。什么是土啊，生命就是泥土，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作品，没有技巧，也看不出技巧。渐变就是这样。塞尚就强调这一点。他特别强调户外写生与观察。他给他的徒弟说，你一定要到外面去写生，一定要把天空的色调由青色变灰浅灰，变白浅白的层次感画出来，把平行于地平线的广度和垂直地平线的深度画出来。“对我们人类来说，大自然要比表面更深，因此，必须把足够量的蓝色加进我们用各种红色和黄色表现出来的光的颤动里去，使之具有空气感。”（塞尚语）他还说“人虽不在场，却完全存在于景物当中”， 这个东西给我的启发很大，这与罗伯·格里耶的物像写作是高度一致的，“人物只有当不感知，但融入景物，本身变成感觉的组合体的一部分之时才能存在，作家才能创造他们”（见吉尔·德勒兹和菲力克斯·迦塔利合著《什么是哲学》，2007年7，湖南文艺出版社）。我这个人兴趣很广泛，但广泛来广泛去，就是铁定的一条：爱艺术。不管你是音乐也好，绘画也好，舞蹈和建筑也好，等等。只要你的里面透出了新的艺术信息和创造性，我就喜欢。今天是散文笔会，但不管你散文也好，诗歌也好，小说也好，它离不开语言。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隐喻性。如果你把文学语言写成了白开水那就不行。你像那个“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另一半我听见了落叶的叫喊”，它就体现了语言的隐喻性。你不能写成新闻语言。语言不要彻敞、不要彻底透明。像荷花派的孙犁说的，语言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把它写得准确而透明，这是一种。当然“准确”是最基本东西。其实真正有意味的语言不是这样的（像玻璃一样纯透明的）。语言是隐喻的。按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它是一半敞开，一半不敞开，是半敞半开的，不是彻敞。彻敞是彻底地向受众敞开，它不是这样的，那样就没有味道。这样写也是不符事实的。世界并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清晰，也不通透。你看到的世界是有限的，但你也就不能彻底表现，你表现的和你的表现只能是你的视角，而你的视角是有限的，而语言表现事物也是同样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在一种有限形制中体现上帝和万物的无限。这才是对事物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尊重。那种彻底透明的语言有什么意思呢，那是一种牛B语言。我们的语言没有那么牛，我们的不那么牛的语言恰好也是对语言自身特点的一种尊重。我的这想想法也是从生命感受出来，被我体认的。

　　在《大家》红河笔会上，除了小说会死吗，还有“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好故事、中国小说的传承与创新、当下写作的困境和突围、后先锋时代的先锋写作”等等，也可以在这里谈谈。　

　　比如“困境与突围”，实际上这也与写作的突围是一回事，任何一个人的写作都存在困境与突围，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所有的困境都是人的困境。有人说中国没有好作品，中国强调写主旋律的东西，写颂歌式的，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写这种东西把我们的脑袋彻底限制了，还有审查制把我们审查掉了，出不了好作品，你看人家俄罗斯的作品写得多好，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他控制我们的舆论自由，所以写不出好作品。在现在这个体制下，我们究竟能不能出好作品？我想过这个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审查这么严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东西写出来，这是一个困境，俄罗斯从沙俄到苏联，然后到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然后到了一个光明地带，没有苏联时期的恐怖杀人，言论也自由开放了，但光复以后究竟写出了多少好作品呢？没有多少。好作品全是旧俄时代和恐怖时期的那些人写的，全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所谓白色恐怖的黑暗背景下写的，对人的残酷扭曲下写的东西。后来斯大林一倒台，叶利钦上台，这个时代写了多少好东西呢？政治自由，首先心理上要健康自由，所以一个人经历了漫长的黑夜，一下子将你放逐到光明地带，你会不适应，也许会失明；经过“黑夜写作”的人们，也许不适应或不能立马适应“阳光写作”。

　　为什么？

　　因为人的“魔鬼”在人的内心里。所以人的真正的困境不在“外”，而在“内”。想想苏联瓦解和东欧崩溃后，产生了多少优秀作家，产生了多少有份量的作品？依旧是索尔仁尼琴、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伊凡·克里玛、赫尔塔·米勒、哈维尔、亚当·米奇尼克等，依旧是那些在黑暗地带挣扎和写作的人们。

　　“阳光写作”也许是一种最正当的写作，但不一定是经世之作和不朽之作的写作。“阳光写作”也许会将一种真正的、有效的写作蒸发。“阳光”也许不会解决“人的困境”，“困境”依旧存在。这确实有点悖论。但明白和意识到“人的困境”是解决写作困境的前提，也是突围的前提。

　　但“突围”不是一劳永逸的、永远的突围，只能是阶段性的。“突围”是境的提升、质的飞跃，是从一个更高的境界看“困境”。但“突围”之后，仍然是“突围”；“困境”之后，仍旧是“困境”。只要人的追求是无限的，人的“困境与突围”就无限；只要是人，就有自身的“困境”，没有无困境的人，也没有无困境的境。并且“人的困境”人自身无法彻底解决。人只有永远的突围、永无止境。

　　还有一个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学，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他都是从父亲、母亲那里传递过来的。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家，叫哈罗德·布鲁姆，他说，父亲们和强势作家的影响，是个灾难。所以中国的鲁迅就是一个“灾难”。为什么呢？鲁迅比你优秀这么多，你能超鲁迅？你顶多是大树底下的一朵花。大树把阳光、雨露、云彩给你遮蔽了，你还能成长么？你就只能死掉，所以你是不能超过鲁迅的，鲁迅是我们的一场灾难。所有的强者诗人作家都是我们的灾难。但我说不。对此我是持批判态度的。我坚信大地并未完全被“强者”收割干净，大地并不是一个空秋的大地，新的‘地粮’正在等待着我和我们……它们聚集，在那里闪亮并召唤。”（见拙作《一个逐渐逼近天造的我的永梦》）。只要我们回到元点，重新发现这个世界，我们就一定会写出新的东西出来，还是可以写出超越鲁迅的东西。鲁迅并非一个完人，他也有不足。他对现实揭示是尖锐的、深刻的，尤其对“世界吃人”的揭示。但他主张以恶治恶的。如果以恶治恶，世界是不会消停的。这个我是不赞成的。人还是应该用充满了足够热量的身体去爱人爱这个世界，对世界不能充满了冷漠、充满了恨。恨是不能消除恨，恶也不能消除恶的。恶产生的永远只能是恶，恨产生的永远只能是恨。只有爱才能会根除恨，也只有爱才能根除恶；只有爱才会诞生爱（爱是唯一最内在的善），也只有善的东西，才会诞生善。爱最终是包容的，你的爱你的善良不能包容恶，就像大海不能包容闪电和雷鸣一样。闪电和雷鸣不能在你蓝色的大海里熄灭掉的话，说明你的爱不够深厚，你的善良是不完善的，不成熟。如果你的爱足够深，你的善足够成熟，你是完全可以把闪电和雷鸣熄灭在你蓝色的大海深处的。所以我觉得只有爱是没有副作用的，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可爱的。那么，请问杀人的生命值得爱吗？在美国一个大学里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了22个学生，最后自己把自己一枪枪毙了。但是晚上，美国的这所大学为悼念死去亡灵点了23支蜡烛，为那名枪手也点了一支。这个大学的做法让我很感动。因为那个枪手也是生命啊，他也享受了黄泉路上温暖的灯光，这灯光就是活在世上的人类的最深切的人性。最深切的人性是什么？就是“爱”。爱人，爱生命。毫无理由地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爱。而不是用仇恨来进行回报。你的文化有多深，你的文化有多成熟；你的爱就有多深，你的爱就有多成熟。什么叫文化？文化最内在最核心的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仁爱，就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对生命充分悲悯。如果你的文化、你的知识没有这种东西，没有爱，没有对生命的充分尊重，说得再美再天花乱坠，你的文化也是沙漠的东西。你说我学富五车，我是大师、一级教授、一级作家，就是满嘴胡言，就是对垂危的生命熟视无睹，冷漠，没有仁德之心；喝酒的时候吵架，一杯子就砸在你的脸上，那你还是大师吗？还是一级作家吗？他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你就不高兴，不能接受，不能把人家容下来？可他是你的同胞、你的兄弟呀，都是人呀，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不能接受的部分，也要听，等别人表达清楚表达完之后，再沟通，当面沟通不行就再找时间沟通。所以我不主张鲁迅先生的那种以恶治恶的。当然我先前说了，鲁迅是尖锐的、深刻的，他的独特性和优秀是无人可替代的。但以恶治恶这是不好的，是不会产生好的结果的。我们内心里要始终充满了爱，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没有爱与恩典，人的引擎是不会发动的，甚至是僵硬的。只要你的内心始终有爱和恩典，你的内燃机就会发动、发电，你的身体就充满了无穷的潜能和温暖，一个充满了无穷潜能和温暖的人，他是很阳光的、健康的、春意盎然的、幸福的，也是智慧的，他的生命不会有风险，他也很少感染疾病。他会把这种阳光、这种春意、这种健康、这种温暖带给人们，让他人也跟他一样充满了阳光、充满健康、充满快乐、充满温暖、充满幸福。一个让他人也充满了爱的人他自己也就充满了爱，一个让他人充满了幸福的人他自己也就充满了幸福，这个世界就很温暖，这个世界就很可爱，值得我们去留恋。这就是文化，是最根本的文化。最根本的文化，是最具有人性的。我们说什么是具备人性的文化，什么是人性？就是文化里面充满了“爱”，人性的核心里充满了“爱”；就是文化里面充满了对人对生命的充分尊重。没有爱再多的知识也是白搭。一个老大妈她可以给一个残疾人一个瘫痪的人从头洗到脚，但一个知识人看了很唾弃他（瘫痪的人），那么你这个知识人比老大妈更有文化吗？文化里面最根本的东西不是从学校从书里面读出来的，它似乎是先验的、上帝给你植入进去的、被生命所体认的……  一个人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你不能随随便便一枪把他毙掉，你像中国土改时期，一个县长一个游击队长甚至一个村农会主席就可以一枪把一个人枪毙掉。有两个地主的姨太太，问她你爱你丈夫吗？一个地主姨太会审时度势，说我不爱我恨死他了，农会主席说，很好，你站到这边去；还有一个地主的姨太说了真话，她说要说爱嘛我确实很爱他，他对我挺好的他是一个好人，农会主席立即命令把她拉到山那边去，然后把所有爱地主的老婆绑到一起，推到山底下，用烂石头砸死。想想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爱吗？只要一个人站错了队就用烂石头砸死，一点法律程序也不走，这样的文化还算文化吗？这不叫文化，叫沙漠。这沙漠里只有王国只有青红帮。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重新思考。

　　关于先锋，什么叫先锋性？先锋首先是人的先锋性的体现，就像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性的体现、思想是思想性的体现一样；没有思想性的思想是谈不上思想的，没有文学性的文学是谈不上文学的，所以先锋必须是先锋性的体现。先锋与故事本质上是对立的，故事只会导向人的平庸，浑浑噩噩，听了多少年多少代，没听出个所以然，没有从故事的烂泥潭中走出来，尤其是中国故事，说来说去，依旧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依旧是腐儒的那一套。那么先锋性是什么呢？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精神；超越自我，超越同类，超越时代，超越我们的父亲。先锋的思想，是具有预言性、超前性的。先锋也许不被他的同道和同类所理解、所欣赏。我当时在农村还没出来的时候，农村里的人就挖苦我，我不是丑化农民，但中国农民身上也的确有很多问题，农民朴实确实很朴实，但农民思想中沉淀了很多糟粕的东西，比如，丛林思想（弱肉强食）。因为我本名姓丁，丁氏姓在百家姓中是少的，所以我的父亲和我的家族在农村是很受大家族压制的，犹高山压顶。在我们那个村里面我们活的很孤独，所以发奋努力是必须的。不干出来不行。大家族们口一出就是“我赌你再说，再一句，我剁了你，信不信？剁了你我们兄弟几个搓肉丸子吃”。非常可怕。生态很糟糕。那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思想那一套。所以一个读书人是不被他们所理解的，不理解你怎么走路也看书，上厕所也看书，开社员大会也看书，坐在田埂上也看书，打农药空闲也看书。他们不理解，而且极尽诽谤。你跟他们讲的再多他们也不理解，那种偏狭、封闭、愚昧和因循守旧可想而知，因为你走的实在太远，他们不能理解你，以为你只是个书呆子。直到你走出去了，走出村子或走出了大山，把路走通了，他才认识你认可你。所以，先锋总是孤独的，即使是跟你的同道、好朋友在一起，你仍然是孤独的，也是不能够全部交流的。人和人是不能全部对等的对流，对流的只能是部分，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一个时代的先锋，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大音稀声。但多少年之后，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或百年之后，人们终于理解他（她），也必然理解他（她）。人类和历史也必然接纳他（她）并与他（她）达成某种谅解。证明他（她）当初（的预言、作品）是对的、正确的，他（她）的写作是有效的。所以先锋生前必然是孤寂的、孤独的，孤寂、孤独是先锋的前提、是一个充要条件；只有有了这个前提，才能保证作品的前瞻性、预言性、超越性（超时代）。一个真正意义的先锋作家和一件具有先锋性的作品，他（她、它）的生命、他（她、它）的读者也许不在生前不在当代，而在生后在未来。他（她、它）遥远地活着。所以一个先锋作家为了他（她）内在的精神或一种超然的智慧和理想，往往要忍受长久的、非人的孤独（甚至隐姓埋名、我行我素）。因为他（她、它）不被他（她、它）的时代他（她、它）的同类所理解。时代甚至拒斥他（她、它）查封他（她、它）。他（她）有时很痛苦，因为他（她）孤寂。“你是国王，就得孤寂地生活”（普希金）。大作必有大孤寂，大孤寂必有大作。

　　然而先锋的回音和回荡非常久远。

　　所以，我们呼唤先锋，坚持先锋。坚持先锋实质上就是坚持人的文学性的不灭。坚持文学性的不灭，就是坚持人的个性和自由性的不灭，坚持人的梦想不灭。如果一个人的梦想全部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中国梦），那么，就没有什么先锋性可言了。

　　——另外，“后先锋”也好，“先先锋”也好，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必须具有不断创新和突破的意识，具有反专制反暴政反奴役的不驯性质。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范、训诫和教条能够束缚它；它会冲破一切束缚，奔赴没有终极目标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先锋性，我们写散文也不能老是婆婆给爷爷做鞋，每天都一样，像机器生产流水线。作品要往前推，要自己和自己不同，自己和自己的同类不同，只有这样往前推，往文学性的方向推，你的散文才有提高。你天天写的一模一样，这样就不行。

　　关于故事，我是这样想的，故事不是什么时代所需要的，时代所需要的好故事，只能让我们寒战，只能让我们沮丧和悲哀，想想时代需要廉价的颂歌，需要廉价的粉丝，需要廉价的政治符号和政治礼花，廉价的高大全，像金光大道这样的故事，你写的出来吗？这个时代的好故事、好散文，这样写的话，我觉得只要时代的这一页翻过去，你的作品就留不住。所以，一种严肃意义上的作品（小说），也决不等同于一个故事，我不能认同这个，甚至很反感，小说可以化约成故事，但故事不能简单地化合为小说。你说《故事会》里面的故事能把它化合成小说吗？不行，但小说可以啊。小说可以改编成故事啊，可以改编成电影啊，但故事能够上升到小说吗，上升到文学吗？不可以。不过故事可以拍成电影。小说是少众的，好的散文也是这样的。纯文学形式的东西，是一种更高级的切近顶部建筑的、精神的。语汇、语句、语感，以及结构等等，都与故事有质的不同，小说不会像故事那样，有太多的从前，太多的铺陈，太多的叙述和辅句，小说（新）会破土而出，出奇制胜，没有那种开场白，不像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我看《巴黎圣母院》看了好几页，才看到故事情节，现代小说不是这个样的，它应该是一下子就能让你感觉到心跳，感到情节的张力。现在写东西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的散文也是这样，铺得太久了不行，你像河南的邵丽写的《四十圈》，开头就是他把那个人杀死了，杀了四十多刀，第一句话他就把你吸引住了，一下就把你带到了情节的复杂中去了。然后开始倒过来写。一部小说的结构要从开头的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开始结构，从第一句话第一个字就进入小说里面最内在的心跳，出奇制胜，从一第句话第一个字就把心脏和两片一张一合的肺直呈你面前，直达人的现状，直达人的困境，直达人的魂灵。但千万别忘了“语言”。语言即现实。你说我们写作的时候面对的是什么？语言。我写树，我把“树枝”一词直接当成一棵树的树枝来写，直接把“泥土”当成泥土来写，直接把语言当成一种物质，一种有机物。它不是符号，不是一个载体，它就是它所指涉的事实本身，，这是一种新的写作观。语言即边界，即人的边界。然而故事是有“壳”的，有“壳”不等于有“核”。那“壳”就是语言的套路（包括基本句型）。故事的套路，千古不变。变的是一个又一个似曾相似的故事。这“壳”这套路这种句型一直流行民间，口口相传。人们可以任意增删、改变和演义，但万变不离其宗：离奇、惊耸（耸人听闻），这就是效果。人们回味的也就是这种离奇、惊耸。但也不说这种离奇和惊耸没有一点意义和教化作用。它的作用在哪里？需要。农民需要。我在农村干活的时候，那个打农药技术队长很会讲故事。流着黑汗顶着烈日干农活，很枯燥，很苦闷，这时，他来一个公子与小姐偷情的民间故事，心里很惬意。它除了消磨时光外，同时它还可以消解底层人的痛苦，消解和抚平你的悲伤，抵御现实的无奈和严酷。一天的农活就从“从前有一座山……”开始，那些偷情的甚至更低级更下里巴人的故事啊，把你这一天的那种枯燥乏味的农活变得津津有味，让你干完一天活后很舒服很享受。这就是因为有民歌存在、有民间故事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功德无量的。问题是梦想破灭之后，仍然是残酷、仍然是“吃人”或杀人。所以“故事”最终只是人的一种精神鸦片、麻醉剂。梦想破灭之后，残酷的东西还是残酷的东西，欺负你还是欺负你，丛林原则还是丛林原则，没有解决现实的问题，邻居的牛依旧执拗地系在你的篱笆旁，把你的篱笆挑破，一群鸡钻进你的菜园子里，把你辛辛苦苦种的油菜吃了个精光，残酷依旧在那上演，所以，中国目前最急迫的，不是需要什么“故事”，而是具有反思意义的、具有观照现实、具有批判精神的文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需要具有思想性的灵魂的彻底启蒙；“需要创造自己的精神启示录和贯穿历史的忧思录”（见拙作《一种文学的政治写作》），而不是“故事”。“故事”属于消遣与消费的层面。中国不乏庸众不乏贱人不乏犬儒，不乏消费者、不乏大量的消费读物（如《故事会》《故事大王》《故事新编》等）、不乏大量的肥皂剧商业片以及又臭又长的电视连续剧、不乏大量的搞笑曲艺和娱乐片。缺乏的恰恰是具有思想含量的、具有艺术追求的严肃精神的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不是什么“故事”。

　　我们的文学，亟需培养、培植中国人的脊梁骨，让中国人有尊严的、体面的活着，活得更像一个人，而不是把肚皮拖在地上。只有让中国活得朝气、自由、有尊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根据录音整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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