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每个时代都要发明新词生活才能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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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要发明新词生活才能往前走
“历史本身要求语言变得非常的复杂丰富，非常有开合度和自由度。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这是一个巨大考验。而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这点抒情语言，这点词汇，这点思想准备，都不足以处理这么复杂的历史。”诗人西川在处理他的“此时此刻”，“从社会生活当中获得矛盾修辞，变成他的语言方式。” “没有创造力，艺术家就死掉了。究竟能逼视自己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诚实地面对你自己的处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当中？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欲望？有什么欲望是见得人的，什么是见不得人的？”长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西川，希望使得诗歌通过它的创造力的展示获得一种尊严。“对于盲目性的确认，对于不可知的东西一直保持着敬畏，发现语言的可能性，发现个人的可能性，甚至为时代发现一些可能性。” 以下是搜狐文化专访西川的全文：
西川：传统上，东方人对语言的不信任态度更甚于西方人。所以陶渊明说：“欲辨已忘言”。诗歌的语言问题当然很重要，但诗歌写作中有很多问题实际上不是语言问题。凡是那种具有开拓性的诗人，都会追问语言是从哪儿来的。比如，惠特曼的语言从哪儿来的？惠特曼的语言难道不是跟美国的历史进程有关系吗？怎么可能是惠特曼发明的呢，惠特曼往上走可以走到英国的威廉.布莱克，再往上走还可以走到《圣经》里的赞美诗。当然，惠特曼使得美国诗歌和英国诗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讲，惠特曼是非常具有发明性的一个诗人。 搜狐文化：你如何来处理历史经验？ 西川：我有意识要处理它们。我们可以稍微回溯一下历史：文化大革命当中，诗歌承载了太多的政治任务，文革一结束，在越过了第一波批判和伤痕表达之后，诗人们就想回到一个纯诗的状态，回到纯诗的状态就会特别强调语言的问题。可一旦“载道”的压力减轻，面对历史的转向，诗歌又会自然而然地从纯粹关注语言的状态中走出来。凡是关注纯诗的人尤其会关注语言。一般来说关注纯诗的诗人，都是任何一场诗歌运动的第二代诗人。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中国的第一代现代诗人基本都是从一个社会的层面进入诗歌。到了第二代诗人就会进入纯诗层面。而下一代诗人又会重新进入到社会历史当中。可能再隔一段时间，又会有人有纯诗的冲动。顺便补充一句：所谓“纯诗”，在中国语境中，也是有其政治含义的。语言问题、形式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问题。 搜狐文化：如何看待诗人的传统继承？ 西川：后辈人和前人之间不仅仅是继承和接受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存在一种批判的关系。批判和接受或者继承总是纠缠在一起，你批判谁你就和谁有关系。任何人进入到一个行当当中，必然就会受到这个行当本身逻辑的影响。所以我的写作不可能跟别人的写作毫无关系。一个人完全从石头子里蹦出来，这是神话。一个人二十多岁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个天才，觉得就他一个人干这活。一个人过了35岁之后，更成熟一些，他会知道他的写作跟别人的写作是有关系的。 搜狐文化：如何开始诗歌的写作？为什么一开始的诗歌似乎都有过多的抒情性？ 西川：所有抒情的人都有一个毛病。一般说来，一个人刚开始要抒情的时候他的语言还不是站到很重要的位置上，而是“我”这个概念站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我难受，我悲伤，我看世界，我认为，我喜欢，我不相信，我不同意。最开始写诗的人全是这个状态。然后才进入到一个用语言工作的状态，例如，“我不同意”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漂亮的说法，这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语言问题了。这是真正进入诗歌的第一步。 搜狐文化：开始写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西川：对于所有不写诗的人，他刚开始写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语言站不起来，他必须意识到诗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等到他对语言开始有点摸门了，他依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诗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等到经验比较丰富的时候，他的语言也会被带动着产生变化。
西川：不光是当代诗人，当代小说家也没处理好。当代电影导演也没处理好。这里边涉及对政治史、政治和文化逻辑、人性、道德环境等问题的认识问题。文革很复杂，很多被整的人实际上也整过别人。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实际上一直有一个革命传统。特别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激进革命实际上一直处在攀升期，越来越激进。大概到1970年出现一个转折点。1970年开始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又红又专”，就是领导人意识到仅仅革命不行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从1970年到今天我们一直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退潮期，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大趋势。我们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们参与到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但对于历史进程本身缺乏理解。 搜狐文化：很复杂。 西川：历史本身要求语言变得非常的复杂丰富，非常有开合度和自由度。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这是一个巨大考验。而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这点抒情语言，这点词汇，这点思想准备，都不足以处理这么复杂的历史。 搜狐文化：你怎么去处理这段历史？ 西川：我试着处理吧。比如我写过一组东西叫《词语层》。实际上像写了一个小词典。我写我过去使用过的，又不能太肯定的词，试图给它们下定义。究竟怎么使用这些词？他们指的是什么？比如“毛泽东”这个词，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遇到不同的人群，我们会称“毛”，有的时候称“毛主席”，有的时候称“主席”，有的时候称“老毛”，有的时候称“润之”，有的时候称“毛老头”，所有这些词指的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当你张嘴要使用这些词的时候，实际表现了你的政治倾向，你的历史经验，你的身份。如果一个人张嘴闭嘴说“毛”，意味着这是个“西化”的人；如果一个人说“毛老头”，说明他对老毛没有那么反感，但是已经不把老毛当成神坛上的老毛了，非要把老毛变成他们家隔壁的老大爷。如果一个人说“毛主席”，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老左派。 从政治生活的词到日常生活的很多词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边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也带着个人的性格。再比如“上北京”，现在在北京郊区人们还是说“上北京”，其实郊区就是在北京，但是你内心里不觉得自己在北京。为什么不说“下北京”呢？这里边充满了态度，充满了历史，充满了文化。 搜狐文化：语言很容易腐烂掉，比如“良心”“初心”这些词都发生了变化。是历史的原因么？ 西川：这不是历史的问题，你举的“良心”或者“初心”这样的词，让我想起在中国的作家里边，名字凡是包括了“心”这个字的似乎都很小资。他们对于社会生活，对于文化，对于语言，实际上都有一种特别柔性的、文艺的要求，这些柔性的、文艺的要求化作柔性的声音，当然这不是文学艺术当中最强有力的声音，可这是很多人的声音，因为很多人实际上都是挺小资的。 这也是中国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有钱的人想小资，没钱的人也想小资，大学里的学生们小资，但并不意味着工厂里的工人就不小资。当然小资也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对老百姓来说具有小资情调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对于需要创造力、思想力、吞吐力、消化力的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只有小资情怀，是远远不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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