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访谈：关于策兰、诗歌翻译及其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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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东：在策兰身上似乎存在着一种顽固的“犹太性”——我这样的说法绝无恶意——这是否造成他无法在海德格尔面前完全打开自己的原因？还是有其它原因？两个人只能进行一场“未完成的对话”？ 王家新：他为什么要在海德格尔面前打开自己呢？沉默本身会说得更多。 王东东：在和江克平的对谈中，你提到你的得意之（译）笔，在《安息日》中，将诗最后的“在荣耀／尊敬之中”改写成了“在屈身之中”，我也觉得很好，像这样的神来之笔还有哪些？ 王家新：我不敢说我有什么“得意之笔”。翻译策兰是件很艰苦的工作。我首先要求自己的是“确切”，是词语和发音的“到位”。策兰的诗其实是“神秘而又精确”的。这样，在翻译时就必须首先找准其内在的发音，借用德里达用过的那个隐喻,绝不能把“示播列”说成“西播列”，不能“走调”，要深刻无误地确立其语感、呼吸的节奏和气息。 而在语言的表现上，再打个比喻，绝不能把“巴山夜雨涨秋池”翻译成“巴山夜雨飘秋池”之类，这个“涨”字一定要再现出来。甚至，如有可能，还要把“巴山夜雨飘秋池”译成“巴山夜雨涨秋池”，这样，才有可能使原作的本质在我们的译文中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 我最初翻译策兰时还比较拘谨，现在则更“大胆”一些，也更多了些所谓“创造性”，比如我曾谈过的策兰晚期重要诗作《你躺在》的开头“你躺在巨大的耳廓中，／被灌木围绕，被雪”，如按原诗应译为“你躺在巨大的倾听中”。而《你要扔掉》的结尾“来吧，和我将那门石滚到／没有绷紧的帐篷前”，最后一句如按原诗其实为“未被征服的帐篷前”。译成“没有绷紧”，我想这不仅包含了原诗的意思，也更具有语言的质地和张力了。说实话，这样的翻译才让我兴奋。 我想，这就接近于本雅明所说的对“纯语言”的发掘了。这样的例证很多，它体现在很多很多语言的细节上，如《波城，更晚》的最后一节：
而巴鲁赫，那永不 最后两句如按原诗应译为“那不可理解的，观看的／泪水”。我琢磨再三，译为“直视”，并为此深感兴奋，因为这样才展现出泪水中的那逼人的人性的力量。有的读者说我前后期的翻译有一种“质的飞跃”。我想，是有那么一点吧。 也可以说，最初我还受制于“忠实”的要求，但现在我更着重于忠实与创造性之间的张力。只不过这种“创造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对原作的深刻理解。在本雅明看来，原作是靠译作完成自身的生命的。但是，离开了一种“深刻的创造性”，就不会有原作的“来世”（afterlife），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些可怜的赝品。 王东东：你最近对策兰的后期诗歌用力较多，但据我观察，也对《保罗•策兰诗文选》中的作品进行了修订，依你看，策兰前后期的诗歌有什么不同？策兰一生的诗歌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王家新：你注意到的修订，也可以称之为“回火”，因为翻译是一种无休止的语言的锻造。这也类似于摄影的“聚焦”，不断调整镜头以获取更精确的影像。所以本雅明才说翻译是一个为创作所不可取代的“纯语言”的发掘之地。至于策兰前后期的变化，我已在一些文章中探讨过，这里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我只想说，我本人更倾心于翻译策兰的“晚词”。 王东东：在翻译策兰中，你创造了不少名词，诸如“晚嘴”、“晚词”、“疯碗”，的确给汉语带来了新鲜感，这样来看，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不过是为诗人的敏感辩护？“译者的隐形”意味着什么？ 王家新：“异化翻译”主要是指那种力求存异、甚至有意求异的翻译，这种翻译的目的是让翻译本身成为一种异质性的话语实践。这当然是我一开始就力求去做的。我从事翻译，除了精神对话外，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的语言带来一种异质性和陌生化的力量。而策兰的诗正好能满足我的这种需求。我这个人似乎天生就不喜欢“通顺”，在翻译时就多搬来一些石头扔进溪流里，让它变得不通顺，或者说，让它变得有“阻力”，有“难度”。我以此抗拒着“通顺”，也抗拒着本土主流语言文化对我们的“同化”。 至于“译者的隐形”，在韦努蒂看来，也正是以“通顺”和“透明”为旨归的翻译造成了这一点。这实质上是对译者的取消。翻译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个性的有着自身独特价值的文学样式，而不过是一种“归化”的工具。这类翻译，实际上多少年来一直在我们这里占居了主流位置。 但是，“译作应能同原作平起平坐，它本身是无可重复的”（帕斯捷尔纳克）。一个真正优秀的译者不是“翻译机器”，他的译文必得带着他独具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带着他自己脉博的跳动和生命印记，带着原著与译文之间那种“必要的张力”。同时，他还要拒绝做任何迎合，甚至要有勇气像策兰那样“自绝于读者”。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翻译获得它自身的尊严。有的读者说我的译文不太“好懂”，有的读者则说我的译文好就好在不用一个“熟词”，有一种生生的让他们感到疼痛的语言力量。他们的感觉都对。翻译是为了“交流”而存在的吗？本雅明在他的《译者的使命》一开始就否定了这一点。“来，带着你的阅读微光／这是一道／路障”（策兰《越过超便桶的呼唤》），可以说，这也愈来愈是我的语言取向了。我在文章中也谈到过，穆旦的《英国现代诗选》之所以译得好，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那时已没有了读者可以“照顾”。如果说有，他的读者就是语言本身，就是他翻译的对象本身，所以他才抵达到那样的语言境界。“高度／旋转出／它自己，甚至比你们／更凶猛”（《谁站在你这边》），策兰的这首诗在同谁讲话？——在同每一个读到这首诗的人讲话！好一个“凶猛”！（顺带说一下，这个“凶猛”与原文也有偏差，如按原诗应译为“猛烈”） 王东东：我觉得你不仅为中国的诗人，更为学者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一边翻译一边研究，属于那种研究式翻译，至于你的翻译，我想以后也会有人研究。目前，你有什么翻译心得？或者能够形成什么样的“翻译诗学”？你最心仪的翻译者是谁，或者说你更喜欢哪些翻译？你对我国翻译的总体状况怎样看？ 王家新：“翻译心得”我已说了一些，以后还会慢慢道来，“翻译诗学”还说不上，纵然这一切当然也可以上升到诗学的层面来探讨。李建春在他的文章中也看出了这一点“王家新似乎是在通过翻译建构他自己的诗学，以译学作为诗学的转喻？” 我“最心仪的翻译者”，我想你已知道一些，在中国有戴望舒、冯至，穆旦、卞之琳、王佐良等。戴望舒对洛尔迦的翻译直抵声音的奥秘（如把他译的《海水谣》的第一节“在远方／大海笑盈盈。／浪是牙齿，／天是嘴唇”与其他译者的“在远方／大海在微笑……”一相对照，便可立即感到这一点）。冯至对里尔克的翻译并不多，但却抓住了里尔克的内在精神及语感，达到了一种很深的默契。穆旦晚期对奥登、叶芝的翻译，我都对照过原文，可以说穆旦的译文并不完美，甚至有不少硬伤，但他“高超”和“优异”的地方，却无人可以企及。在那些出神入化的时刻，他已同语言的神秘力量结合为了一体。他在翻译时的“补偿”策略，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他晚年在那样艰辛、无望的环境下所做的翻译，如用本雅明的话来讲，只能说是源于呼唤，源于语言的乡愁，源于“上帝的记忆”。我甚至认为即使在今天，像他那样能听到语言呼唤的人也并不多。 至于卞先生，我虽然并不认同他的翻译观念及方法，但当他摆脱和超越这一切时，他的语言功力，他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就呈现出来了，如他晚年对叶芝《在学童中间》的翻译。到这时，也可以说，是卞先生一生的“辛劳本身”到了“开花、舞蹈”的时候了。王佐良则堪称译诗大家，如他译的洛厄尔的《渔网》的开头“任何明净的东西使我们惊讶得目眩，／你的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我曾专门对照原文讨论过。如此优异的翻译，本身就使我“惊讶得目眩”。 至于国外的诗人翻译家，如庞德、策兰的翻译，如美国诗人雷克思洛斯（Kenneth Rexroth）对杜甫的翻译，等等，我都非常感兴趣，几天前我请香港浸会大学钟玲教授到我们的研究生班上，就请她专门讲了雷克思洛斯对杜甫《对雪》的翻译。杜甫的原诗为“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以下为雷氏的英译：
Tumult，weeping，many new ghosts.
战乱，哭泣，许多新鬼。 这里的中文译文为钟玲的译文。我想，雷克思洛斯真是与杜甫的一颗诗心达到了很深的契合，所以他才敢于在结尾两句那样翻译。这样翻译可以说创造出了另一首诗，但是，却又正好与杜诗的精神相通！或者说，如果杜甫活在今天，我想这也正是他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 你看看，这些优秀的诗人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重要的是，他们在翻译中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奇异的“语言的回声”。他们把语言带入了一条无限延展的自我革新之途。正因为他们，我们再次听到了语言对我们的呼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再鼓动你和其他一些年轻诗人去从事一些翻译，的确，这是一门值得我们为之献身的艺术。 王东东：在《翻译与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一文中，你说：“在五四前后，翻译对一种新的诗歌语言曾起到‘接生’作用，在此后新诗的发展中，翻译尤其是那种‘异化的翻译’已成为新诗‘现代性’艺术实践的一部分，成为推动语言不断变革和成熟的不可替代的力量。文革后期，正是‘翻译体’的影响带动了一种被压抑的语言力量的复苏……”并且断定：“在今天的语言创造中，我们依然需要一个他者，需要某种自我更新和超越的力量。”我深深赞同。比如你翻译的策兰，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他者，有不少年轻的诗人受到影响。请你谈一谈“自我更新和超越的力量”，尤其，翻译策兰诗歌给你带来了什么变化？ 王家新：我提出那个问题，是那篇长文一个逻辑的结果，当然也和我近些年来对我们的语言文化和创作状况的感受有关。我看到愈来愈多的人顺从于世俗生活的力量，对日常语言不去提炼、发掘、提升，不是保持其写作的难度和异质性，而是相反，愈来愈“形而下之”了。他们作为一个诗人，不是保持与现实和语言的紧张关系，而是在他们误以为的“太平盛世”中完全松懈下来，从肉体到心灵都与现状“和谐”了。他们忘了，诗人其实天生就是与生活有点“格格不入”的一类。诗歌即使在今天，我想，也依然是曼德尔斯塔姆所说的“盗窃来的空气”！（说到这里，我要谢谢陈超，我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曼氏的这句话） 我这样讲，主要是基于一种自我反省。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们的这一两代人到底能走多远？走多深？我们是不是太容易满足了？我们是否还能听到语言对我们的召唤？我们的内在动力和资源是不是差不多也快耗尽了？我想，意识到这些问题，策兰对我们的意义才会更多的显现出来。在《我的脚步坡、脑筋山：策兰与诗歌的终结》一文中我曾写到：“马拉美当年还对诗的绝对存在有一种幻觉，但到了策兰这里，除了死亡，再无别的‘大师’！策兰之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的意义，就在于他彻底瓦解了那个‘古典风格’意义上的‘大师’，而把他变成了一个‘晚期风格’的诗人。因而他重新获得了一种与现实，也就是与死亡和语言的紧张感，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写作的内驱力”，这就是说，他可以在“诗歌的终结”之处重新开始了。这里是一首他后期的诗：
毫不踌躇，
多肢的烈焰，
找到，
陡峭的 那烙铁一般多肢的语言烈焰，那惨痛的“咝地一声”——就在这一刻，“找到”即“失去”，“失去”也就是“找到”！它找到了策兰这样一位注定要改写现代诗歌的诗人。或者说，它就在我们的最切身处，重新找到了一种对语言的“倾听”！ 这样的诗真是让我慑服。“他的语言之弓，依然是那么残忍，那么饱满”，这是我在多多诗歌朗诵会致辞中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也正合适。那就让我们在这样的诗中回过神来，“陡峭的”，也阅读一会自己吧。 王东东：除了一种尖锐、沉重、悲怆至极的神秘，我觉得策兰还有另一层神秘，可以说成是“温情”、爱情甚至色情的神秘，这也可能是策兰如此迷人的原因之一，是不是这样？ 王家新：策兰当然有着他丰富的一面，或者说有他出乎不意的一面，借用本雅明的话来说，他会不时地用“左手”（一般人们是用“右手”）来“打击”我们一下子。至于说到“性”，其实很早就在他的诗中出现，到后来则写得更大胆、惊人，或者说更“色情”。但是这些，我想都出于他对存在本源的进入，对经验层面的拓展。你说在他那里有一种“色情的神秘”，感觉很对。即使在性爱经验中他也会这样写到“我们交换黑暗的词”（见他写给巴赫曼的那首《花冠》），而在《我们，就像喜沙草》这首“最后的情诗”中他还这样写到：“当心，这夜，在沙的／支配下，／它会对我们俩／百般索取”。这真是耐人寻味。夜的索取、沙的索取、性爱的百般索取在此已合为一体，它最终会使“我们俩”回到“沙”里。这也说明，策兰并不仅仅是一个“奥斯维辛”的见证者，他是一个存在意义上的诗人。 王东东：在不少批评者眼里，你都是90年代最能代表“知识分子写作精神”的诗人，这让你在当代诗的场域里获得了一个崇高的位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由于更年轻诗人推动写作的需要，我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即质疑这种写作的“知识分子面具”，转而强调一种更为注重自我、技艺和语言的写作，对此你怎么看？尤其，对于认为你的作品不重技艺的质疑？我很想听听你的正面回答。我个人的理解是，你在“接受”这种——在中国读者和批评家眼里看来是最高的——道德批评的同时，也逐渐生长出了一种相对幽微的精神性的语言光辉，后者甚至超过前者成为你最新的诗学。这可能意味着，几十年的诗学反抗和文化偏离，可能真会留下一些东西。 王家新：我的写作包括一些诗学探讨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侧重和关注点，我也在不断地反省、修正或者说深化自己，但“灵魂都是同一个”。我不可能像有的诗人说的那样，有“一大堆灵魂”。说到现在我对“精神”和“语言”的关注，包括你说的通过翻译策兰生长出的“新的诗学”，其实你只要重读一下我多年前的诗片断系列《词语》就会感到，这一切在那里面早就有了。即使是那首人们仅从“个人史诗”角度来解读的长诗《回答》，那里面的一切，到最后也被转化为了一种“精神性的语言”。如果它不能够通过深入苦难现实而达成一种对“更高领域”的敞开，我不会去写的。写了也白写。我自己珍重那首长诗，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完美”，而是因为在其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感到——如用蓝蓝的一个说法，已被语言的真实抽搐所找到。但是这一切，都被那些标签化的批评所遮蔽了。至于说到“技艺”，我想没有诗人不关注技艺的，但我更相信这是一种语言的艰苦锻造，或者像叶芝所提示的那样，这是“舞者与舞蹈融为一体”，而非在那里摆弄一些小杂耍。 王东东：建春在文章中称你为“我们时代的诗歌教师”，这是个饶有趣味的说法，从教师到大师只是一字之差，而从大师到学徒则是一个自然的转接——大师都是学徒——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注意到建春说这个话时的严肃。诗歌教师的说法也是一种确认：诗歌是一种工作。当我看到你以巨大的热情译解策兰的“每一首诗”，我不得不再次承认这一点。对于诗人来说，写作、翻译和评论也许是“一体”的工作，对此你怎样看？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重建现代诗人翻译和写作“合一”的良好传统？ 王家新：其实你的问题本身就包含了我的回答，还需要我多说什么吗？我只补充一点，在96年我写的《卡夫卡的工作》那篇文章中，我就比较深入地提出了“工作”的概念。与世俗的虚荣和这个权力的世界拉开距离，“与语言独处”，为它工作，甚至为它献身——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切。也只有这样，我想我们才对得起我们那“被赋予的生命”。 王东东：你已经出过一本《雪的款待》，与策兰有关，听你说你会再出一本专门解读策兰的书，能否“预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王家新：我只能说，这部研究性专著有20多万字，目前已写到一大半内容。本来应该今年出版，但实在是太忙，要做的事情很多。另外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位需要我用一生来读的诗人。就让我慢慢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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