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终于把它写出来了，为了自己城市的记忆和尊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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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能呈现出真实的力量和生活本身， 但代替不了审美与想象 Q 傅小平：总体感觉，你的语言偏于白描，你对人物的塑造，包括写的对话，也很有特点。透过你的语言，也的确如吉狄马加所说，能看出你内在的修养。我能感觉到你继承了汉语言文学的传统。不过想进一步问问你，这样的传统包含了哪些内容，你又是从哪些方面习得了这些素养？在你看来，什么是好的语言？ 冯骥才：语言的问题很重要。有人说网络上有很多好的段子，能不能成为好小说？我说不能，因为它使用的不是文学语言。文学必须是审美语言，中国人是讲究文字语言的。你看看我们的文学史，由于诗歌成熟在前，散文成熟在后，我们的诗歌影响了我们的散文，看看我们唐宋八大家，看看《赤壁赋》，看看《醉翁亭记》，这些散文的意境是诗的意境，散文的语言有些是诗的语言。诗的语言最大的讲究，就是讲究方块字的应用，讲究文字的韵致与精当。就我自己的语言，我喜欢白描，有时也追求单个字的精致，这样形成的文本，就会精练。说到从哪里学习来的，是受阅读的影响吧。我们这代人，古典文学看得多。我比较喜欢古代散文。喜欢他们锤炼字句，讲究流畅，又有音韵。另外，我在从事文学之前，有十五年的绘画经历。这当中，仿古画比较多。古代绘画有一个特点是，文学性很强。无形中使我写散文、写小说也注重画面感。当我把小说的某一个情境融化为一个画面时，特别有写作快感。这也是当年留下的职业病吧。 Q 傅小平：要我说，这是一种艺术的融会贯通。其实，你一直没停下文学创作，只是小说写得少了一些。这样一来，你时隔二十多年，写了《单筒望远镜》，倒是真给人有一种重返文坛的感觉。 冯骥才：只能说是重返小说写作。至于给人重返文坛的感觉，也可能是我把太多的时间和力量用在文化保护上了。媒体对我这方面做的事太关注了，就把我的散文写作掩盖了，把我的绘画也掩盖了。我想起谢晋曾对我说，你的战场太多了，分散了别人对于你的关注力。没办法，我现在仍是“四驾马车”：文学、文化遗产保护、绘画和教育。 Q 傅小平：谢晋先生说得极是。人们习惯于给人一个相对确定的定位，当一个人有太多的身份时，就不知道怎么给他定位了。好在你依然把文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作了多方面的尝试与开掘。譬如你写小说的同时，很早就开始非虚构写作。这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你感觉有什么不同？现在读者似乎对虚构作品颇多不满，反倒是对非虚构作品抱有更大的信任感，你持何种判断？ 冯骥才：一方面似乎是现实把所有空间都塞满了，作家严重地缺乏想象力。“玩文本”和技术主义把文学引向歧途。一方面，生活有时真是比作家更要有创造力。生活创造出来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匪夷所思，远远超出作家的想象。 Q 傅小平：有同感。但即便如此，生活本身也并不天然等同于艺术。即使是非虚构，也涉及怎样选择素材、使用什么视角等技术性的命题。你说，生活的创造超出作家的想象，想必见识过或听说过不少这样的事例，不妨展开说说。 冯骥才：我在为写《一百个人的十年》做口述调查时，听人说过一个故事。他被关在一个地方，曾有七次想自杀，都自杀不成。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吃苍蝇把自己毒死。他就收集苍蝇，大把大把地吃苍蝇，结果呢，他反而吃胖了，因为苍蝇是饱含蛋白质的。还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弟弟被关在劳改营里死了，叫他去收尸，他看见弟弟躺在一块木板上，身体比木板仅仅高出五公分。中间肚子塌陷下去，是饿死的。他到了弟弟身前准备擦尸，解开衣服，发现肚子上贴了一张纸，反面写满了字，写的什么呢，是一个菜单。他弟弟临死之前把喜欢吃的菜的菜名全都密密麻麻写在了那张纸上。饥饿时的渴望！这样伟大的细节恐怕托尔斯泰也虚构不出来吧？非虚构靠什么，靠的就是真实的力量。非虚构能把这种力量，把生活本身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但非虚构代替不了想象，代替不了审美创造。虚构是从生活里升华出来的，艺术是表现生活中没有的东西。贝多芬的音乐不是大自然的声音。现实世界也没有八大山人的墨荷。要是只有非虚构，也就没有了唐诗宋词，它们不都是用想象、用虚构、用非凡的美创造出来的吗？ 站在时代文化的漩涡里，陷得愈深， 愈感到矛盾、孤立、无援、无奈 Q 傅小平：我想，多半会有人说，要是冯骥才不把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化遗产保护上，他应该会写出更多有分量的小说。但反过来，这段经历对你写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吉狄马加说的，你对天津的书写，是一种带有风俗性的、人类学式的书写，或许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你认为呢？在你看来，写文化、写风俗等，以及有人类学的观照，对于小说写作有何重要性？ 冯骥才：马加的这个说法，叫我心里一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看法。他的话碰到了我心里的一些东西，叫我事后认真去琢磨。我在那次发布会上也说，这小说在我心里放了很久。我就觉得吧，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太长，但放的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好像你生活中认识的人，就可以下笔了。我说的要放很久，当然包括文化、风俗、社会这些东西的相互浸润。所以那天我说二十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但对于我也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段风风火火文化遗产抢救的经历，让我对文化的丰富无比的感受与种种认知融为了一体。特别是这种行为是不带任何功利性的。想一想，这些年跑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少整理好的民间文化通过国家非遗评审，进入了国家名录。我提出的“传统村落保护”的概念，也得到了国家认可。现在已经有四千多个村落进入国家的保护范畴，国家都拨了经费。去年，我做了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对传承人定义进行了学术研讨。我们还将举行古村落空心化问题的研讨，还要对年画艺术的“世界”进行学术构建。 Q 傅小平：这些具体性的事务，自然是涵盖了文化学、人类学的方方面面，但这更像是一个专家、学者做的工作，这些东西对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当这些东西进入文学，重要的是转化为一种感情。我与单纯的学者是不一样的，我在对这些大地上的田野文化进行调查时，会情不自禁地用文学情感去感受它。所以这二十年来，我写了很多田野散文、乡土随笔和一些抢救事件的全记录。生活中最深层次的是文化。可以说，二十多年的文化调查使我的写作更有底气。 Q 傅小平：我们会发现，意大利人专注于美的发现与创造。由此联想到你在《漩涡里》一书中批评西方读者“只关心中国人的病，不关心中国人的美德与美”。不过你早年的创作其实挺关心“中国人的病”的。同时，在《激流中》一书里，你又写到中国人对传统的矛盾心态，我们反对一些传统，但真正走近了，却有可能不自觉地为传统着迷。在你看来，对传统以及风俗应该持怎样一种理性的态度？ 冯骥才：这里面有复杂的东西需要思辨。比如说，1980年代我们反传统，因为那时我们被传统锁链锁得太紧，就想着怎么挣脱。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之后，消费主义起来了。社会要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就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物欲被扩大了，势必会轻视了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这又丢掉了传统中一些好的东西，文化的根脉随之中断，于是我们又掉过身来抢救我们的文化遗产了。当然了，我们要保护的东西，实际上也混杂着文化的负面。比如拿我们这些年致力于抢救的木版年画来说吧，其实就有大量的金钱至上和拜金主义。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重现实功利的民族，追求现世报。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后，逐渐被我们功利化了。太多问题搅在一起，需要加以甄别和思辨，但这些我们还来不及去做。我们只有先抢救下来再说。即使这样，当初我想保护的东西，一多半没能保护下来，我都是眼睁睁看着它们在我手里消失的。所以，我说了一句老实话——我是失败者。这些我不多说了，我全写在《漩涡里》了。 你要把一座城市当成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来对待， 你就有了责任感 Q 傅小平：你在《意大利断想》一文中说：“城市，不仅供人使用，它自身还有一种精神价值。”“你若把它视为一种精神，就会尊敬它、珍惜它、保卫它。”读后有颇多感慨。从这个意义上，评论家何向阳吁请作家“写出城市的魂灵和血脉”，有其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在这一点上，你应该说做到了。所以，想请教一下你在城市写作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 冯骥才：我赞成向阳的呼吁。尤其现在我们城市的文化正在瓦解。二十多年前我在央视呼吁警惕“千城一面”，现在不幸已经成为现实。后来从事写作，我就觉得你深爱这个地方，才能当作家。你看法国巴黎，能保护得这么好，就得益于三个作家，雨果、梅里美，还有马尔罗。因为他们爱巴黎，这个爱，当然不是抽象的爱。我觉得，作家一方面要对一个城市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去看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书、文化书，就能获得的。这需要写作者在城市的烟火里、生活的皱褶里，生发出对它深切的感知。感知它真正的苦与乐以及痛点。这些东西都在这城市普通人的身上。如果没有这些苦乐悲欢的感知，你就进入不了城市的灵魂。 还有一方面，你要爱一座城市，就要对城市有一种深刻的、可以为之付出的爱。这得是一种作家式的爱，作家的爱是一种深挚的情怀。当然还要有你独立的思考。这个积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活素材的积累，其中还有对它历史的反思、对文化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不经意之中重重叠叠的积累。这种积累，放在小说里，最终还是要通过人物的个性和命运体现出来的。我的体会是作家对自己城市的感情既是一种赤子的感情，也是一种神圣的敬畏的感情。我写到《单筒望远镜》结尾八国联军对我的城市那次极其惨烈的屠城的时候，我流泪了。我为我的城市流泪。我写作很少流泪。还有一次是写《一百个人的十年》那篇《拾纸救夫》的时候。 Q 傅小平：你不只在写作上，还在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等公共领域投入了感情。你似乎主要是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驱使。你认为，作家担当社会责任重要吗？要因为这样的担当影响了自己的创作，岂不也是一种遗憾？ 冯骥才：遗憾当然有。但在责任面前就微不足道了。实际上，责任也是一种爱的体现。对一个事物，就像对你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要是不爱他，你就不会把他的事当成你自己的事。爱不仅仅是喜欢。喜欢不一定与你有关系，爱会融为一体。你要把一座城市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来对待，你就有了责任感。那么，我写《单筒望远镜》，实际上也有一点使命感的。我想把1900年7月八国联军对天津屠城的历史留在小说里，我想记下自己的城市和曾经那一代经历的苦难。这座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城市，在那次空前惨烈的屠城中几近灭亡。2000年7月，天津屠城一百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给了媒体后，他们觉得这里面有点排外的意思，就给否了。但我想，南京大屠杀我们要纪念，天津屠城这么一个由八国联军联合对一个城市进行的旷古未闻的事件，为什么就不能纪念？这样一个事件，如果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肯定是要庄重纪念的。所以，这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事情。当你把这么一个事搁在心里，它是很有分量的。现在我终于把它写出来了，为了自己城市的记忆，也为了城市的一种尊严。在当年做城市保护时，我说过一句话，城市的尊严也在它的历史和文化里，它神圣不可侵犯，谁也无权破坏它。 （本次访谈内容第一部分发表于2019年3月7日《文学报》，原题《冯骥才：我想像完成艺术品那样完成这部小说》；第二部分发表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原题《时代转型期，让文脉不被中断才是最重要的》。现根据采访记录重新编排，有删节）
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于天津。代表作有《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神鞭》 《三寸金莲》 《珍珠鸟》 《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近年出版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及“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等十余种文字。
祖籍浙江磐安，1978年生。著有对话集《四分之三的沉默》《时代的低语》，随笔集《普鲁斯特的凝视》。曾获多种新闻类、文学类奖项。现供职于上海报业集团文学报社。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3期“聚焦”栏目 选自2019年3月7日《文学报》、《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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