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言丨性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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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言的诗
云和雨这两个名词
想起古人，内心羞愧
写于2015-11-9
如果说人生犹如一场戏 2016-5-25
在非洲有一个部落 2016-11-21
人间的烟火
她一生中检阅过的武器
她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 2016-8-19
安格尔《洛哲营救安吉莉卡》
何光顺 自从进入人类文明社会以后，性不再仅是自然性或动物性的，而更成为一种政治话术，它渗透于经济、伦理、宗教和习俗的方方面面。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说：“性是人类政治话术的最基础性语言。”几千年来的人类政治的核心要义，都是围绕着性来展开，男人成功地控制了女人，并将女人变成其私有物，婚姻、家族、私有制就出现了。在男性的控制中，又有女性的反控制。当然，这是一种二元化的性权力思想，两性的互助、妥协与合作，并生成不同的政治文明的形态，却推动着文明的演进。文明的主轴，就是围绕着两性的联姻及其展开的经济、伦理、宗教、习俗、政权等多个层面展开的复杂政治斗争、合作及其关系演化史。理解了性的历史，也就理解了人类文明史。 世界几大本原性民族，都有着影响人类性政治数千年的奠基性言说。华夏文化的本原经典《周易》开篇就说乾坤、阴阳、男女，《诗经》开篇就说君子与淑女的匹配，是性政治性伦理的正向建构，它显现出一种阴阳男女结合的平衡与和谐，强调依从于礼乐的政治和伦理性；从犹太文化肇端的《旧约·创世记》也是从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开始，是性政治性伦理的逆向反思，它显现出文明是从对于男女之事的罪感和羞耻感开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涉及女性的性展露和男性的性追求，在《关雎》中，淑女展示她窈窕的身姿，便成为君子日思夜想的对象，在《创世记》中，夏娃摘取的成熟的苹果，象征女性的色香诱人的身体，她拿给亚当吃，显示了女性的一种性主动，而亚当吃这个红苹果，意味着男性占有了女性的身体，这个红苹果直接就与性的媾合与爱的觉醒有关，象征着生命的破禁。这种破禁需要一种源于宗教和伦理的约束，也就是性抑制。《关雎》的钟鼓乐之、琴瑟友之，都是采取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方式来抑制性。《创世记》的上帝的惩罚和驱逐，意味着对于性的宗教化伦理的约束，它成为后世基督教政治进行性抑制的思想基础。 在古典时代，性抑制虽无处不在，但女性的性展露和男性的性追求，却是与阴阳自然相合，而时常被赞美。如《易·系辞》有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孟子·万章上》有孟子言：“好色，人之所欲。”《孟子·告子上》又言：“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也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荀子·礼论》也有：“人生而有欲……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诗经》的郑卫之篇多后世所言淫奔之辞。《玉台新咏》也多吟咏女色、女性生活、闺房世界的诗歌。张衡《同声歌》叙述一个女子初婚夜的性体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唐代白行简著《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写新婚夜的性爱让人惊艳： 于是青春之夜，红炜之下，冠缨且除，花鬓将卸。思心静默，有殊鹦鹉之言；柔情暗通，是念凤凰之卦。而乃出朱雀，揽红裈。抬素足，抚玉臀。女握男茎而女心，男含女舌而男意昏昏。方以津液涂抹，上下揩擦。含情仰受，缝微绽而不知；用力前冲，茎突入而如割。观其童开点点，精漏汪汪。六带用拭，承筐是将。然乃成于夫妇，所谓合乎阴阳。 在白行简笔下，男女性爱之事，始终是与阴阳自然相合，而显出其大美柔情。几千年来，性爱始终被人欢喜，又令人恐惧，“它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根基，是本性的自然欢喜，但它又充斥着人类自身欲望的丑或恶”（孙守红《中国性爱诗歌的前世今生》）。中国诗人就在直接或间接描写性爱中，呈现出自然、伦理的多重交织，绽露出性爱的无限意趣。 但在近代以来，从西方到中国，更多地呈现出现代技术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性的全面控制，特别是出于生产和人口的调节，达到了对于性的更大规模的肯定和抑制技术的双重结合。福柯指出，“性欲”（sexualité）是19世纪的重要领域，它是身体的行为，但在具有监视形式的个体化惩戒控制中，性欲又得以进入宽广的生物学过程，摆脱了个体身体，而直接进入了人口。在福柯看来，西方的一切生命政治技术学都在身体惩戒与人口调节点上得到发展，“生命”与“人”这二者是各种力量的依靠，性（sexe）则是一种政治目标。可以说，性欲（或者性）综合了个人身体与人口生命这两个维度，性欲惩戒与性欲调节生成叠合状态，惩戒性与调节性构成“性-性欲”的二重性。（于奇智《福柯的生命权力》，《浙江学刊》2021年第4期） 当代性文学或性爱诗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是性政治空前自觉的结果。如果说，性政治更加普遍地关注对于身体的肯定和抑制的双重性，而文学则常常是对这种性政治的二重性的再诠释和言说。西方的性政治和性诗学趋向于性肯定，也即性解放，但其个体化或享乐化的向度，导致了一种止于自身而非繁殖的可持续的性；中国的性政治和性诗学趋向于性抑制，也即性压制，其集体化和道德化的向度，导致了一种将身体和性看作是需要组织或社会认可与同意的非个人化污名化的性，也具有着不可持续性。 在为《中国性爱诗选》所作的评论《欲望内卷的时代，每个人都在痛苦挣扎》中，我指出了性解放和性压抑都是与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共生的，在充满诱惑而诱惑难以实现的危险陌生者和大众中，更多的人选择了从现实的对象退却，将性爱投射于自身。性政治诗学，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世界的最大政治，各种主义都争相在这个领域显示其存在和力量，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以控制人的身体和性作为其政治的起点。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以解放人的身体和性作为其政治合法性的起点。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以主张女性的身体或性主权为起点，其中也隐含着对于男性身体或性控制的反抗，而其危险趋向，则可能走向一种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从而生成一种性对抗政治或性对抗诗学。 在当代世界最有影响的性政治话语，实际是伴随女性解放或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生成的，除了极个别的极权或教权国家之外，以女性主义为导向的性政治成为当代最大的政治正确。当前中国的性政治诗学，既受自由主义的性政治诗学影响，也受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性对抗政治影响，但同时还受着一种无处不在的家长威权型政治的压制和约束，所有人的身体和性，都是被一个道德型家长管控，身体和性的禁忌、压制或计划分配，成为最大的政治。如在1949-1978年，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身体和性被严控于体制和组织内。1970年代末期以后，计划生育又是对于身体和人口的双重控制，是完全压制性的，近年来，看似鼓励生育，让人口可以更自由地繁育，但身体和性的控制却并未改变，性政治和性道德的压制性仍旧严厉。 喻言的几首性爱诗，就可以从人类的性肯定和性抑制的发展史来观照，可以从当代中国的性政治语境来切入，他希望借助个体的性经验中所敏感到的身体与性爱在整个性抑制的氛围中的现实处境，来实现一种介入性和探索性写作。介入性，是一种在场性，就是自己的身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同时在场，它也是佛教所说的人在欲界和色界中的因缘，是不脱离地、火、水、风的四大和眼、耳、鼻、舌、声、意的六根及其所衍生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是时间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与空间的上下四方的聚集。探索性，是人置身于切身处境的在场中，寻求身体和精神在欲界、色界挣扎中的无限可能的重生，它或者在其中得到安顿，如声闻乘之罗汉、缘觉乘之辟支佛，但也有从这两乘跳入菩萨乘而成佛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斩断因缘的超越，这是超绝名相的大觉。探索性写作，总是觉悟性的写作，是安顿于现世的小觉与完全摆脱现世的大觉的写作。而这种介入性和探索性写作，又常常伴随着语言形式的自觉，如佛教的讲经就带来了日常口语化的形式，基督教传入中国，也是采用了日常口语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从文言到口语的变化过程。 喻言的性爱诗歌写作，是介入性和探索性写作的典型体现，它令我们置身于这个欲界和色界之中，在其中安顿，也尝试从其中跳脱与超越，为适应这种随缘说法式写作，在诗体形式和语言形式上，喻言的诗也自觉追求日常口语表达和日常生活体验的合一，注重以身体、性爱、生殖的另类写作去冲击意识形态和清规戒律所包裹的不真实的生活，以从而达到解构权威和重建现实的效果。具体到性爱问题，也即消解性抑制，以抵达性肯定的健康生命。这种喻言诗歌的解构和重建，既把自己的身体和性的经验置入一种在场性和探索性语境中，它就始终隐含着很多潜文本或超链接，它就是很多因缘的聚集，如或者借古讽今和借外讽中，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因缘的变化，或者借语言拆解以回到语言的意义发生地，借事物与人文的遭遇以发现事物的脆弱，这又是另一种因缘之域的生成。 我们这里要谈的喻言的《云雨》《做爱时严禁说普通话》《云雨》《巨卵族》《老妓》等，都有这样的特点。如《云雨》就是借性以实现对语言的拆解，以借古讽今，在诗人看来，“云”和“雨”是既自然又很美的两个字，古人以这两个字来把“性”说得如此风雅，关系血缘人伦，关系文学文化，而今就连这样风雅的词都在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一种清规戒律的意识形态禁止有了有关于“云雨”的言说，它只能出现在天气预报，而不再与两性和身体有关，一种当前家长型的性威权政治就成为诗人未曾明言的潜文本和超链接。这首诗也就在语言的拆解中让不便明言的潜文本和超链接出场，这个潜文本既是古典的，也是当下的，古典的潜文本是儒家的自然人伦、柳永的青楼雅事……当下的潜文本则是伪崇高化的道德法律、各种控制人的身体和语言的禁忌……一个关于“云雨”的写作透露出诗人的无奈，当篇末诗人写道：“想起古人，内心羞愧/就想对心爱的古人说：/我们云雨吧！”便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是诗人表达的一种性政治和性诗学，性往往在性之外，指向性本身就是回归人本身。 《做爱时严禁说普通话》也是潜文本和显文本的碰撞，是在欲界和色界的最大限度冲击中，以消解欲和色，消解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性政治，以让个体化的性政治诗学出场。这首诗的显文本是普通话、书面语言，或做爱时禁止说普通，潜文本是方言或日常口语，或做爱时应当说方言或口语，诗人通过细腻的细节描写，如“平板撑练习括约肌”“精心准备的晚餐”“带血丝的牛排、红酒、巧克力““浪漫的小提琴”“暗藏隐喻的玫瑰”“缥缈的香熏”等，来指向生命最本能最自然的性爱，这就如上一首诗谈“云雨”一样，都是自然的和生活的，在这时“喉咙里发出的音调与音节/必须使用最日常最原始的口语/最粗狂最本能的词句”，“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入戏/才能真正使用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人生”，在这时，方言或口语就是个体的性经验或日常经验的最恰切表达，“千万不要说普通话/尤其不要模仿新闻联播的语气/不仅会导致早泄/你的爱人也将在被强奸的节奏中/晕厥”，诗人并非真正反对普通话，而是要揭示一种语言形式与一种意识形态的关联与同谋，当你选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性政治和道德语言，自然和本能就必然被排斥和否定，一个人就会被政治或意识形态所强奸，而成为性无能者或精神的太监。进入欲望声色，实际也是消解欲望声色。那种阻止人对欲望声色的写作者，最终最固化了欲望声色。 《巨卵族》实际是借异域以讽刺或反思我们自身文化的虚伪，它同样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性政治的消解。诗人写世人对于非洲一个有巨大睾丸部落的关注，在这个部落里，“这些无所事事的男人/整天捧着庞大的器官/晒着太阳/讨论其他部落的鸟事”，巨卵或下半身或生殖器，成了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显文本，一个焦点，那么另外一个潜文本指向的个体生命或整体生命就必然被忽略，如果说《云雨》《做爱时禁止说普通话》是把性或与方言联系的性作为被压制的潜文本以彰显整体生命的缺失，那么，《巨卵族》则是性或生殖器作为显文本以彰显整体生命的缺失。“当全世界都盯着他们下半身的时候/只有我留意他们的上半身/正像水仙花一样枯萎/我实在忍不住想大声告诉/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下半身写作”，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文化的讽刺，看看我们多少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我们借他们的苦难或悲剧，言说苦难美学，把这些底层的困境当作一种消费品和显示某种资本和权力的伪善时，那种底层的话语模式和生存方式却进一步被固化。 《老妓》实际写的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妓女，诗人写的“老”，主要在于表明这位实际二十岁的年轻妓女所经历的沧桑和痛苦，做爱成为这个年轻妓女的全部，“人间的烟火/已不能让内心荡起一层涟漪”，她对与人的做爱已经厌倦，“她只想与一头大象做爱/一头雄壮的成年公象/两吨以上的肉体/城墙一样坚实的皮肤/想起那壮烈的场景/滔天的洪水撞击她角质化的血管壁”，这种极具冲击力的性爱场景，也是一个二十岁妓女厌倦了被男性控制和消费后，所渴望的本能的生命之爱。诗人写这个妓女在性爱方面的专业，胜过某些在一些堂皇的讲台上的道貌岸然的演讲者，这个所谓的老妓渴望“叶落归根”，“但她已想不起家乡／想不起那个把她从小山村带出来的男人／只记得一个叫东莞的小镇／眼神透出的沧桑比唐朝还要久远／今年，她刚满二十岁”，急剧的转折带来时空和心理的极大跨度，就是喻言性政治诗学的一种策略性表达。 喻言的性写作，作为一种性政治诗学的表达，就指向着一种自然与人文的纠缠，一种感性与理性的博弈，一种原欲与解欲的争执。性是最敏感的生命触觉，它永远释放出暧昧的语言，它让文明永远无法被理性和机器所控制，它让生存充满了变数和偶然，充满了迷宫和陷阱，它引诱人们去追逐，去创造，去开辟，一个最压制性的社会，就是最缺乏活力与创造力的社会。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性的肯定与性的抑制中获得平衡，完全放纵，人就进入动物界，完全抑制，文明必失去其原力而走向衰落。喻言的诗，是渴望在性抑制和性解放中实现平衡的写作，是一种性政治自觉的写作，它带来中国现代诗学的新向度。 蜀山牧人 2021.8.12 于广州
安格尔《保罗与弗兰西斯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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