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诗人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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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逃离中，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1956年，阿多尼斯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黎巴嫩，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宣布与埃及联合，爆发与英、法、以三国的战争。短短几分钟，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风与光的君王“》薛庆国）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滋养了阿多尼斯。他与朋友们一起创办《诗歌》和《立场》，翻译T.S.艾略特、庞德和其他各国的现代诗人。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读，“不是一本一本，而是一书架一书架地看“。 阅读的成果是1964年出版的《阿拉伯诗歌选》，他挑选了心目中有价值的诗歌，而这些诗歌或诗人往往遭到主流文学史的忽略或贬低。诗选出版后，阿多尼斯希望继续追溯现代阿拉伯面临的问题，和这个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促使他完成这个研究。 阿多尼斯。 60年代，阿多尼斯在黎巴嫩大学担任教授，他的观点让一些学者大为不快，他们联名上书校方，说他未获博士学位，如何能担任大学教授？校长迫于压力，只好与他商量，希望他攻读博士学位，以免再有非议。为此，他请了一年半左右的假，埋头写作博士论文。 1973年，阿多尼斯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赞誉与攻击都随之而来。因为“这本书第一次向阿拉伯人呈现了隐藏在他们文化深处的可怕的地狱，让他们了解自身文化中隐含的灾难性因素。”阿多尼斯说，“只有认识到这些，他们才能走出地狱；否则，他们就无法跨出远离灾难的第一步，而这也将意味着阿拉伯文明的终结。” 但灾难一直伴随着阿多尼斯。1975年，黎巴嫩陷入全面内战，阿多尼斯躲到朋友家避难。一天早上，他去厨房吃早餐，刚刚离开卧室，身后就有一颗炸弹轰然炸响。这段时间，薛庆国的朋友也在黎巴嫩，“每天躲在地下室，房子上挂着国旗。好不容易回国，得了失眠症，再也睡不着了。” “这块石头，是一个男孩的头” 面对阿多尼斯，你可能会想到奈保尔，他们同样处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之中，面对一个古老而受伤的文明，对自己的出生地怀有复杂、矛盾的情感。只是奈保尔更加刻薄和嘲讽，阿多尼斯以思想家的身份更系统地去分析和批判当代阿拉伯为何陷入黑暗，解释这个如同锁链般捆绑在自己身上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接受英文媒体采访时，他也毫不避讳地提及美国如何资助阿拉伯之春，让雇佣军伪装成爱国者：他们洗劫博物馆，破坏文物。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屠杀别人。“这不是革命。”他说。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初持续至今，从示威游行逐渐演变成武装斗争，短短6年，数十万人身亡，超过1100万民众被迫流离失所。因为这场冲突，他不能回国看望母亲，即便在她临终的时刻。 挫败不止于此。对强权的严厉批评，让阿多尼斯四面受敌。90年代，阿多尼斯曾在老家为家人建了一套房子，前两年被家乡的阿拉维派洗劫一空，理由是反政府。讽刺的是，阿多尼斯的家人却是阿拉维派，政府支持者。阿多尼斯听到消息后说，“如果叙利亚反对派知道，还会再洗劫一空，因为说亲政府。” ”但我仍会说我想说的。“2011年，他曾写过一封公开信给叙利亚政府，“你不可能囚禁整个民族“，他写道。 即便如此，面对灾难，许多人指责阿多尼斯的批评含糊不清和反应迟钝，他显得有些疲惫：“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但他们从来不读。” 对话阿多尼斯:写一首诗，是在书写他的整个文明 新京报：您在黎巴嫩当编辑时，曾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苦读，是为了重新挖掘和评估阿拉伯诗歌？ 阿多尼斯：每一个作家、诗人或者创作者都跟他的传统有关联，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一个伟大的创作者，不会满足于读别人的传统经典的阐释，一定会自己去读，亲自去读。因为经典传统总是被权力扭曲变形，变成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式。 所以我到图书馆重读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品，也是为了叙述另外一段历史。每一个创作者，都必须在自己传统内部，创造一个自己的历史。就跟一个诗人，在语言的内部，必须创造自己的那个语言。 所以写一首诗，并不是简单地写写诗歌。实际上，他在书写他的整个文明。 新京报：能具体讲讲是什么时候吗？ 阿多尼斯：1956-1980年。那时候跟朋友们一起创办杂志《诗刊》和《立场》，通过创办诗刊，实际上做了一场诗歌的运动，文化的运动。 在一个完全被传统禁锢的语境里，写一首现代诗是不可能的。所以，改变诗歌，同时也是改变这种文化。 新京报：当时是因为创办诗刊，与世界各地的诗人建立了联系？ 阿多尼斯：是。因为有一些朋友是英语世界的，有一些朋友是法语世界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工作、翻译。有时候也取道法语。 当时，我们对整个国际诗歌敞开，做了很多翻译，英语的、德国的、西班牙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那本诗歌杂志，它的之前和之后，时代就划分开来了。 新京报：在黎巴嫩的时候，我记得，您在图书馆阅读的那段时间，曾发现一本1000多年前的诗集？是在什么图书馆？ 阿多尼斯：1965年，在贝鲁特的一个美国文化中心，把阿拉伯世界有关的书都读了。有一天，我很偶然发现一本书，封面很精美，开罗出版的，但是从来没被人看过。看到这本书后，我非常惊讶，就跟美国文化中心讲，能否借给我。借走后，兴奋地彻夜难眠，写了介绍文章，几个月后，这本诗集为人所知。 这本书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千年前，我们在20世纪才发现，可以说是隔了千年它才被重新阅读到。在法文里，它现在也被翻译出版了，叫《迷醉之书》。 这本书影响了一代诗人。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就像在中国诗歌历史上，忽然发现千年前有一个大诗人作品，会是一种惊喜。这也证明，伟大的诗歌，从来不会老去，它保持它的活力。 新京报：您是个批判性很强的人，身上这种批评性来自哪里？父亲会有影响吗？ 阿多尼斯：在文化上，我是反对我父亲的。我不愿意父亲统治我，但他死以后，我才发现，我父亲不止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朋友。后来对自己孩子，一直希望做一个父亲，也成为一个朋友。能成为家长，又是朋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父亲曾告诫我，做决定是很容易的，重要的是，做这个决定之前，反复的揣摩、比较、研究，一旦你做了决定，就做出行动。所以我也这样劝告女儿，不直接说。 小时候，我就反对传统，反对人们告诉我的绝对真理，我不相信，宗教可以给我一个绝对真理。家庭的宗教氛围，冗长的戒律，都让我觉得周围的环境都在反对你。另外，可能小时候没去上学也帮助了我。 从本体论的角度，我为了捍卫我自己渴望的那个自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这样：反对宗教。宗教不但给你规定这样、那样的基本价值，还规定你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我的天性让我踏上这么一条道路，所以我也替我的朋友们，做一个见证，我为什么反对宗教，极端的宗教从根本上来说，是非人性的，把思想上的自由，把语言表达的自由，都事先规定好。 后来我就开始分析，这个锁链在哪，为什么把人的思想捆绑。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边写诗，一边写关于诗的研究文章，研究宗教对社会生活，对创造性，锁链般的性质。 我写的这些散文体的作品，实际上，就是批判极端的宗教，同时也照耀我自己的诗歌。散文跟我的诗歌紧密相连，要理解我的诗歌，得读我的散文。我的散文，是我诗歌的延伸。 新京报：什么时候感到自己最茫然？是什么一直支撑着你？ 阿多尼斯：不讲专门的了。我整个生命都很困难，很久以来都是一场战斗，一场对抗。但我相信真理之光，它真的是在的，照耀我，给我力量。不是说我多么有力量，而是很多人共同相信，构成一个大支持。虽然他们找这个那个理由，不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是相信存在真理之光的。 所以我也在想，这些支持，是一个大支持，我会继续下去。因为我的敌人太多了，尤其是政治和宗教的。 （文中引用的阿多尼斯作品，来自《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薛庆国译。感谢访谈时，诗人树才帮忙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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