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赵野：一些云烟，一些树(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赵野
2016-12-20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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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年春天的某天，胡冬找到我，说他和万夏还有李亚伟一拨，开始在写“莽汉”诗歌。不久，他就写出了《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这首诗我后来认为是我们那一帮人中最早的杰作，有着超越青春期的狂想和力量。胡冬最终是乘着飞机去了伦敦，一去就是二十年，很决绝地和国内的朋友和诗歌再无联系。

　　胡冬毕业后分配到天津，万夏却回来了。初回成都的万夏浑身充满创造力和才气，写诗、画画、拍照片、搞音乐，到哪儿都像一阵风一样。我的诗歌江湖也渐渐从各大学扩展到社会上，和周伦佑、廖亦武、杨黎、蓝马、石光华、杨远宏等人有了交往。那时，成都的诗歌领袖是以现实题材诗《不满》出名，后又和朦胧诗混在一起的骆耕野。

　　到84年秋天，成都又热闹起来。先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这拨人还专门去兰州将高尔泰请到成都，在四川师范学院任教，接着在这个协会下成立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算一个正式的民间社团。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群人的写作都处于一种地下或民间状态，我们习惯称呼体制内的诗人为“官方诗人”，体制内的诗歌为“官方诗歌”，并对他们有着诚实的不屑和蔑视。我们可能没有发表一首诗，但内心却很骄傲和强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大师，或在向大师看齐，正在写着能进入历史的诗歌。“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成立，表示我们开始要从地下合法地浮出来。

　　“诗协”一开始应该是由周伦佑控制的，他推骆耕野做会长，欧阳江河和黎正光是副会长，周本人是秘书长，掌控实权。万夏、杨黎、我，以及另外几个人是副秘书长，还有好几十个理事和众多的会员。我们那个“大学生诗歌联合会”虽然早解散了，但各大学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各大学以成都科大的阿黄为首，在“诗协”里有超过半数的理事和更多的会员，而这部分人一般认为是我的势力，全听命于我。

　　没多久，万夏和杨黎到川大找我，要我和他们一起革命夺权。密谋的计划是趁周伦佑不在（周在“诗协”成立后就回西昌了），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将欧阳江河，黎正光，特别是周伦佑拉下马，由杨黎和我任副会长，万夏做秘书长，并且立即出版我们的会刊。由于我掌控了半数以上的选票，我们很轻松就达到了目的，那一年，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激情和阴谋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

　　周伦佑闻讯星夜赶回成都，他特别不能原谅杨黎和万夏对他的背叛，据传这二人对他表过忠心，他才放心离开成都并准备在西昌遥控。接下来的一切让我大开了眼界。骆耕野一开始是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的，待周伦佑赶回成都，他才知道一切是出于我们的预谋。一次，骆耕野、江河、周伦佑，还有我们三个在万夏家里僵持了一个通宵，老骆紧紧抱住他那个装有诗协公章的公文包，每个人的脸都紧绷着，各怀心事，谁也不说话。我当时忽然有个荒谬的念头，觉得这就是政治吧。

　　整个事情像一幕闹剧，而我们两败俱伤，最后是骆耕野让钟鸣接任了诗协秘书长。多年后钟鸣回忆说，他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帮万夏在给印刷厂的证明上盖了诗协的公章，万夏因此编辑并印发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本铅印的体制外诗人作品集，影响很大。骆耕野因为钟鸣擅自盖章，一生气又把公章收回去，而那个“诗协”从此一蹶不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那一年我的写作不知不觉在转向，此前我喜欢宏大的史诗，国外是埃利蒂斯，国内是杨炼，词藻华丽，激情奔放，动辄洋洋洒洒几十上百行的。我在我们的“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的聚会上大谈“东方文化复兴”的问题，认为我们的写作是继承和恢复“楚辞”的诗歌传统，我83年写的《随想》组诗就是那一路的。

　　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开始的，我已完全忘了。但我记得我的阅读，那一阵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高尔泰的《论美》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李泽厚谈阮籍和陶潜，宗白华谈魏晋风度，高尔泰谈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之美，无不深入我心，渗透进了我的骨髓和血液。我对魏晋人物充满神往，迷恋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生命态度，诗歌方面热爱陶潜和王维。84年夏天的江南之行对我也有一些神秘的影响，在无锡太湖边，在苏州园林，在杭州西湖，我都能感到一种古意。单“江南”这个词就能给我一种幻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美和柔情。

　　我知道我要写作另一种诗歌了，那是要真正表现出汉语之美的诗歌，古代的人物和事件，都隐喻般的充满了当代性。而那些古老的意象和词藻，则可以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并和我们的当代经验融为一体。江南回来后，我写了组诗《夏之河》，这首转型之作并不成功，语言生硬、勉强、似是而非。85年春天，我先写了组诗《阿兰》，又在成都郊外的河边，写了组诗《河》。

　　在1984年至1985年，四川的诗人们纷纷有了集体的归属。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和张枣，先是被称为“四川五君”，后来又有了孙文波和廖希，称为“四川七君”；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等人的“莽汉派”已结成正果；宋渠、宋炜、石光华、刘太亨搞起了“整体主义”；周伦佑、杨黎、蓝马等搞起了“非非主义”，尚仲敏和王琪博也在重庆弄“大学生诗派”，并印了一张“大学生诗报”。而我自己却像是江湖里的孤魂野鬼，无门无派，无归无属。

　　9

　　在川大最后一年，可能是沉溺于一场恋爱，可能是更关注内心生活和纯粹写作，我对各种诗歌运动已无热情，和外界的联系也日渐稀少。但一切还是那么轻松愉悦，像是在云端过着日子。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据说是一个不错的单位，我对此没有概念，唯一觉得有意思的是柏桦刚从那儿调走。

　　我开始进入社会了，却毫无准备，很快我感到了巨大的不适应。我的单位是个比较散漫的机构，但每天上班下班仍然无趣无聊。我对里面的各种规矩和人事关系一无所知，我想我的那些同事和领导也会觉得我完全不可思议，像个怪物。自由的天性囚禁在体制里，我从天空坠到地上，感觉到生命的渺小和无助。

　　86年底，我应朋友之邀第一次去北京，北望要我春节前直接从北京到叙永，就是我第一次上高中的那个县城。此前我介绍高中同学任炎华和北望建立了联系，北望派张光宇他们几个人去叙永和任炎华一起准备办实业，为将来的事业建立经济基础。北望计划当年春节在叙永搞大聚会，通知了天南海北的各路弟兄。

　　我到叙永后，得知任炎华和他们闹了点别扭，提前回他乡下老家了。我去了任的老家，在那儿住了两天，作了些调解和劝说。再次回到叙永，就只见到张光宇一个人。张告诉我，前一天夜里来了很多警察，把其它人都带走了。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为我是当地人，试图找他们理论，张却要我赶快离开，回我的老家古宋去。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能和那些警察理论什么，就接受了张的建议。

　　我买好车票，回我住的旅馆，和专程从老家来叙永看我的许廷杨见面。我刚和许见着，突然就闪出几个人，把我和许以及同我一起回乡的女友分别带开。带走我的人自己说他们是警察，有人举报我们携带有违禁物品，所以要对我们进行检查。他们知道我刚从北京回来，那阵北京正好有几次大的学生游行，紧接着全国就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对我们的盘问大概有半小时，肯定没什么结果，他们就说是一场误会，让我们走了。我背着许廷杨送我的一袋花生，回古宋过年，对在叙永的遭遇还是一头雾水。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当年，“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解散后，各校的主要人物以北望为核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间有几人志大轻狂，言辞激烈，并好用一些诸如“同志”、“革命”等大词。不幸其中某人因为别的原因，通信被抽查了。当局顺藤摸瓜，吓了一跳，这批人从新疆、西藏到成都、北京，有的还在学校，更多的早毕业了，散布在社会各处，遂以为是好大一个非法甚至反动组织。这次叙永的大聚会早在他们的监控中，就在我从任炎华家返回的前晚，十几辆警车浩浩荡荡从泸州开来，把大家一网打尽。张光宇可能要料理很多事务，在严密的监视下先放出来。其他人在几天后也陆续放了，只有北望被关押了三个月，想来他们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我清楚地知道这帮人其实就是些很好的江湖朋友，喜欢在通信中慷概激昂罢了，肯定是既无组织，更无其它的。

　　我一回到单位，重庆市公安局给我发来一张传票。我不知“传唤”是什么意思，还没等弄明白，他们就来找我了，一个处长带着一个女警察。我自觉确实没做什么，内心极为坦荡，还在遗憾那女警察不够美。他们先是含混地解释了“传唤”既不是不严重也不是太严重的意思，然后开始帮着我回忆过去，主要是在成都时各大学间的交往。他们关心的还是我们是否曾经有过一个严密的组织，我吃惊的是很多纯粹娱乐的聚会，比如春游或者中秋的篝火晚会等等，他们对时间地点及各种细节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我倒是早忘了。结束时他们友好地说希望和我交朋友，我也友好地答应了，心里却完全不以为然。

　　我的单位地处市中区临江门附近，我的朋友和同学都在沙坪坝，重庆的大学基本上全在那边，周末时我一般都过去玩。几周后那两个警察又来找我了，一阵寒暄后，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和他们联系。我说又没什么事找你们干吗。不知怎么谈着谈着，气氛就有点警张起来。女警察问我老去沙坪坝干吗？我一下火起来，说他们监视我，侵犯人权。女警察也大怒，说你以为你的问题就完了吗。我拍着桌子，说我有什么问题，你们还要给我留尾巴吗。处长倒是很平静，还给我倒了歉，并说是我先发火的。这次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过了两个月，给了我一份结论，说我在校期间没有参加过非法组织，但是参加过非法组织的活动。两年后，和我私交不错的团支书告诉我，当时还有一份给单位的处理意见，说把我作内控人员对待。团支书并解释说，内控就是说平时也没什么，但在一些非常时刻，就要把你监视起来。

　　那几年读俄苏及东欧文学，正好对诸如“铁幕”、“强权”、“警察国家”这些词特别敏感，现在这档事，在我心中放大后，我觉得我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当作了“持不同政见者”，天知道我除了一些“自由民主”的朴素观念外，是没什么政见的，对政治也是一窍不通。但从此我开始本能地反抗一切体制和暴政。

　　这件事刚了结，我在一次体检中，又查出肝功能有问题。刘太亨安排我在第三军医大学复查，几个军医拿不定主意，要我住院再查。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顿觉危如朝露，痛感生命的无常和脆弱。我被隔绝在传染病院里，一个上午他们用一根又细又长的钢针，一下子穿刺到我的肝上，可能是要取一点东西下来化验。整个过程很快，不疼痛，却感觉异常恐怖。我外表平静冷漠，带着列维坦传记和蒙森的罗马史在里面阅读，内心却荒凉到极点。我自认为刚刚经受了政治迫害，现在疾病又让我必须面对生死。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一刻起，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和宿命感就滋生在我的心里。那段时间惟一的温暖来自一个叫小叶的女护士，她是太亨的朋友，对我很友好，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住进传染病院的前一晚，她无视这种传染的可能，把自己的床让给我睡。我有什么问题，首先就想着去找她，这使我不致于陷入太深的孤绝。军医们的复查结果对我来说似是而非，我还是没搞清楚我的肝究竟是怎么回事。

　　1987年，我就这样经历了惨痛的人生。现在看来都是些小事，但当时确实让我痛到了骨头，我整个感觉是身处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之前那些灿烂如花的岁月在那儿彻底结束了，我陷落在现实里，对生活和未来一片迷茫。

　　10

　　几个月前，我和野夫游荡在香格里拉的雪山草地间，共同感慨我们这代人从青春热血到醇酒美人的宿命。野夫是八十年代湖北的诗人，这几年写了一批至情至性、沉郁感人的散文。他的身世以及他紧贴着这个国家命运沉浮的半生，使他的文字有太多的沧桑和太深的忧思，这是他生命中无法卸去的“重”。我自己常常游走在生活边缘，老处于一种超低空飞行的状态，所以感觉更多的是米兰-昆德拉那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想，我的青春热血在1987年已被耗尽。1988年初，我以“停职留薪”的名义，离开了我的单位，再也没回去过，从此开始游离在各种体制之外。回到成都后，我即写出了《字的研究》，这是一首值得纪念的作品。在89年的非常时期，我听说还真有人监视我那人去楼空的宿舍。到89年10月，大家还在一片绝望中没缓过神来，钟鸣就爬上我寄居的八楼，要我和他一起办《象罔》。差不多在同时，我写出了《春秋来信》，然后就进入九十年代了。

　　再往后的事，离我太近，我还有点梳理不清楚。首先我们都经历过“生活还是艺术”的挣扎，并在心如死灰中一头扎向现实的深渊。我知道这样说似乎也不够公正，我们内心也许就不具备真正坚硬神圣的基石。我们一面忍受生活的无聊琐碎，一面又以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旗帜，从中追逐巨大的欢乐。快乐可能是肤浅的，却真实怡人。晋人张翰“秋风起思故乡鲈鱼和莼菜之美”遂挂冠而去的高蹈，以及“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的豪迈，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精神向度。风暴过后，物质和财富成了新的主角，我们重新开始学习生存，接受命运，习惯卑微。当“一生的理想，在窗外/冻成了一颗霜粒”时，醇酒美人就成了我们无奈而美好的归宿。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加速度变化着，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价值观都缘于我们农业时代的趣味和标准，这眼花缭乱的一切，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多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童年时清澈的天空和河流，年轻时纯粹的友谊和情怀，也包括那些优雅理想和伟大志向。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疯狂和想象力，我应该谦卑地与生活达成和解。

　　接下来，我能跳出这个时代的加速器吗？我会看着它呈螺旋状上升着，越来越快，让人目眩。我对这一切已没有好奇心，只想置身事外，懒懒地晒晒太阳，吹吹风，读一些闲书。我对汉语诗歌已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但梦想还在。我会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坚持一些东西，无所谓成败。面对人生的虚无，如普希金所说，我不再期望激情和幸福，但求享有平静和自由。

　　这已经够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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