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长篇小说《湖南骡子》且看那倔犟的血性与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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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发展迅猛，不断涌现引人瞩目的作品。2011年岁末，何顿的长篇小说《湖南骡子》出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与众多的关注。这部百年家族小说，是何顿对自己创作的突破，也是湖南文学创作重要的新收获。 自晚清、近现代以来，湖南人在中国历史变革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一直是让人们兴趣盎然的话题。这种独特作用背后的推动力，是湖南人充满地域特征的思想文化性格与气质精神。长期以来，许多人都力求对此进行归纳总结，其中多有人们熟知者，如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如霸蛮精神、骡子精神，如扎硬寨、打死仗，等等。这些看法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而何顿用创作长篇小说《湖南骡子》这一独特方式，对此进行了自己的形象的阐释和表达。 《湖南骡子》以何氏家族从晚清至21世纪初5代人的家族历程与记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与视角，将历史名城长沙的百年历史，以及湖南百年来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大事浓缩其中，在开阔宏大的历史场景和时空跨度中，通过众多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揭示了作者心目中湖南人最突出的精神气质——骡子精神。 “骡子”非驴非马，实为杂种，语带贬义，但在湖南方言中，“杂种”一词却并非尽为贬义，反倒常常带有欣赏、昵爱与惺惺相惜的意味(长沙话中“咯扎杂种”或“咯些杂种”是个或很亲昵、或相反很愤恨的指代词组)。何顿小说的书名《湖南骡子》(原拟书名是《战争与人》)欣赏与钟爱、褒扬与歌赞的，正是“湖南骡子”那种果敢刚毅、顽强执拗、永不服输的精神气质——虽被命运委弃于绝地，而心志不坠、宁死不屈、致死不休；是那种倔犟的血性与灵光——“不信邪”，敢爱敢恨、敢打敢拼，撞墙撞到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这是湖南人精神性格中最具神采、韵味、魅力的特质之一。这种“打脱牙齿和血吞”、“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性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体现得尤为强烈与深刻。 《湖南骡子》塑造了一大批各具性格气质与命运的男性人物形象：只身敢闯土匪山寨的何家第一代、打虎英雄何湘汉；何湘汉的4个儿子(既有参加过四次长沙会战和湖南和平起义的湖南新编第一军军长、后来的湖南政协副主席何金山，也有老一辈革命家、后来的湖南省副省长何金林，及30年代牺牲的何金江和抗美援朝烈士何金石副军长)；何湘汉的3个徒弟(既有早期共产党人、后来脱党的李雁城，也有屡次上书直言诤谏、在“文革”中绝食而死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李雁军中将等)；何金山的儿子、四次长沙会战中神勇杀敌的神枪手，被炸断双腿后坚忍顽强自学湘绣与绘画，终成民间艺术大师的何胜武；何金林的儿子、“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何陕北；何金山的孙子、极具艺术才华却独立不迁、不苟于时俗成为艺术流浪者的何五一……《湖南骡子》还塑造了一批命运各异的女性形象，如活了110多岁的何家老奶奶杨桂花，何家徒弟李氏兄弟的妻子、河南流浪女张桂花，曾为妓女的梨花，何金山的妻子付琳、前妻李春和秋燕，自愿嫁给断腿英雄何胜武的王玉珍，何金山的两个女儿何家桃、何秀梅，何家第五代孙女、将骡子精神和何家血脉伸展到异国的知识女性何娟，等等。 这男女两大人物系列，构成了彼此映衬、阴阳互济、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展现出在军事、政治战争和社会生活中，湖南人阳刚、坚毅的血性气质与宽仁、坚韧的柔情特质，揭示了“湖南骡子”霸得蛮(男人)耐得烦(女人)、至刚而至柔、激进而古板、霸蛮而灵泛、强悍而细腻的性格与气质。与此同时，何顿也通过这众多人物，体现了自己认真审视和反思湖南和中国百年历史的努力。 这部百年家族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与历史场景，是以往小说中很少描绘过的，例如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北伐和大革命时期湖南国共双方的状况、马日事变、抗战四次长沙会战、湖南和平起义、“文革”时期湖南的社会生活景况等等。其中，四次长沙会战是何顿在小说中重点经营的篇章，描绘尤为精彩，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抗战期间，正是在湖南，中国军队在日军的南北强势夹击下决死抗击，将日军死死顶在长沙、常德、衡阳、雪峰山一线，最终阻遏了日军洞透、吞并中国的野心，湖南人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成为中流砥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扎硬寨、打死仗的霸蛮精神。小说中四次长沙会战的描写，特别鲜活地表现了湖南抗日军民艰苦卓绝的精神风貌，突出体现了湖南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坚韧顽强的骡子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造就了左宗棠抬棺西行出关抗敌的气概，造就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毛泽东、彭德怀、胡耀邦等众多湖湘人物；也正是这种气质，催生了杨度《湖南少年歌》中张扬的“湖南骡子”的精神意境：“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 何顿是一位写作风格和个性十分鲜明的作家，素以精微细致地表现社会底层人物、营造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社会氛围见长。在《湖南骡子》中，何顿以饱满的创作激情突破了自己以往的创作格局与创作手法，在一种宏大的创作格局中驰骋、开掘，力求使作品具有更大的历史和艺术蕴含，颇多传神、出彩之处。当然，从小说艺术性上严格要求与衡量，作为时空跨度和文字篇幅如此之大、人物形象如此之多的长篇巨制，《湖南骡子》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 作品时间悠长、人物众多，拥有描述历史与社会的宽广度，但容易有宽度而少深度。《湖南骡子》用第一人称“我” 的视角、线性化地讲述故事，导致历史背景、场景交代与情节叙述上面面俱到，人物塑造上平摊、扁平；“我”纯粹是一种叙述方式策略，限制了对其他人物的深入刻画，表述重点在各个人物命运历程，虽有一些人物感觉描写，却少有细腻、深入的心理刻画，致使人物的血肉感不够丰满充盈，许多人物形象颇有进一步发掘与充实的空间与潜力(何秀梅这一形象之所以给人较深的印象，乃因对其心理刻画相对较为深入，可见何顿非不能为，实乃不为或不及为)。《湖南骡子》以揭示湖南人精神性格为主要创作目的，但人物形象的内在性力度与分量感不足。内在性不一定非得要通过专门的心理描写来达致(中国古典小说就很少心理描写)，但作品的全部笔墨应该指向人的内心、灵魂，指向更广阔、普遍的人性，小说中人物的言行、情节的发展推进应该以揭示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为基本旨归。严格地说来，湖南人骡子精神的来由与心理基础何在？为何湖南人的这种精神历经磨难而不能磨灭？这个关键点没有能够写透彻。同时，何顿演绎和表现湖南百年历史时，涉及到许多十分关键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如蜻蜓点水地写到了新民学会及湖南共产党早期活动、泥木工人罢工、湘军参加台儿庄战役、湖南和平起义、“文革”“六一”武斗等，也写到了毛泽东、彭德怀、程潜、赵恒惕等等)，很遗憾没能进行深入开掘(对早期共产党人的塑造虽能做到去神圣化，却较表壳化，人物语言较为苍白空洞和概念化)；作品的叙述视角亦造成介入这些历史大事件时颇有局限，不够自由。因此，小说的整体布局上如果多做些减法，敢于跳跃、省略、突出，写足最关键处，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二三指，小说可能会更出彩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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