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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珍访谈：我不希望仅仅只被界定成“女作家”(2)

来源：小说月报

2018-02-27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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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燚：对于在职业前加“美女”两个字，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包括很多新闻都是美女后面加上一个什么，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不会去看的。

刚才你讲到高中，我非常惊讶我们有类似经历。我高一第一场物理考试考了全班第一，我同桌是个男学霸。考试的最后一题非常难，全班只有我和他做出来，有人觉得我是抄他的，让我挺委屈的。但是我的同桌站出来，他说不一样，我们两个人的解题步骤不一样，那个时候我非常感激他。大家都说男女之间没有爱的话就是竞争，但是这时候我感觉到友谊的温暖。我们被保送到不同的学校，后来也没有太多联系。但我不知道，如果继续做朋友，这段友谊发展下去会不会像“暗红色”一样？为什么最喜欢这篇，因为我觉得它确实跳出了男女之爱的局限，而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之下写世态、写人情。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极少数能用很高的眼界看待个人与周遭复杂关系的一篇优秀小说。这个小说原来是有另外一个结局的，但是后来删掉了，你能聊一聊吗？

▲文珍：的确曾有过一个4000字的结尾。这两个有竞争关系的画家，此后依然都还在这个圈子里，那么十年之后相遇究竟会如何呢？我试想了一下他们见面的场景和表情，虽然写出来了，还是决定删掉。因为我怕现在的我还想不到，想不真。女主角也有自己的问题，也就是之前我说的骄傲。这其实是七宗罪里面最大的。清高和善良共同作用，就必然导致某种程度的自以为是。目下无尘，完全是从自己理解他者，无法理解另一个人成长背景塑造出的功利心，而同时又强迫自己当一个圣人。

△姚燚：我对曾今这个人很感兴趣，她有很高的天资，起点高，平台高，大有前途。但她就是无法真正融入身边世俗的圈子，会在饭局当中显得很笨拙，更多时候她愿意保持沉默。她聪明、敏感，但并没有利用自身优势去换取实际利益。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局外人，一个冷眼旁观者。局外人的形象在你的小说里似乎经常出现，《肺鱼》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婚姻当中的局外人。虽然是以丈夫视角来叙述，但真正的主角是妻子，一开始就讲到丈夫在给妻子读一段文章，特别有意思的是，妻子还没听完就打了一个哈欠，但肉身仍然“端坐在饭桌的对面”，这让我想到了“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这种对世界惊人的钝感和疏离，在这个妻子身上也同样存在，对她自己认为非常荒谬的婚姻的下意识的隔离。你对这个局外人的形象有什么看法？你会觉得女性身份是主流世界的局外人吗？

▲文珍：我刚才在想并不是女性是局外人，可能这些主角更大的共性是“知识分子”。所谓的边缘人或多余人，其实一直是文学的母题之一。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如此原子化，阶层日渐固化，上升渠道单一，但总会有少数个体不接受规训，不接受外界规定自己要扮演的角色。这些人就是异类，就是所谓的边缘人。

更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当一个精明的现代都市人。高考选怎样的专业热门、学校，孩子应该上怎样的幼儿园和小学，到陌生地方很自然地打开APP搜索最近能找到的美食，一切都高效、精准、不浪费时间。但是这个商品社会又提供了过分多元的选择，不允许自己试错的心理和市场的供大于求，造成了每个人和社会相处的方式选择非常单一，就是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判断，不动脑筋，不自己甄别，买书看网站排行榜，买东西看大众点评，这种盲信，造成了资源的快速过度集中，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而因为标准和监督机制的缺失，好和坏之间的鸿沟又的确存在。所以也没办法指责大家不敢试错。

我这样说也同样适用于婚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恋爱早已自由，却开始有很多剩男剩女，这就导致很多90后早早开始相亲，试图赢在人生起跑线上。而其实70后80后也有很多都是相亲结婚的。不管结果如何，反正先结一次婚，堵住家长的嘴。这种照顾所有人情绪，唯独不在意自己的牺牲心理，往往就造成了很多悲剧。因为唯独这是不能听别人意见的，吃一顿饭不过一顿饭，但结婚、生子、乃至于其他人生大事的选择，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都是要花一生的时间来面对后果的。也许两个人根本谈不上天造地设，在并不合脚的情形里，依然要像车轮一样往前走，遵守这个原子化社会的一切规范。一个不够幸福的婚姻里，男性心思过于活络，无疑会被冠以渣男之名；但女性同样也面临很多的条条框框，我身边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朋友都曾经被婆婆说过根本不像一个当妈的。我们现阶段的思想文化建设真是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很多敏感的受过教育的人觉得以这种避免试错的方式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活根本不值得一过，理想和梦想的差距造成的痛苦就这样发生了。他们会自动地被边缘化，会自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人。

△姚燚：我记得有一个评论家曾经说过，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有着敏锐的视角和局外人一般疏离的心态。《柒》里面你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文珍：《夜车》。《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我也喜欢。

△姚燚：那么回到我们都喜欢的这篇。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就是讲女主角曾今和她这个后来背叛她的男性朋友薛伟，谈到共同认识的一个女画家。薛伟的表现非常有趣，他说她那么帮我，我从来没夸过她画得好，我还帮她改过画。聪明如曾今，如果我朋友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会立马觉得有问题，这已经为后面的构陷埋下伏笔。但曾今被他的才华和表面上的愤世嫉俗打动，找了各种理由为薛伟辩解，这样在写男女之爱的小说里是很罕见的。女性一般对朋友会比对爱人更加包容一些吗？

▲文珍：就我自己而言是这样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还要更好。因为我是和男孩一块长大的，我觉得相较男生而言，女生的确更加复杂、敏感和容易受伤，我希望保护她们。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经常被里面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打动。但是我对女生好，很少被伤害——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如果把一个男生当哥们，会经常遭受挫折。也许异性友谊暧昧的成分真的会更多一点，一不留神就会过界，完全无爱，又很容易翻脸无情。真正值得信任的男闺蜜，或者GAY蜜并不多。很多长时间的异性友谊，都可能有一方承受更多，更喜欢对方一点，所以才会更努力把界限维持好。我到现在都不是很确定到底男女之间有没有纯粹的友情，而这个小说里曾今为什么会那么宽容，主要是看到两个创作者一起努力，她犯了以己度人的错。

我不太愿意对人倾诉，宁可宣泄在小说里。在生活中我希望以明亮面目示人，不要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姚燚：你的小说里面有自己的影子吗？我自己在读小说时隐约会觉得有一些，但又不完全像。其实你看起来是履历耀眼的作家，一路走来都非常顺利，给朋友的感觉也特别贴心和温暖，经常把自己好的那一面展现给朋友。可是你的小说写的却无一不是在非常痛苦地经历着内心的失衡和坍塌的知识阶层。你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或者友谊状态，人与人之间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文珍：我可能是一个老派人，还蛮喜欢写信的。经常会有和别人和盘托出心底所想的愿望，至今仍然相信一定程度的理解是可达成的。有时候会被说公开发言过于坦诚，或者说对同行的批评太直接了，这当然给我带来很多困扰，因为我高估了人和人的可沟通程度。也是吃了足够多亏，才意识到理想中的高山流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祸兮福倚，也很容易得到朋友甚至陌生人的信赖，受过伤，但得到的爱更多，也知道很多他人不为人知的秘密。也许是听得太多了，我知道其实倾听者起不到什么作用，最多也就是帮助舒缓罢了，有时候负面情绪听多了自己还很沮丧。这样我就不太愿意对人倾诉，宁可宣泄在小说里。在生活中我希望以明亮面目示人，不要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姚燚：我们知道你生在湖南，长于广东，在中山大学金融系念本科，又到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之后就定居首都。你生活和成长的经历都是在大城市。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创作到现在源泉一直不断、能把都市人内心非常细致地表现出来的原因，因为写的是非常熟悉的群体，又兼具南方的古典，北方的大气。你对生活过的这几个城市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文珍：我出生在湖南娄底，它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设市的一个新型工业小城，因为附近有矿。所以我没什么在乡村生活的经历。10岁左右到深圳，可以说是第一批留守儿童。深圳作为我见识的第一座大都市，很多小镇青年去城市读大学时初次感受的震撼感，我在10岁时就体验到了。那时深圳还有月票制度，凭20块钱的月票，几乎大多数公交车都可以坐。我逃学就是不停地上公交车，又下公交车，在这座陌生、巨大、让我感觉新异的城市一个人漫游，这也是我自己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方式。在我看来，深圳是一个非常殷实的移民城市，也许稍微有点太现实主义了，大部分移民都是追求物质成果而来。广州有足够深厚的粤文化底蕴，相对会好些，但比起深圳的制度自信、物质自信、速度自信，又过分保守低调了，比起北京上海来则更不自信。只有一次，我罕见地看到了广州人的团结一心，某年南方电视台要统一成普通话播音，本地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抗议，说要保卫粤语。而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误导了我——我2002年秋天第一次到北京来考察，正赶上下雨，空气湿润，清凉，非常宜人。后来到北京才发现，这个城市很少下雨，冬天也不怎么下雪了，春天倒是一直有很大的风。不过，我一直很爱北京。

△姚燚：我从小在南京长大，读的南京大学，毕业又在南京工作。而不是像你这样，在成长阶段会有不断改变，让你能够比照和质疑过去和现在。我的整个认知的过程都发生在南京，它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也是一座比较温和的城市。工作以后经常出差东跑西跑，但都是走马观花。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产生过很大的自我认知障碍，但我想这一定会在将来某个时候爆发。你会在不同的城市里有自我认知的问题吗？

▲文珍：我现在回深圳会有很强烈的陌生感，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些街道已经不一样了，它真的是一个不停生长的城市。后来到北京，头几年也是坐公交车到处晃荡，看展览，加上工作后一呆就是十几年。但至今还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北京人。所以我是一个失去了家乡的人，很羡慕你。

△姚燚：你的小说人物大都是失衡的心态，也都挣扎着向彼岸涌过去。你觉得中国这种都市里的知识阶层是什么样的状态？完全是你笔下的状态吗，还是说你会选择一些人来反映？

▲文珍：我基本上只能够代表我自己，还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否有些像二十世纪初民粹主义盛行的俄国。众说纷纭，很难达成共识。2012年我去新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个会还请来了很多台湾学者。但台湾学者完全不知道那边的现实，也不想知道，只知道那边水果很好吃。有个晚上，所有人坐在一张露天的长条桌上消夏，但各坐一边，彼此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突然间，有个台湾学者站起来，说让我们为保钓干杯！大家瞬间都轻松起来，开始自由聊天。所谓的民粹主义，就是只剩下被强调的爱国主义，除此之外不同族群的认知差异特别大，包括我身边的知识分子圈。

△姚燚：我们知道很多文学作品都是被编辑改出来的。你既是作者也是编辑，作为作者来说你希不希望编辑大幅度改动你的东西？

▲文珍：我的编辑都知道我也是编辑，所以即便涉及到必须改的敏感问题，也都交给我自己来处理。我想每个作家都不喜欢被他人修改，但我的双重身份保护了我。同行相信我的专业性。

△姚燚：最后一个问题，下面有什么新的出版和写作的计划吗？

▲文珍：我其实欠了很多书稿，今年上半年可能会出一本散文集。下半年也许再出一本短小说集——就是里面不再收入中篇，都是万字左右的短篇，在理想国出，还是我第一本书的东家。之后大概就会专注于长篇创作。最近这两年，开始觉得写中短篇不太过瘾了。有更多的话想说，这应该是好事吧。

摘自上海《青年报·新青年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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