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青春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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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歆还是管宁，是有选项的。 在没有声音的时代里，多做华歆；在聒噪喧哗的时代里，多做管宁。 1944年底蒋委员长发表”告知识青年书”，王鼎钧和很多同学读到文告，边读边放声大哭，众人哭成一团，大家决定立刻投笔从戎。 那天其实是个正常上课的日子，他在外面和摩拳擦掌的同学奔走了一整天，然后”头上冒著蒸汽”、热血沸腾地回到教室。一进教室，他看见”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里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伏在书桌上鸦雀无声、文风不动。” 然后很快地，那些热血学生因为意见分歧，开始分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激烈斗争、打架，打得昏天黑地。 六十年以后回顾历史，王鼎钧说，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那几个”在腾腾杀气中守著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的人。 1937年，北大文学院迁到湖南南岳衡山。钱穆跟冯友兰吵了一架。学校有两个学生决定辍学去延安，学生开欢送会。冯友兰致词，对两个学生倍加讚许。轮到钱穆致词，他竟然对那两个被冯友兰大大赞美的学生不假辞色，反而勉励那些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学生，说，国家所需要的栋樑是“努力求知”而“未来有用”的人，现在没有得到知识的青年根本不是”栋樑”。 回到宿舍之后，冯友兰对钱穆说，勉励学生读书可以，但你不该责备那两个热血学生。钱穆反驳说，你怎么可以又认同学生应该读书，又赞美学生辍学去延安。这是模稜两可，是非不分，“余决不以为然。” 热情奔放，本来就是青春的特徵，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美好而值得爱惜，但是要发烧的时候，不妨先自浇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决定。大家知道世说新语里“管宁华歆”的故事。两个人一块读书，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华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宁跟他”割席”而读。最后两个都很有成就。 不是说不能做那个放下书本去凑热闹的华歆——我自己就比较是个不专心的华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动”的管宁一个选项。 七、为了“正义”，冲出去。 冲出去之前，先弯腰绑个鞋带。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一百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一百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一个政党清算另一个政党曾经犯过的罪，但是为了达效而使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手段，你接不接受这个正义？ 譬如，如果正义其实夹杂着伪装的复仇，你该不该支持呢？ 如果正义同时存在两种，而且两种彼此尖锐抵触，那么正义的最终依靠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个定见？ 如果鞋带绑好了而对这些问题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绑一次鞋带。 八、真有本事的话，方和圆不矛盾。 蔡元培在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个聪明又认真的大二学生叫做傅斯年。他发现教”文心雕龙”的那位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错误很多，学生就商量怎么把情况告到校长那里去。 你觉得学生应该怎么进行举报？ 首先要有证据。听课做的个人笔记不能当作客观证据，于是有人辗转取得老师的全本讲义，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个错误，做为呈堂供证，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 这是学生集体对付老师了，你觉得校长蔡元培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学生们判断，校长有可能怀疑这三十九个挑错不是来自学生，所以学生就组织起来，分组备课，把三十九个错误的说明模拟个清清楚楚，等著校长召唤。 果然，蔡元培担心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教员之间的攻讦，学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学生全部找来校长室，针对那三十九个错，当场一一考试，学生对答如流。 接下来呢？ 校长立刻给教授难堪？或者看见校长不立即处置，学生开始鼓譟？ 结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动，学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师继续上课，但是调课的时间一到，老师就被调走了。 这件事，无处不是尖锐的冲突，无处不是可爆燃的干柴，可是你看到几件事：一、学生冷静地准备证据，二、学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结果，三、校长依证据办事，四、校长做到改革的结果却又未伤人尊严。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圆内方”。 九、容忍比自由重要，真的。 年轻的时候，譬如写《野火集》的时候，当我说”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对权势者说的，呼吁掌权的人对异议者、反对者要容忍。 这句话，对今天的掌权者，还是要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不断地说。 但是同时，“青春迷惘”之后，发现很多异议者、反对者，即使身在牢狱也相信自己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而正是这份对自己道德力量的强大自信，既支撑了他，也同时使得他往往对与他意见不合、他自己的异议者无法容忍。 从青春走向初老的路上，看到太多曾经被压迫的反对者以“自由”的旗帜来排斥反对者的反对者。也就是说，我的“中年迷惘”其实就重复了胡适之的发现，他在1959年“自由中国”的十周年纪念会上回答殷海光的问题，说，他主张容忍比自由重要，不仅只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自由”的人说的。 容忍是双方面的，绝非单方面。 十、下山比上山难，下台比上台难，退场比进场难，结束比开始难。 我才刚刚去登了屏东的大武山，3092米。上山的时候，虽然艰辛，大家还可以边走边笑边看风景。下山的时候，却一片安静，因为你要看着你的脚每一步落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石头都是滑的，每一块土都可能松塌，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山谷。 同样一条山路，下山需要上山好几倍的注意力。 至于下台和退场，曾经在台湾一次大型的群众示威运动里，这个我很尊敬的发起人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曾经来邀请我加入。我说，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主张，但是请问，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 他很诚实地说，没想。 我倒是愣住了。没想？那么那些热情澎湃的群众，为了一个理想而站出来的善良的人们，留在广场上，日子久了，太阳曝晒、风雨交加，然后上班上学的人开始对他们抱怨的时候，怎么转弯？当他们最后被狡猾的权力打败的时候，你岂不是毁了他们最纯洁的信仰？ 他没法回答我，他还在忙着进场的布局。 进，需要勇气；退，需要智慧。缺一不可。 十一、做一个终身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不会急著做价值批判；他一定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夜半丛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着鬼的衣袂飘飘，问清楚这鬼的阴界来历。 如果我们对所有我们坚决反对的事、仇恨的人、无法忍受的观念、不共戴天的立场，都有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在决定要反对和仇恨之前，先问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你这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画了一顶帽子，如果你愿意打开，你会发现里头其实是一隻大象，如果你愿意看得更深一点，原来是一头被蟒蛇吞在肚子里的大象。 1756年在欧洲开始的七年战争，一方的法国死了20万人，另一方的普鲁士死了18万人。当法国的军队打进了法兰克福、法国占领军进驻歌德家的时候，歌德还不到十岁。歌德一家人，跟占领军之间，不该是一个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关系吗？ 可是，真正发生的却不是这样的。这个法国的指挥官，在歌德家看见了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问，”这些艺术家在哪里？我想认识他们。”他热爱这些敌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的面前，国界突然毫无意义。而小小的歌德，对七年战争最重要的记忆，竟然是一个敌国军官对艺术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学启蒙，竟然来自一个他应该要仇恨的敌人。 只要懂得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你就会发现，帽子里面其实有大象、战争里面其实有远比战争重大而长久的价值。 十二、带著温情与敬意面对历史，也带著温情与敬意理解现实。 钱穆在战争时期为青年人写《国史大纲》，说，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接受他这句话。为什么要有温情与敬意？对于历史怀有“温情”是因为，你看到了前人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前人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 我们今天所坚定信奉的“是”，将来可能变成下一个世代所鄙视的“非”。如果没有一种懂得，没有温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为是地拿他的“是”做为砖块来砸你的”非”。 就是对于现实的种种撕裂和对立，也不妨以多一点的温情和敬意去理解，温情和敬意并不抵销对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十三、一定要维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你的男友或女友深情款款地跟你说，”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你”，不要迟疑，马上逃走。 如果你自己对你的男友或女友这么说，那么……绑个鞋带吧。 十三.五、青春的时候，尽量享受爱，享受性，享受知识。 白天比黑夜长，所以享受知识超过性。 本文为龙应台9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获作者授权于《联合早报》、早报网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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