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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炜：世界与你的角落(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9-08-3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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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和朗读

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我们难得像过去一样耐心地阅读。这是一个迅速的、并且是一再提速的时代。许多东西正在泡沫化，像泡沫那样飞扬，转瞬即逝。在这个时代里，一个人要记住什么，比如牢牢记住有意义的东西，将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一些很优秀的人就走在相反的道路上：回到一些古老的阅读与记忆的方法上来。比如读书，不光是看，还要朗读。古文，好的小说，诗，应该朗读。这是个美好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引起进一步的感动、联想和回忆。对理想的追求，对境界的领会，都在同一时间里得到加强。字里行间有一种鼓舞的力量，需要声音去传递和强化。

再就是抄写了。好的文章要一笔一笔抄下来，以体味从字到文的过程，感受文字的意义。古文要抄下来，诗要抄下来。这些办法好像太笨太慢，但有以一当十之功。时代强加给我们的精神疾患，比如浮躁、恍惚，不求甚解，被我们用抄写——这个古老而简单的方法给遏制了。时代越快，我们就越慢。当我们进入了一个缓慢的系统之后，时代的流行病毒对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

回想一下，现在人们朗读的兴趣和欲望是大大降低了。记得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的人是很愿意朗读的。古今中外，我们身边，都有一些朗读的好例子。你会记得中学时代，那时候写出一篇东西来会有怎样的冲动——远方总是有一个朋友，总是有一个知音，总是有一个文学的耳朵；而你总是恨不能立刻把一切呈现到他的面前——不是从视觉上，而是从听觉上，越快越好。

我们是否拥有这样的记忆：天正下雨，你把刚刚写好的东西用塑料布包好，走几十里路，只为了去找一个人——为了说不清的热爱，为了赢回那一小会儿的骄傲和陶醉。如果我们发现了一本好书，也会带上它走很远的路，翻山过河——只因为山的那一边有一个人，只为了让他与自己一起感动。

可见，谁发现了一本好书，这本书首先感动了谁，都会成为一桩可资记忆的快事。

传递好书可能是人的一种义务。那些真正优秀的人，往往一生都保持了这种对艺术和思想奔走相告的劲头。

现在我们偶尔还能遇到这种人：他们时刻准备着去朗读，以分享幸福——可是当这个人正处于激动不已的时刻，山那边还会有一个倾听者吗？

山那边的人正转向了其它的兴趣，在看电视连续剧，在酒吧里，在网上。人们变得口味粗疏。结果这个人再也找不到一个喜欢倾听朗读的人。

你可以找到一本好书，由于它好得不得了，忍不住就要找人共享——四下里遥望，到处都没有你所要找的人。于是你就像站在了漠漠荒野里一样。

这个时代是朗读的荒野。

有人写了一个得意的片断，很想像当年那样用塑料纸包好，冒着雨雪翻山越岭、过河，去读给一个人听。很可惜，山与河俱在，听他朗读的人却没有了。虽然这个时代的文学人士比过去翻了几倍，可是他们都不愿朗读了，也不愿听别人朗读。

那个寻找朗读的人可能心怀了一种古老的情绪。情绪也可以古老，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听说的。但这是真的。

朗读，这不仅是一种对待文字和语言的形式，不仅是一种状态，而是孕含了一种生命的质量。

父辈的视角

我们的记忆中，对老一代的见解大多数时间是排斥的。这种排斥不仅是源于情绪，而且还来自理性。他们太老了，而且出生在一个愚笨的时代。他们令人同情。出自他们的见解总是这么褊狭保守，这么荒谬。他们知道的东西少而又少，简直可怜。虽然我们那时不愿意说，但我们心里明白，自己是厌恶他们的。

我们会把这种厌恶稍稍遮掩一下，让其变成厌烦：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厌烦。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过半，再回忆当年见闻，回忆从老一代听到的很多东西，竟然十分惊讶地发现：它们大多都是对的。老一代对于事物的判断，今天看来大致都是对的，都非常中肯。

我们当年最受不了的是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世界发生了什么，发展到了哪里，他们好像一无所知。他们竟然还在这样看问题。我们与他们简直无法争论，因为面对的人愚不可及。

是的，世界变了，电子，纳米技术，克隆，世界正一日千里。可是道德伦理范畴的东西，这些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规则，这些世界上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随着瞬息万变的当代生活而发生根本改变。它们没有随着流行的时尚大幅度摇摆，顶多只有小许的调整；甚至其中的绝大部分压根就没变。原来它们比我们想像的要坚硬得多，像是化不开的顽石。

直到今天，比如说对于偷盗，对于一些伦理禁忌，还有许多职业方面的褒贬，几十年几百年下来看法未变。有人试图改变对它们的部分看法，结果一无所成。

父辈的视角其实仅仅是一种生存的视角。

我们要生存，就不得不回到那样的视角。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改变的只是皮毛，而不是根本。比如现在许多青年染了头发，打了耳环，甚至连鼻子上、脐与唇，也学外国人打了环；穿的鞋子一只绿一只红；裤子膝盖那儿搞破，做成了乞丐裤。这一切都让人惊呼，说世界变成了什么！吸毒，公然纵欲，暴露癖，抢掠和战争，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儿让人瞠目，以为世界一下跌进了完全陌生的内部规则。

其实这仅是事物的表层。一个民族的内部，它的文化内核，总有非常坚硬的东西。这一部分要变也难，可以说几百年下来所变甚小。

我们看了很多时尚之书，接受了很多全新的思想，有时候是冲击者，有时候是被冲击者。许多时候我们很乐意做个冲击者，一路上不断地呼喊：解构解构解构；我们对世界的回答是耳熟能详的四个字：“我不相信。”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教训，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相信”了。

父辈的视角令人不快，却非常珍贵。可惜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

比如说，老人常常流露出对一些职业的看法，时有鄙夷。他们有自己的标准。在他们眼里，各种职业的道德基础是不一样的。“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与职业具有不同的道德基础的理解并不矛盾。我们会认为这里面保留了很多封建和传统的偏见，可是并不妨碍我们在这种“误解”和“偏见”里找到它的真理性，找到它必然包含的伦理依据。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教师和医生、思想家、诗人和作家、宗教家，都是非常尊敬和仰慕的。人们总是严格地区别科学家与技术员、艺术家与艺人。人们宁可从心里爱戴极普通的劳动者，比如辛勤一生的农民。这是一种人类生存的伦理尺度，是智慧的道德或道德的智慧。

工作不分贵贱这种思想是对的，因为我们无法用一种职业概念替代具体的人。商人与商人不同，艺人与艺人不同。这是后话。我们今天对于许多门类一般而言是惧怕的。比如有人每年要把最浅薄无聊的东西组合到一起，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结果搞出了那么多庸俗下流的玩意儿。这一部分人哪里有什么判断力，哪里谈得上责任心，只要给钱就可以为任何人去做。依此推理，你可以发现许多类似性质的工作，即各种抽掉伦理内容的“卖”。

人有了相当的阅历，思维走入了严整，就会采取看似保守的父辈视角。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不能以新潮欺世，更不能以时髦欺祖。

有一个作家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这个人的作品拍电影、拍电视，免不了要跟导演和影星们在一起，偶尔还出国讲学，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码头谈论后现代、解构和建构——尽管如此，到了割麦子的时候还是要回老家。因为他父亲做不动了。一到了农忙他就得回去。他父亲是个瘦弱的人，没有文化。他割麦子，脑子一走神，把垄里的玉米苗弄折了。他父亲喊一声就追过去，他拔腿就跑。父亲穷追不舍，他索性站下来等父亲。喘嘘嘘的父亲一把抓住他——抓住他的头发一下扯倒在地，然后用脚踩住，脱下鞋子硬揍了一顿。他一点也没有反抗，只是呜呜大哭。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跟另一个朋友说：你看吧，这个作家还要进步，还能写出非常好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一个能在夏天的麦地里被父亲打得哇哇大哭的作家，一定会更上层楼。

因为他那会儿流露了不曾掺假的一份淳朴。这是对父辈的一种认同，是在自觉接受父辈的裁决。其中包含的内容也许更多更丰富。他真不错，总还算能够将城里的时髦，与土地的真实加以区分。实际上他懂得用后者去否定前者。骨子里，他是嘲笑城里时髦的。他在城里与之周旋，一半是出于无奈，一半是因为软弱。他在内心深处是信任父亲的。

相信文学

这似乎不能作为一个问题。这样提出来，是因为它出了问题。我们或者已经发现，今天的一些人、甚至是“作家”也未必相信文学。文学这玩意儿作为谋生的手段尚可，但要真的相信它，在心里保持它的尊严和地位，他们是不干的。

对于许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爱过文学。

能够像古典作家那样相信文学，相信它的高贵，它与日月同辉的那种永恒，已经成了古典情怀。不相信文学才是“现代”，不相信一切精神的价值才够得上“现代”。然而这样的“现代”是可怕的。

回头看，越是大艺术家，越是对诗有永远没法摆脱的敬畏。直到二十年前，我所认识的一个人，他每次走近书桌的时候，都要把手洗干净，一点也不允许自己邋邋遢遢的。他写作时常要找一朵花插在瓶里。他的周边全是洁净、敬畏和肃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作品，从语流、质感，包括内容，都让人想到这是在一种肮脏的环境里炮制的。

相信文学的人，不会以其作为达到某种世俗目标的工具。真正的爱总有些无缘无故。人的名利之心会随着他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淡：淡到若有若无，最后淡成一个非常好的老人，既随和又偏激，质朴极了也激烈极了，极为出世又极为入世。

我们发现如今甚至出现了对于所谓文学的没落、文学的死亡的快意。有一种不可理喻的、不可解的，对于文学和诗的败落表现出幸灾乐祸的心情。说白了这不过是一种垂死的恐惧，一种末世情绪。众所周知，人的绝望很容易转化为对生命的憎恨。生命的活力，它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表现为对于艺术、诗，对于完美的不屈追求。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出现过许多艺术巨匠的民族一般来说是强盛的，最终难以被征服。

文学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表征。它们从来属于整个民族，而不会作为一种职业专属于某一类人。

最近有一篇文章用嘲笑的口气介绍说，法国有五千多万人口，竟然有二百多万人立志要当作家——结果连最有名的某位大作家都饿死了。看来今天所有热爱艺术、衷情于诗的人都要感谢这篇文章的提醒、感谢它送来的情报了。不过大家知道，法国的艺术并没有那么可怜。至于说到死亡，人世间各种千奇百怪的职业和死亡方式很多——一个作家饿死了不等于法兰西文学饿死了，就是如此简单的道理。还有，难道有二百多万人立志要当作家，这会是法兰西的耻辱吗？

文学不是专属于某一部分人的，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孕含在所有生命中的——闪电。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从来觉得文学不是一个爱好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选择与否的问题。我不赞成作家的职业化写作。“生命的闪电”能是职业吗？所有职业化的写作都在从根本上背离文学。作家的一生都应该抗拒职业化写作造成的损害。属于灵魂里的东西怎么传授？怎么教导？怎么量化？所以文学命定了不是一种职业。

世界观

“世界观”的话题显得生僻、老旧。因为我们又想起了许多年前的“改造世界观”之类。所以后来都不再谈了。这就让人觉得它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现在对自己常有一种不满足，就是时常发现心灵上的轻飘、闪烁和恍惚——它带给我们的不安。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对这个世界还缺乏大的想法。

对生活意义不懈探究的决心，一般的人可以没有，一个作家或一个进入而立之年的人应该有。现在的写作聪明机巧，很流行也很时尚，但是从文字背后感觉不到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热情，感觉不到一种关怀力。人对生活的探究是相对持续的，人就不可能完全没有固定的看法。如果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人，那肯定是可怕的。

即便到了“后现代”也仍然需要认真生活，需要留意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接触的一些年纪在二三十岁的人，他们没有经历“文革”，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文革”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影响，具有多么大的决定力。还有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０年的事情，人民公社化，土地改革，国内战争，抗日，孙中山和鲁迅，这一系列的大人物大事件，样样亲历当然不可能。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否努力地去理解。令人痛惜，现在好多三十岁左右的人谈到“文革”苦难，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的情感疏离得很，连一点点了解的愿望都没有。这是多么可怕。

一个人的思想要参与历史和事件。像“９·１１”联带了多少大问题，它需要耗费我们的许多思想，它在等待我们的见解。如果自己没有见解，就要接受别人的见解，就要放弃思考的权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放弃思考的权利再窝囊的事情了。可是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一个人，认为自己与“９·１１”没有一点关系，与“文革”没有一点关系，那么他就是一个非人。

我们需要的只是人的思想与艺术。排除了历史感，也必定抽掉了现实感。对世界没有大的想法，小的想法也就可疑。他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小聪明可以风行一时，但是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作家认为自己可以游戏这个世界，那是可悲的。

人要尽可能拥有一种大关怀大视野，这显然是一个好作家必备的条件。在一个文学的小时代，肯定会以大关怀为耻辱的。从关心小世界到只关心我们自己，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不求甚解，最后对这个世界连一点把握的欲望和能力都没有了。当历史进入大时代的时候，其首要指标就是人民的思考力强大，关心问题，并相应地产生出一些思想者。

我们历史上有过非常有名的稷下学派——从暴秦、从各地汇到齐国的学士。齐国喜欢思想，它就在山东临淄。这是世界历史上了不起的一个事件。稷下学派每天都有各种思想的交锋。一个叫田巴的人，记载上说他“日服千人”——一天可以辩倒一千人，可见思想的力量。

商业时代用金钱把一切都销蚀掉。商业扩张主义盛行的时期往往有这样几个特征：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科学上的技术主义，文学上的武侠小说——它们三位一体，同时出现。

上山下乡

我们说的“上山下乡”当然不同于“文革”时期的内容。我们在说今天的智识人物，怎样经常走入底层。一个不做农村研究、不表达农村的人，也有上山下乡的必要。

中国知识界的问题在于，有写作能力的人，有话语权的人，大多都集中在城里。这恐怕是个弊端。他们的结论是以城市、甚至是以区区斗室为依据的。而且这种方式正进一步因袭，使人误解为城里产生思想，城里产生艺术。

果然也就谬种流传。城里产生了很多时尚，但真正的思想却不尽源于这里；而且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思想和生命的发源如出一辙，从根本上讲是来自山川大地。思想和艺术离开了更广大的参照就会苍白无力。中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农民和农村占绝对多数。中国的很多奥秘都潜在大山里，藏在贫穷的乡野沟壑里。你如果对农村的艰难曲折有了一点体验，对联合国、塔利班，对现代主义和印象派后期，理解起来都会容易得多。

所以必须上山下乡。现在有人对具体的底层资料不屑一顾，只做书斋游戏，从学者到学者、从书本到书本，人人都像吃了摇头丸。研究一棵树不能只观树梢，还应该研究树的根部和土壤。如果对广漠农村没有情感，只热衷城市的灯红酒绿，怎么会不浅薄？因为城市再大，也仅仅是大地上派生出来的一些小物件，是一些小摆设。

我们当然可以生活在城市，但生活的兴趣不可为它禁锢。生活的重点和思考的重点，思想的艰辛长征，人生的长征，起点和终点也不见得要在这里。有的知识分子见了大城市就慌，什么高楼大道，一看就慌了。其实我们这样的大国，把钱集中起来盖房子并不难。每个农民拿出一百块钱，集中起来是多少个亿，会改造和新建多少大楼。所以见了城市不必慌。见了什么要慌？见了一片片不毛之地、一座连一座的秃山；见了一群群的贫民、失去教育的儿童，我们要慌。不仅是慌，还有痛。

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人民的知书达理，在于人的文明素质。一个人在基层久了就会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人的教育、身体素质，还有农田整治、水土流失、沙漠治理、灌溉能力，是这一类东西。有真实的感性才能研究问题，才能对全局稍微有点把握。我们现在不关心这些，哪里会有生活的热情，哪里会有思想。一个艺术家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是衰败的开始。

环境污染到一定程度，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弥补。还有全社会的道德素质——过去自行车放在街上一个月都不会丢，现在防盗窗都安到了五楼。要改变这些需要多少时间！人变得没有义愤，没有正常判断，为数不少的人竟为滔天大恶欢呼。甚至连高等学府里也有人幸灾乐祸。这不能不让我们恐惧。有知识的聪明孩子从来不缺，有是非感责任感的孩子倒是非常珍贵。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怂恿了一批缺少同情心的孩子，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污点。

有一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他患了一种病，身上擦破一点皮就出血不止。可他多年来还是带上一点止血药到处走，三五年内走了大量的艰苦之地，连最偏僻的山区都留下了足迹。他记了大量笔记，跟他交谈，只觉得羞愧。农田建设情况，贫困人口，入学率，这些具体数字他能脱口而出。

还有一个学者眼睛都快失明了，还是常年坚持搞农村调查。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来自底层的判断——严谨的学术再加上悲悯之情，这是一切好学者的特征。

前些年我结识了一拨不平凡的青年。他们有的马上就大学毕业了，有的在做非常好的工作。但他们不能忍受眼下的境况，为自己痛惜。他们觉得简单的人生经历限制了理解，视野狭窄。他们要离开原来的生活轨道，来一个改变。他们在为一次迁居做准备。弄简易帐篷，自己做睡袋，因为这等于自我流放。他们认为人的出生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最后成行的只有六人。这些人失去了工作，丢了学籍，到最艰苦的地方打工多年，付出的艰辛不可言说。有人还落下了残疾。

他们说不亲临其境，就不知道什么叫贫穷。一个深山小村到了冬天没有柴禾，结果锅里煮的是地瓜干，灶膛里烧的也是地瓜干——老乡拉着风箱烧着珍贵的地瓜干，你想想泪水不是流在心里吗？很多农民就是这样生活的，有时一个村子二十多户，只有四五户有木头做的东西。一进门全是土坯家具，土坯床，土坯柜子，红薯和土豆就堆在屋里。小孩与羊和鸡都在屋里。

什么是知识人立论的基础，需要思考了。任何东西都要有个基础，不然就要倒塌。

自由地命名

三十年前有这样一个小村，它让人记忆深刻：小村里的很多孩子都有古怪有趣的名字。比如说有一家生了一个女孩，伸手揪一揪皮肤很紧，就取名为“紧皮儿”；还有一家生了个男孩，脸膛窄窄的，笑起来嘎嘎响，家里人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嘎嘎”；另有一家的孩子眼很大，而且眼角吊着，就被唤作“老虎眼”。小村西北角的一对夫妇比较矮，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高一些，就给他取名“爱长”。

三十年后的小村怎样了？不出所料，电视之类一应俱全，无一例外地热闹起来了。满街的孩子找不到一个古怪有趣的名字——所有名字都差不多。好像取名时相互都商量过了，本村和邻村都有重名的：如果一个名字好听，别人很快也会取一个类似的。不仅这样，当年的“紧皮”、“爱长”、“嘎嘎”、“老虎眼”们，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别人叫原来的名字。显然他们认为那是一种羞愧。

这就是网络时代。世界变小且空前拥挤——每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角落。原来属于个人的空间给填平了，大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被扼杀了，以至于失去了自由命名的能力——不仅是对自己的孩子，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也都一样：没有这个能力了。

他们过去有更多的想象自由，能够从爱好和心情出发，叫出一串“紧皮”、“嘎嘎”之类。这个能力既自然又强大，这种能力正是小村给他们的。当时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意去行动和思想。现在则不同，他们不得不与各种思想达成妥协。想想看，每天有多少信息、观念，伴着港台音乐和俗艳的形象往小村人的脑子里硬灌——他们有什么办法保护自己？小村人是这样，我们大家又比小村人高明到哪里？

于是最后只有极少数人留住了自己的一点能力——为这个世界命名的能力。其奥秘在哪？无非就是竭力为自己保留一个角落。过去讲一个人要拥有一片土地，现在不行了，现代人不可以有这么大的奢望——现代人能拥有一个角落就很不错了。

实际上我们在现代世界里的退避才刚刚开始。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且回到自己的角落罢，无论它多么窄小。这个角落既是实指又是虚指：人的精神要有一个角落，我们要在那里安息。的确，一个人要想稍稍像样地度过一生，就得这样。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空间来安静自己，结果失败了。

有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一个基督徒，说过的一句话真是好极了。这句话非常朴素，但是会让我们一生受用。他说：“我每一次到人多的地方去，回来以后，都觉得自己大不如从前了。”

人这一生除了迁就庸常，古往今来最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趋炎附势。作家也不例外。但对于作家而言，这就是致命伤了。所以作家一生都要像警惕肝炎一样，警惕自己趋炎附势的毛病。

我经常在海边走，那里最多的是海鸥，它们一群群喧闹鸣叫。海鸥千里跋涉、海阔天空，飞得很高，有时又能一个猛子扎到水里。海边林子里还有另一种动物，这就是刺猬。我经常看到刺猬，它们走得很慢，想躲都躲不掉。它一挪一挪地走，你走近一碰它就球了起来。我常常想：作家们大致也可以分成海鸥或刺猬这两种类型。我们会做哪一种？刺猬比较安静，活动半径小，而且始终有自己的一个角落，在那儿一挪一挪地走，只吃很少一点食物。它所需甚少。

有一类作家真的就像刺猬，一生都在安静的、偏僻的角落里，活动范围并不大。他们也是所需甚少。一般而言刺猬并没有什么侵犯性，有什么碰了它惹了它，也不过就是蜷成一个刺球而已。可刺猬惟独怕一种东西，那就是黄鼠狼。近来由于生态失衡，林子里的黄鼠狼多了一些。黄鼠狼常常释放一种恶臭的气体——这让刺猬最不能忍受，于是它就要厌恶地走开——它展开刺球时柔软的腹部就要露出，这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说，在一个角落里刺猬是自由的；它所要提防的只是黄鼠狼，黄鼠狼会释放恶臭的气体。

（本文为作者2002年3月8日在苏州大学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本刊有删节。）

张炜，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张炜文库》（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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