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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词典：历史浓缩成词条(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米沃什
2016-09-08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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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一直想着肚子里的那颗子弹，我就不可能写东西了。实际上，我在战争期间的创作是丰厚的，有诗歌，也有散文。这证明：在某些情况下，驼背弯腰是有好处的。我的问题是适应生活的能力差。而且我作为诗人本质上只是一个媒介，这是我应对生活的方式；就是说，我一直听到词语和节奏，而且我得服从它们的咒语。这意味着，我虽然走在大地上，却又好像不在人世间。我为自己织起一个茧子，这使我感到，华沙虽然有种种恐怖，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成长所必需的。

　　除了那些超出我能力的考验，要为人正派，我就必须相信上帝。心怀感恩。

　　CRUELTY（残酷）。在本世纪波兰知识界的文化特征中，有可能存在一种对恐怖笑话和黑色幽默的趋好。这应归因于发生在欧洲某地区的历史事件。在上一场战争之前，出现在像《大头针》（Szpilki）这类杂志或卡巴莱酒馆里的幽默，都颇为残酷。诗人雅努什·明基维奇（JanuszMinkiewicz）和什维亚托派乌克·卡尔皮尼斯基（ŚwiatopełkKarpiński）是表现这一特点的佼佼者。在战争岁月里，习以为常的搜捕和处决、人命的不值钱，都加强了这种倾向。各种讲外国人的滑稽段子，很可能与人们的缺乏理解以及某种反感心态相符合。当然，我们也不该忽略西方文学和电影中的虐待狂因素对我们的显著影响，这与市场催生的对惊世骇俗的趣味不无关系。就在战前不久，放映过一部萨查·基特里的电影，开场是一个送葬场面：十一二口棺材走在前面，后边跟着一个孤零零的男孩，他是他们家唯一的幸存者。除了这个男孩，他们一家人晚饭时都吃了有毒的蘑菇。而这个男孩是因为干了坏事，被罚不准吃饭。不过，当南斯拉夫导演马卡维耶夫将摄自卡廷惨案遇难者尸体的真实照片用进他的超现实风格喜剧片时，他就做得太过分了。

　　《等待戈多》在巴黎初演时，观众看到波佐折磨他的奴隶“幸运”（Lucky）便爆出笑声。坐在我边上的哲学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Goldmann）被惹恼了：“他们在笑什么？在笑集中营？”

　　由于感同身受而导致的描述的加强；出于对残酷世界的报复而进行的强化描写—这二者之间边界何在？萨德侯爵小说的核心不正是这样一种报复心态吗？我怀疑我自己深受波兰人对于恐怖笑话的轻薄心态的影响，我想我得找个法子治好这个病。

　　在维尔诺的学生和文学圈里有一位著名的年轻人，长相英俊，出身殷实之家，在北方布拉茨瓦夫地区（Bracław）的某个地方世代拥有土地。他甚至自费出版过一个剧本，印刷精美。碰巧那是在苏联军队开进维尔诺不久，而立陶宛刚刚结束了它的中立，我们三人—他、他的美丽的妻子，还有我—坐在一起左思右想：走还是不走？走，就要冒巨大的风险。不走，就是成为苏联公民的命运。我决定越过边界，虽然如果不是扬卡在华沙，我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会害怕。而他们则留了下来。

　　雅努什·明基维奇（JanuszMinkiewicz）靠着表演他的“悍妇”（Xantippe）卡巴莱在维尔诺活了下来，他回到德国占领下的华沙以后，根据上面这一对的经历编了段恐怖笑话，在地下文学夜间聚会时读出来逗笑。不曾经历过苏联统治的人不能真正体会那种巨大的恐惧。因此，勒谢克·B．为了逃避流放而决定去工人文化补习班上讲马列主义，在他们听来或许实在可笑，因为勒谢克对马克思根本就摸不着门。他被约瑟夫·马茨凯维奇写进了小说《通往乌有乡之路》。约瑟夫以他为例讲述当时人们都用了什么法子活下来。雅努什·明基维奇将此故事进一步演绎：德国人来了，勒谢克声称自己是白俄人（没人知道这是否属实），还得到了一处房产。此后他就拿着根鞭子到处转，并且威胁农民：“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共产主义！”（还是没人知道这是否属实。）他吃晚饭时被人从窗外开枪打死了。谁开的枪？从小说中看好像是农民干的，但当时在那个地区活跃着一个苏共武装小分队，很厉害，人们也可以怀疑，勒谢克与白俄当局合作，而苏共的人当时正与之战斗。

　　那些被迫落入与自身格格不入的制度掌心的人们，用尽各种办法以求自保。一个人若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就不会容忍将他们的经历用作玩笑的材料。我后悔我曾在某处复述过明基维奇讲的故事，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以便有所挽回。

　　DISGUST（厌恶）。是约瑟夫·恰普斯基给我讲的这个俄国革命时期的故事。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人在吃晚餐。其服饰、举止使他区别于周围的环境，他显然属于战前的俄国知识界。他引起了坐在餐厅里的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子边，开始嘲笑他，最后还向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根本没有反抗，也没想把那几个闹事者赶走。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很明显，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盏已盛满厌恶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后一滴，那些丑恶行径在他心里引起的厌恶已达到极限。不用说，他细腻敏感，在一个温文尔雅的环境中长大，受到较好的保护，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的现实。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到1939年，维尔诺和利沃夫的人们忽然发现了这种生活的灰暗和丑恶。关于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的自杀，我的观点也许耸人听闻：他自杀的原因中有恐惧的成分，但更多是出于他对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厌恶。这一点他写进了小说《告别秋天》的最后几章。乔治·奥威尔不曾读过维特凯维奇的小说，却在《一九八四》中用同样的笔调描述了新秩序统治之下的日常生活：灰暗，四处尘垢，了无生趣，还有从廉价自助餐厅飘出的气味。将这种感受划入美学范畴并不会使事情好转。我们最好想一想，在人类的生存中有什么是无法忍受的，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无法忍受的因素全汇集到一起。这样一想我们便会得出结论：有必要保护人类，需要的话，甚至应该用幻想的蚕茧将人类裹在其中。

　　作风一贯：曾用波兰分裂换得俄罗斯完整

　　SZEMPLIŃSKA, Elżbieta（伊丽莎白·申普林斯卡）。她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扬卡·杜丝卡（JankaDłuska）的同学。她俩在高中以及在后来的法律学校都是同学。她曾有过一个丈夫，一位年轻的散文作家，属于“夸德里加”（Kwadryga）小组。他厕身于霸道的妻子旁边，这给许许多多逸闻趣事提供了素材。据说，只有当他把自己锁在厕所里时，他才能写东西。尽管申普林斯卡没有一丁点无产阶级背景—她生于一个政府公务员家庭，但她却作为一名无产阶级诗人赢得了一定的名声。她是一个狂热分子。1939年，在被苏联占领的利沃夫，她因写了一首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诗而出了名。在那首诗中，她写到很多东西，其中有：“我们以波兰的分裂换得了俄罗斯的完整。”那时，她已经另有一位丈夫，叫索伯莱夫斯基，是一个冒险家兼运动员，狂热地崇信热罗姆斯基，相信“玻璃房”。后来，夫妻俩碰到了可怕的事，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部悲剧电影的优秀脚本。1959年和1960年，申普林斯卡来蒙特格伦（Montgeron）访问我们，我们才得以知悉。

　　战争那几年，他们是在苏联度过的，所以他们了解当时发生的事。从那以后，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逃往西方。战后，他们成功地回到华沙，随后又去了卢森堡，索伯莱夫斯基还在那儿当过一段时间的领事。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死活都不愿再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在法国，共产党的势力无处不在，而在安德斯波兰军团的眼中，由于她在利沃夫写的那些诗，申普林斯卡已是彻底妥协之人。一个外交官逃出了一个属于苏维埃集团的国家，现在暴露在真正的危险面前；危险来自在法国人中培植的秘密警察。不过，索伯莱夫斯基夫妇还是成功逃脱了。经过许多危险的边境关卡，他们来到罗马，向梵蒂冈的一个秘密部门吁求救助。那个秘密部门专门负责照顾那些来自东方国家的难民（也包括纳粹分子和以前跟纳粹合作的人。他们的原则是不问过去），给他们用假名办了护照。他们又凭这护照得到了摩洛哥的签证，然后定居于卡萨布兰卡。

　　我们为申普林斯卡感到难过，她已经被惨苦的经历给压垮了，热衷于宗教达到了癫狂的程度，在巴黎也找不到任何生活的门路。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她。她的儿子尚未成年，还在上学。她于1962年回到华沙。

　　FEUER,Kathryn（凯瑟琳·弗尤厄）。一位研究俄国的学者，我在伯克利的同事。她主要讲授托尔斯泰，是一个聪慧、和蔼、为人着想、富于学院气质的人。她出身于一个说法语的加拿大家庭，因此也就是一个天主教家庭。这种家庭出来的姑娘怎么会研究上了俄国？首先，她不得不反抗其家庭和教区，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且面向东方眺望黎明。我并不确定她脑子里的幻象是何时消亡的—是因为莫斯科的肃反还是因为希特勒-斯大林协定？但是她的方向既定，就意味着去研究俄国文化，写一篇硕士论文，学习这种语言，并在某条路的某一段上认识了她的马克思主义丈夫，路易斯·弗尤厄。丈夫的思想随之很快发生了剧变，追上妻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然后拿到博士学位，并在伯克利为他们夫妇两个人都谋到了教职，他自己成了社会学教授。他们俩真是一对可怜的反抗者，像吉卜赛人一般，却被准予从事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在伯克利当教授。他们不习惯稳定的家庭生活。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证据，那就是路易斯会胡乱捣腾他们的壁炉设施。这是我去拜访他们时发现的。依我之见，生炉子是一门知识，应该用专门的东西引火，然后把木柴架上去，可路易斯在炉膛里烧报纸。

　　凯瑟琳对苏联体制了如指掌，并且强烈关注生活在那骇人听闻的专制体制之下的奴隶们。她和路易斯读过《被禁锢的头脑》的英译本，完全理解这本书，因为，可以说，这本书写的就是他们。我不知道我其他的教授同事们如何看待这本书，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这本书。格列布·彼得罗维奇·斯特鲁韦（GlebPetrovichStruve），巴黎一位俄罗斯侨民活动家的儿子。他与苏联现实从未直接打过交道，尽管作为曼德施塔姆诗歌的出版者，他熟悉这些问题。对俄国人你不能一刀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当校方在考虑要不要给我终身教职时，学校里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要是说，《被禁锢的头脑》的写作目的在于为左派辩护。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将亚历山大·瓦特请到伯克利来的主意出自斯特鲁韦。他在牛津大学一个研讨会上见识了瓦特的魅力。不过，斯特鲁韦不是唯一的倡议者。我相信在这件事上凯瑟琳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她对瓦特极其上心，而我也帮了点小忙。瓦特旅行起来有困难，因为他在身心两方面都有不适。名义上，他是由斯拉夫与东欧研究中心邀请来的。当时的主任格雷戈里·格罗斯曼（GregoryGrossman）对瓦特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是他想到要为瓦特的谈话录音。

　　1968年“革命”期间，凯瑟琳和路易斯离开了伯克利，因为路易斯所在的系视他为一名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嗤之以鼻。其他几所大学雇用了他们。他们最终落脚在弗吉尼亚大学。我去那儿拜访过他们。

　　凯瑟琳已经过世，但我经常想起她，她是一个结合了智力与善心的人—我们还能向一个人要求什么呢？大概这种结合不可能不受惩罚，因为我觉得她并不快乐。我并不是在这里分发月桂花环，所以我不会略而不提她酒喝得很厉害（我经常陪她喝）。她后来发展成酗酒，直到生命的终结。

　　SPERBER,Manès（马内斯·施佩贝尔）。对施佩贝尔的生平做一些文献研究，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宁愿为自己在其中加入一些想象。首先，比如说，有一个小酒馆，位于波库切（Pokucie）的某个地方。酒馆里有一个老板娘，精力充沛，工作卖力，这样她的丈夫就可以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与造物主对话。还有一群孩子，其中一个叫马内斯，他在当地的犹太教小学（cheder）受过严格而虔诚的教育。这还没完，因为此后他还将上预科学校，还将去维也纳读心理学，尔后很快他就跟他祖先的信仰分道扬镳了。什么东西能代替他的信仰？什么东西会给予他热情？这同样的热情曾激励他的父亲和祖父，为救世主的到来而向上帝祈祷。毫无疑问，那是马克思主义。马内斯（亲近的朋友们叫他穆尼奥）是在德国魏玛和柏林的大学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的，同时他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希特勒上台后，穆尼奥跟随许多德国移民迁居到了巴黎，并受聘于维利·明岑贝格领导的宣传机器。穆尼奥是由德国文化造就的，所以没能很快适应法国文化。他后半辈子一直用德语写作。在人生的转折关头，他有点像阿瑟·库斯勒，但他俩的背景不同；库斯勒是布达佩斯知识分子的后裔，没有接受过任何宗教教育，在两种世俗信仰中，库斯勒一开始选择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到后来才转而信仰共产主义。穆尼奥曾花费很长时间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跟库斯勒相比，他更像一个犹太人，一个来自那另一个世界的犹太人，一个来自大屠杀之地的犹太人。那是他最人性也是最富悲剧性的方面。

　　我无法猜想，在马内斯成为一个坚定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曾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不管怎么说，当我在巴黎结识他的时候，他是当时西欧有限的几个有勇气的作家之一。他们敢于把他们对苏联的真实想法告诉所有人。他是耶日·杰得罗依茨和约瑟夫·恰普斯基的好友，完全知道《文化》杂志需要什么样的文章。当然，他比库斯勒显得更加自我，比如，在他对我们这部分欧洲的描绘中，充满了有关场所、风景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的细节，而不是抽象概括。不过，他的知识可能超过了他的才华，因为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从未达到过完美。现在，我想，在他和于连·斯特里耶科夫斯基之间，人们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作为伽尔曼·勒维（CalmanLévy）出版社的文学主管之一，他有一次给了我一本波兰语版的斯特里耶科夫斯基的《黑暗中的声音》，让我写评论。我支持他想出法语译本的想法，于是他真的出了。这是一个关于已经消失了的加利西亚犹太人小镇的故事，马内斯和他的整个过去都属于那儿。我还评论了其他几本书—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几本了—尽管出版公司付给我的报酬微乎其微。

　　虽然马内斯外表上看起来挺僵硬，但实际上他很热情、很友好，而且随时会帮助朋友。

　　由于各种政治势力曾故意找像他那样的人的茬，我们理应记住他们。在二战以前，罗马尼亚作家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PanaitIstrati）曾是有组织攻击的目标，因为他在苏联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写的东西中没有对苏联的阿谀。随后是安德烈·纪德，因为他的文字带着怀疑色彩。还有维克托·泽格，此人定居于墨西哥，不太知名。另有古斯塔夫·瑞格勒，也不太知名。战争结束后，只有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变得广为人知。乔治·奥威尔遭到了出版商的拒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出版他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尽管后者在作者死后变得名闻遐迩。直到1980年代，还有人无视事实真相，坚持说《一九八四》不是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嘲讽，企图削弱作品的锋芒。谁要写古拉格，谁就会遭受谴责，正如《分离的世界》一书的作者古斯塔夫·赫尔林-格路兹尼斯基后来所了解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约瑟夫·恰普斯基的《非人性的土地》一书。所有这些作者都有一个令人心碎的特点，那就是一心想说出，或者说，一心想喊出事实真相，尽管西方舆论闭目塞听。他们的难友依然关在集中营里，依然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感到自己对这些难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们的举动往往就是这种责任感的体现。

　　当历史学家们着手研究20世纪时，他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到那时，即使是那些今天已被世人遗忘的人物都将获得崇高的形象。值得我们记起的是，想要作证这一欲望本身就带着牺牲的意味。一个严肃的作家注视着未来，而且对那些不涉及当前现实的题材会相当挑剔。不过，恰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看到人类受辱受难的样子，他们中的有些人愤怒不已，从而越过了那道障碍，宁愿承受自己的失败。其结果是：他们触及了那些比现实更加重要的问题。

　　（原载搜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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