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如今两块石头促膝而居,一起凝望着曾经凝望的窗口。身体消弭，欲望与灵魂的对峙失了依托，沸点以冰点的形态存在。布莱希特称赞魏格尔谦逊，这一点也符合许多人的观察。作为演员，她从不突出自己，而是将自己彻底地投入表演之中。谦虚或许就是"间离"与"投入"之间的辩证，仿佛站在布莱希特的立场上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致意。魏格尔死于1971年，墓碑的设计究竟是他们的约定，还是她的安排；无字墓碑是出于谦逊，还是对于历史变迁的无言？就像其他的无字碑一样，这些问题即便不是无解，也必定是多解的。

　　 青冥浩瀚，碑铭肃立。墓园在窗外展开，一片又一片，由树墙和小路隔开，铺展蜿蜒。我在墓碑间穿行。树梢滴翠，草地湿漉，独行的脚印向城市的方向伸展。出墓园不远，就是高耸的乌普萨拉大教堂(Uppsala Domkyrka)了，屈指算来，已经是元明之际的皇家建筑。伯格曼电影中留下过它的身影。教堂的另一侧，靠山坡的花园内，肃立着几块墓碑，趋近细察，最早的一块，约两米见方，竟是唐时的石碑，构型抽象，龙纹卧于青底之上，呈绛紫色。其他几块稍矮，图形更为规整，平行的线条间镌刻了一些象形字样和十字图形，当是依据龙纹碑及关于东方文字的想象而仿制。伯格曼回忆他幼年的经验时，不但说到天使、圣徒、先知、魔鬼和人类，还提及了龙。我初读时即有些疑惑：教堂一天地，何处起雕龙？这里的龙纹碑，或许就是源头了。

　　 回首墓园，仿佛回到了柏林布莱希特的窗口。穿过布莱希特夫妇的无字碑，右转就是法国教堂的墓地，拐角处不远，安葬着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1770-1831）。他们并列着，在一白一黑、一高一矮的两块墓碑间，是费希特夫人的位置。黑格尔，这位费希特哲学的批判者，就这样与他的批判对象并排伫立，低矮的黑色墓碑有一种后来者的谦卑和不妥协--上面写着他的全称和生卒年，再无别的头衔。不同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及其自我承认，黑格尔将承认置于主奴之间的斗争关系之中。离开了他者无从确立自我的身份。费希特殁于1814年，黑格尔卒于1831年，并置的墓碑应该是按照后死者的意志而安排。除名字外，他的墓碑上排除了一切标记，看起来有点像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一个自我确认的自我。按照黑格尔的逻辑，自我承认的欲望经常表达为"被承认"，从而"被承认"是一种主动的态势。黑格尔的庞大体系大大超越了前者，但在他的心中，费希特和谢林仍然是他的时代中两个"配称为哲学家"的人。并置的墓碑或许隐含着承认与自我承认的政治。

　　 费希特说：我是我！

　　 不，我是我们！——黑格尔坚持道。

　　 但那个我们也绵延至他身后的"我们"吗？或许是的，因为"我们"命名着黑格尔。这个绵延的我们出于不同的理由，不断重新命名镌刻在黑色石块上的名字。这是辩证的否定。近于无字的墓碑似乎在说：一切都会重写的，但以"我"的名义。

　　 中国的士大夫，即便开明如梁启超（1873-1929），大概会补充说：我是我，但我也是我们；但这个我们并不表现为主奴结构，而是一家人，不需要在斗争中相互承认。1998年，为了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读书》杂志与天则经济研究所在香山卧佛寺联合召开会议，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1858-1927）是主要的话题。王元化（1920-2008）、朱维铮（1936-2012）来了，我与他们初识，也是在1993年夏日的瑞典。如今他们都已作古。与会者中还有其他已经作古的人吗？我不知道。但与会者在1998年尚能坐在一起讨论，如今却像黑格尔的左派与右派们一样分道扬镳，直至生命终点也不准备回头，却是一目了然的。一个半世纪前,由于马克思的介入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围绕黑格尔哲学的左右辩论以体系的颠倒而告结束,新的分野在完全不同的地基上再度展开。如今地基再度颠倒，新的起点在哪里呢？记得几年前寻访伦敦郊区的马克思墓，意外发现隔着一条小路与他对峙的是曾让严复（1854-1921）激动不已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这是一场未完的战争，一场从19世纪的洪波中绵延而来的对峙，即共产主义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间的对峙。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专门前往祭拜斯宾塞了，但他的著作以各种变异的形态存活于世间，却是重大而又常常为人忽略的事实。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曾编选斯宾塞文选并撰写导言，就其发展观而言，所谓"现代化"及其理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一脉相承。墓碑是安宁的，但络绎的访客心情迥异，他们带着各自的信念和感情来到墓前。在这个意义上，终结争论的只能是又一代人的争论，尽管标题或句读有了些许变化，但根本的分歧还在那里，分毫未减。

　　 我们就生活在各种纪念碑的中间，纪念碑界定着我们各自的位置。纪念戊戌百年的会议结束的那天，曙色熹微，金光穿越枫林，在樱桃沟的溪涧跳跃。出卧佛寺，过植物园，梁墓坐落于东侧山谷。那是一个家族墓园，典雅而庄严。秋风浩荡，幽谷将这位当年的新人物衬托为一个古典的士大夫。妻妾围绕"自我"而列，子孙按照辈分而各有位次。这里有清晰的结构，却看不见为了"承认"或"被承认"的斗争，宁静致远，一片和谐。清晰的内外，自成一体的家族，划出了它与外部世界的界限。"自我"在家族绵延中伸展，承认变成了一种自然的传承。这位也曾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思想而激动的"启蒙者"，以自己对待死后的方式证明自己属于另一个"普遍的特殊"，却未能将"特殊"再度上升为"普遍"。"新思潮"或"五四"在他的死后世界从未发生。

　　 黑格尔的"我们"是"我"，梁启超的"我"是"我们"。对于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辩论，梁启超或许会这么说：我就是我们，一个谱系井然的世界。但在"我们"的世界里，布莱希特与魏格尔的搏斗从未停息--爱与背叛，舞台与激情，性与政治，艺术与信念，以及最终汇为一体的表演与生活。在这无限绵延的故事中，有些东西添加了进来，有些味道发生了变异。那是什么呢？

　　 园丁已经离去。夕阳的余晖只是在树缝间挣扎，一切都将隐没。墓园空寂，一块块大小、形状、颜色不同的墓碑伫立着。是伯格曼的精灵们出来活动的时分了。河流穿越老城，潺潺流淌，我在两岸游荡。越过红色的小桥，一处简朴的灰白色公寓几乎可以忽略而过，楼下有COSCOS连锁饭店。从1952年至1958年，这儿就是福柯寓居的地方，我路过时唯见一个白发老人在门口发呆，手里握着一柄墨绿色的雨伞，仿佛似曾相识。COSCOS的门口散落着几位食客，默然地咀嚼着风味各异的比萨饼，对于也曾在这里觅食的福柯及其颠倒，以及后来颠倒之颠倒，全无知觉。想想也是，从那时至今，食客络绎，饼犹如此，无所谓知与不知。我从那里捎回一包维系生命的食物，再加上从另一处中国小店买回的咸菜、面条和一包紫红色的葡萄。食物放进冰箱，心分外地安宁；眼光穿透树梢，搜寻伯格曼的幽灵。临窗落座，心游八极，思绪已在另一处翱翔。

　　 呜呼！那是我的家乡了："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徐仁山集句题平山堂）平山堂的脚下，有一处小屋。小屋的北侧，仅仅隔着一条小路，是蜀岗西峰；由此东行十余分钟，就是坐落在蜀岗中峰的大明寺了。与之相接，观音山和旧唐城巍然耸立，隋炀帝迷楼旧址坐落其间，引无数骚客盘桓。"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李绅《宿扬州》），我反而更喜欢静僻的蜀岗西峰。岗峰连排，让人产生山势连绵之想，但其实不过是长满了树木的土丘而已。穿过松林和灌木丛，是一片墓园。雍正《题大明寺》有"万松月共衣珠朗，五夜风随蝉锡鸣"的诗句，用在那里也很恰当。在西峰寻访时，妹妹问我是否在意丘陵另一侧的墓园，我说——不。她于是借了屋子，为我安置临时的居所，那儿距我儿时游戏的地方，近在咫尺。登阳台，扶栏北望，又见树木葱茏，绿草如茵，路边的繁花怒放着，春天的雨水从蜀岗向北漫向墓园，向南漫向我的想象中的家；赤脚的孩子在远处玩耍，一只彩色的风筝迎风而上，全不因地面泥泞而稍有懈怠。与这里墓园的沉寂不同，欧阳祠的黑瓦在夕照中闪耀，栖灵塔的钟声空蒙鸣响，回转，暂歇，长长的颤动，仿佛鉴真和尚东渡失败时的太息。松间泉下，寂静比寂静还要寂静。

　　 往事越千年。在我年幼的时候，那寂静中也曾弥漫着魅影。

　　 夜色降临，细雨斜注，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灯火在室内照耀着，精灵们从墓园的无边黑暗中望过来，或许会问这个在窗前伏案、时时借着天光打量墓园的人是谁？想到伯格曼的《仲夏夜的微笑》(Sommarnattens leende)，有笑意涌起，波心荡，冷月无声。寒山诗云："若人逢鬼魅，第一莫惊惧。"南社诗人叶楚伧(1887-1946)《和骚心骷髅章》诗中更有"魑魅食人在长夜，龙蛇并世上中原"的句子。呵呵，离乱中的慨叹可以深味，但可爱的魅影，何惊惧之可言，即便投身乱世，以鬼魅为伴，也可慰人孤单。陈三立(1859-1937)《彊邨校词图为沤尹题》诗云："坐满鬼神相视笑，莫教图我读离骚"，得其意矣。

　　 里，对着两棵枣树，鲁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一年他44岁，如蕴含火焰的黑煤，在隐秘的恋爱中。但散文诗的标题却透着冰点的寒彻，是《墓碣文》。

　　 或许，那是"搅得周天寒彻"之"寒彻"，几与林奈未及颠倒的0°相当？！

　　 2012年5月29日于Upps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