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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义：百年新诗:“起点”与“冠名”问题(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仲义
2017-12-11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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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诗运动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比中国至少早20年)，有案可查的是1893年法国人雷泰（ＡｄｏｌｐｈｅＲｅｔｔé）发表了一篇题名《自由诗》的文章（“Ｌｅ　Ｖｅｒｓ　ｌｉｂｒｅ”），主张打破诗律权威，呼吁个人节奏。法式的自由诗在命名上来源于拉封丹的自由律诗，比“自由诗”术语多一个“ｓ”，意味着虽然每个诗行都符合传统规则，但诗行和押韵的组合有许多变化。英式自由诗源于法国自由诗，1909年出现成熟的说法：“根据诗人情感的流动和节奏来组词造句的诗，一种不是一个形式的填充物的创造品”（弗林特）【20】。

英美“自由诗”的术语谱系内部虽有过不小争论，但总体上形成对中国新诗的极大刺激。不过实践上，还是“新大陆”自由诗对中国新诗冲击最甚，郭沫若受益于惠特曼是最明显的例子，《女神》之于《草叶集》在主旨、形式、语言、气度上可谓一脉相承。当新诗与自由诗近乎划上等号，新诗又赢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别号”，自由诗俨然成为新诗的“化身”。新诗的这一扩展名，愈发加剧其无拘无束，独做老大的“野心”？自由诗自代名新诗后，便在外延上卷入了自由与格律、自由与体式的“漩涡”。自由诗为新诗的“疯长”打上了一剂长效“鸡血”，令人亢奋不已，但也继续引发过于散漫、浪荡的诟病。

自由诗似乎还没焐热位置，现代诗已经虎视眈眈。现代诗通常是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简称，是诗歌现代性的一种投射。上世纪四十年代，袁可嘉几乎将现代化的诗歌等同于现代诗：“现代化的诗是辩证的（作巧线行进），包含的（包含可能溶入诗中的种种经验），戏剧的（从矛盾到和谐），复杂的（因此有时也是晦涩的），创造的“诗是象征的行为”），有机的，现代的。……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21】

五十年代，它“投胎”于台湾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早期多有横的移植，后来台湾诗界在许多场合干脆将新诗与自由诗“直呼”为现代诗。在大陆，由于现代诗容易与现代派“对号入座”，在意识形态管控较严时期，用法得十分谨慎。以笔者经历为例，直到1985年“现代诗”这三个字方能以大号字进入公开发表的标题；1988年笔者写就的《为大陆现代诗一辩》，后改为《为大陆现代诗定位》，好不容易才发表于1991年第11期《天津文学》。当年对现代诗的界定，多强调中国式的国情，以免被抓把柄。其实，放置于新诗历史谱系（时间）与板块（空间）中，新诗与现代诗容易呈现出某种递进关系：即白话诗是新诗的初级形态，现代则是新诗的“升级版”；而所谓中国现代诗应是本土文化精神与全球现代意识的融贯统一，应是历史进化性与艺术变幻性的统一，应是价值的多元性与艺术自在性的统一。

现代诗作为新诗的前端部位，充满前倾、前卫的意味，它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它的前卫色彩体现于——在存在意义上更为纯粹的生存/语言关注，即个体境遇中，生命精神（包括正负面）的针尖般洞穿。客观的说，现代诗的现代性诉求比之新诗更为强烈：在求新、求变，连同“断裂”和“未完成”的契合点上，更符合现代语境。

此间，也夹杂“先锋诗”概念，它几乎与第三代诗、后朦胧诗、新生代诗平起平坐。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到９０年代鼎盛——以先锋的名目召唤、自诩、选编、批评日益增多，它是诗歌界最具革命性的标志。先锋诗的叫法显然比现代诗叫法更为尖利，有着高分贝的感召力，但寿命不如后者。因为最锐气的那部分虽咄咄逼人、势如破竹，但成活率一般不高。作为突前、冒进的排头浪，总是在浪潮之后很快耗尽，消失在每一个转折期或拐弯处。

比较而言，现代诗更稳妥地保留在新诗的前沿地带，不断进行实验性、探索性的攻城拔寨，但也难免因出现“西化”涌入和“后现代”滥觞而产生某些偏颇，为克服所谓临时性与过渡性弊端，进行适度回归与某种规范，1998年王光明提出“现代汉诗”概念，试图取代含混的“新诗”和自由诗。（稍早的80年代末，芒克等创办《现代汉诗》，一帮幸存者基本上是在文学创作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 而“现代汉诗”的命名,主要着眼于“现代中国经验”和“现代汉语”,侧重中国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文化境遇的自觉建构活动。【22】避免将现代诗等同于现代主义诗歌的习惯所指，从而凸显了民族话语的言说方向。

远在美国的华裔汉学家奚密则把视野拉得更开，她明确圈定：“现代汉诗意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我认为这个概念既可超越（中国大陆）现、当代诗歌的分野，又超越地域上中国大陆与其他以汉语从事诗歌创作之地区的分野。”【23】这一批评术语的崛起对多年流通的新诗、自由诗、现代诗——的三大“硬通货”构成了改写的“威胁”。

也有人如老诗人蔡其矫提出重建“汉诗”主张——去掉“现代”两个字即可，一来更加简洁，二来可以打通古今（后来也有一些刊物以《汉诗》为名），但相比之下， “现代汉诗”的称谓还是获得较大反响。赞同、商榷，包括部分质询论文（如《现代汉诗构架中的诗学难题刍议》、《关于现代汉诗前行的思考》等）不时展开探讨，可见渐入人心。

自然，也有少数人不以为然，如毛翰公开指称：“现代汉诗”这一名称了无新意。所谓现代汉诗，其实就是现代诗，其中嵌入一个“汉”字，实在是画蛇添足。汉字写的诗当然是汉诗，如果有必要添上这个“汉”字，那么，“新诗”也该写成“新汉诗”，“白话诗”也该写成“白话汉诗”，“自由诗”也该写成“自由汉诗”了。【24】

毛翰则宁可恢复到“原生态”，他主张《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白话诗”的名称，还是抓住了这一新诗体的主要特征，其命名着眼于语言风格。相对于用文言写作的诗，这种诗是用白话写成的。20 世纪初引入中国的一个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新的剧种，最初称为文明戏，不久就改称“话剧”了。这对于“白话诗”这一命名的合理性，也是一种声援和旁证。【25】

返回去是死胡同，他继续异想天开：何尝不用“胡诗”试试，其暗含胡诌、胡闹、胡咧咧的胡儿做派。冠一胡字，境界全出，正反两方各得其所。其内涵比“新诗”、“现代诗”更为质实，更有意趣，比“白话诗”、“自由诗”更为灵动，更具弹性，比“西诗”、“洋诗”更多义项，更见幽默，比迄今为止所有的命名都更加传神。【26】“胡诗”之戏称，有调侃意味，安能为训，聊且作为备案吧。

2009年朱寿桐提出“汉语新文学”概念，傅天虹也藉此推出“汉语新诗”这一概念，按照他的解释，汉语新诗的命名有助于整合汉语文化圈的地域中心主义，从而将汉语文化理解成一个没有政治边际的文化共同体。【27】也就是说，汉语新诗有益于克服异域隔膜，把两岸四地的新诗视为同一对象看待，不分彼此，使得原来的华语诗歌、中华诗歌又多了一位骨肉同侪。

三

在新诗漫长的命名过程中，曾闪现过小名、别名、权宜之名的短暂碰磕，也经历过改称、顶替、扩展、纠偏的折磨。命名既带有不同时段的沿袭、深化色彩，又镌下同一时空交集、混用的烙印，无不折射出历史进化与现代性的诸多纠结。汉斯·杜阿认为：“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某类特殊的现象以引起关注，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或者暗示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探讨。命名可能导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也可能只是带来一些崭新的学术问题而开拓原有学科的视野、思路。”【28】

新诗的命名的确体现汉斯·杜阿所认为的视野、角度、关系、方法的“争夺”取舍。就是在“昨天”，这一分歧依然没有止息。徐敬亚再次抛出多年老调——“新诗休止论”：新诗概念的缺陷在于“我们不能永远站在昨天的旧视角上，称我们每天写的那个诗为“新诗”；在涉及朦胧诗之前的诗歌历史时，新诗仍具有中国自由体白话诗历史性的使用价值。但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在百年之际予以休止。伤痕累累的新诗称谓，面对其后发生的一轮接一轮的先锋冲击，再也无力承担总命名的资格。”【29】据此他建议将新诗改为现代诗。类似这样的改称，同样不能免除尴尬，因为“时间性”本身无处不在，会叫你到处碰壁，况且新诗的特指性依然“风韵犹存”。

须知每一种概念都有其覆盖不到的地方，每一次冠名都会留下捉襟见肘的遗憾，因为事物总在不断变化中。诚然，那种大一统的称号已经无法承载既繁复又分孽的内函，而具鲜明个性指症的概念更贴切碎片时代的功能。但只要有一个事先设定，就无需担忧浑水摸鱼的混用、乱用；只要给出特指性“前缀”，就不怕歧路多多；只要提供大致共识的前提，就不难在“和解”的盘面上，从事各有侧重的“自治”。

新诗户口簿上，正名的资格一直遭遇信任危机，但分栏上还不时填写着乳名、曾用名、化名与代名，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依然被有效地作为“单用”“专用”。特定的单用与专用，较好纾解了新诗总称的负担与压力。在所谓“风烛残年”的贬低失效中，新诗的名分其实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分延”状态，同时鼓涨着多种“改写”冲动与可能取向。但“新诗”总称的坚持，反映百年来人们对新诗的历史性理解。新诗命名的延续或歧异，体现着人们对该文体的不断求索与诠释（自然不排除多年情感与惯性所致）。它标识着新诗在某些方面不尽人意，尚待完善，同时也昭示着其最大本性——变动不居的本性，恰是其现代性、开放性、生长性的最好体现。

因为起点重要，人们甚至追溯到最早胎音，因为变数太多，也要避开“朝三暮四”的嫌疑。最省便的做法，是继续祭出古今通吃的“诗歌”或“汉语诗歌”，足以一以总百，大而盖之，再怎样“滥用”都错不了的，但其最大的瑕疵是掩盖了剧变时代的烙痕。或许最好的方法，还是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段的语境，配备与充实好新诗自身——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化身”。这主要是基于新诗的拟议与设计，一直纠缠着迷乱的愿望和混杂的诉求；诉求也是在不断集合、分解与离异中，做不停分辨言说中的自我诠释与自我澄清，而不是排他性的判断和一元化的归结。【30】

冠名的连续多变与潜在更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指涉了新诗与时俱进的“体征”，进一步剖解变化的内涵外延，可以更好地理解新诗别样的命运——三千年的超大压力加百年的颠簸生变。一系列命名的冲动与乐此不疲的实施，彰显了新诗最可宝贵的质素——对于自由、现代、形式的不断自我刷新。命名的背后，跃动着新诗巨大的活力与活性，固然多有冒进、加速度，甚至不乏野性与偏执之处，但都为新诗的生长提供多种可能。而新诗的生长，包括重构自身传统动力，正是建立在新诗的活力活性上。

【1】颜同林：《从打油诗到白话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诗界革命”期间曾出现“新学诗”（1896）与“新派诗”（1897），虽都带有新字，但都还不是新诗意义上的命名，暂不讨论。而在1919至1920年间，郭沫若曾将欧式自由体称作“新体诗”，则是采用日本称呼，更接近新诗本意。

【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版，第36页。

【4】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6】有必要补一笔，1916是不同凡响、紧锣密鼓的一年, 这一年胡适收到1210 封信札，写出1040 封，平均每天往来6封，多是与朋友、同学讨论白话入诗与“诗体大解放”，这一年堪称白话诗“前夜”的宫缩期。1917年1月1日《文学改良刍议》刚做出重大的“八事”发言，一个月后又顺产了《白话诗八首》。

【7】艾青：《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

【8】吴明辩：《中国的第一首白话诗》，《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9】子午：《泛叙实派诗人论·代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0】钱谷融：《人的问题，应是文艺不离不弃的问题》，《文艺报》2015.7.27。

【11】颜同林：《从打油诗到白话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2】胡适：《答朱经农来书·留学日记( 卷十四)》，胡适全集第28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 435页。

【13】颜同林：《从打油诗到白话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4】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纪念号》1919年10月10日第５张。

【15】李丹：《论胡适改称“白话诗”为“新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6】章太炎：《答曹聚仁论白话诗》，《华国月刊》1923年第一卷第4期。

【17】同【14】

【18】 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年2月16日）》，《郭沫若论创作·论诗三札》，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9】 冯文炳:《谈新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26 页。

【20】李国辉：《英美“自由诗”术语的谱系：１９０８—１９１９》，《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

【21】袁可嘉：《诗与民主》，《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０页。

【22】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23】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 汉诗的文化政治》，香港《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24】【25】【26】毛翰：《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7】傅天虹：《对“汉语新诗”概念的几点思考———由两部诗选集谈起》，暨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8】（印度）汉斯·杜阿：《印第语传播政策及其实施:成果与展望》，《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

【29】徐敬亚：《论“新诗”概念的休止》，《扬子江诗刊》2015年第4期。

【30】孟泽：《“绝对的开端”: “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湘潭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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