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宾长诗《词》 | 词模创生与天使歌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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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一个保守主义者关于语言和世界的想象） 世宾
世宾，诗人、评论家，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会长。著有《批评的尺度》《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大海的沉默》《迟疑》《伐木者》等多部文论集、诗集。主编《完整性写作》，“完整性写作”主要倡导者和理论阐述人。
草、星星、闪电
你们肯定也见过
万物虚无，万物中必有我
如若我聚集成型——确切地说出
也许我曾经出现
作为失踪者，我目睹
是我，只要我存在
如若我熄灭
你借助光，看见了
在我隐匿时
只有轰然相遇的闪电
此时我歌唱，世界也歌唱
是我创造了世界
我们把光和阴影，互相
众词的繁殖，使卑劣
众词解决了问题，也生产
世界未显之时，我消弭
在那遗忘的深渊里
笔在纸上落下之前
笔落下的那一刻
它可以盛放你们或者我们
是书写，从空无取出形象 2021年4月15日
陈培浩 世宾将长诗《词》发给我时，我正在高铁上。高铁是一个隐喻，当代人的生命将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不断加速的交通工具上。世宾是一个思想型诗人，或者说，写诗内在于他作为诗歌理论家的思考。读完这首诗，我给他回了一条短信：“这是一首大诗，思想之诗。它关切的是人在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摩擦、冲突、对抗导向的重建。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是无解的，但诗人具有伟大的幻觉能力，他相信有从未到来的词必将置于世界的中心，这可能也是诗人思想者必须承担的重要使命之一。你在混沌喧闹的时代，仍相信词的使命，也让那绝对之词发出其金玉之声。”现在，我想进一步阐述我的理解。 世宾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不是一般修辞或鉴赏意义上的诗歌观，而是在当代世界变迁和文化命运的饥渴和焦虑背景下关于主体精神何为何往的诗歌观。概括说来，世宾的诗歌观有这么几条：1、诗关乎个体的生命觉悟；2、诗必须是文化的最高可能；3、诗人必须怀有伟大的幻觉，想象一种更高的文化可能；4、诗的枝叶必须有相应的文化根系，植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5、诗祛除生命的黑暗，并达致生命的完整性。这些观念构成了世宾写作、批评和诗学建构的四梁八柱。这些年来，世宾四处疾呼、反复阐释，始终不离以上几条。世宾是一以贯之中而不是随物赋形的诗人，一以贯之者立一定点，抵抗拒绝不妥协，咬定青山不放松；随物赋形者则随遇而安，随生随灭随处欢喜。前者坚定而痛苦，后者从容而豁达。就为人处世而言，一以贯之者未必令人喜欢，但就观念建构而言，随物赋形者于观念过于云聚云散，并无执着而难有所成。时间的流沙从未将世宾冲向未知的角落；相反，时代的冲刷反而一次次扩大和加固了他的诗学观念体系。这些年，他倡导“完整性写作”，办“东荡子诗歌奖”，办民刊《完整性写作》，发起对“第三代诗歌”的反思······这些诗歌行动始终与他的诗学观念互为表里。 世宾的完整性诗学观念，会被人讥为高蹈，我就亲见坚持日常性的诗人毫不掩饰的不屑，但我支持世宾站在精神立场上对过度日常化写作的反思。八十年代以降的日常性写作、市民写作、口语写作并非没有其意义，但这些写作在今天不是革命的、先锋的、启示性的，而是消极的、惰性的、亟需反思的。进入90年代，中国诗歌的语言转向表现得更加清晰。且回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当代诗学焦虑的漩涡。关于时代转折带来的诗学震荡，欧阳江河这段话被引述甚多：“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很多作品失效了。”这种断裂性体验为很多诗人所共享，西川谓“青年们的自恋心态和幼稚的个人英雄主义被打碎了”；“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王家新说“一个实验主义时代的结束，诗歌进入沉默或是试图对其自身的生存与死亡有所承担”。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一定曾予诗家们以满脑空白的眩晕，此间仍有秉持着痛苦的崇高姿态从八十年代的精神高空继续俯冲进90年代的，如陈超，其完成于90年代的《生命诗学论稿》透露的已不再是80年代诗学顺流而下的神圣感，而是在荒凉戈壁继续神圣事业的悲壮感： 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 陈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他在90年代初所感受到“倾斜”与摇晃，以及语言和生命诗学对时代地质板块碰撞的化解。生命诗学“所要涉入的精神领域，是现代诗歌与现代人生存的致命关系”。存在主义与现代诗学的相遇并不始自陈超，80年代王家新便阐释了诗与生命之思的关系，对诗人而言，只有“与世界相遇的时刻，他才成为‘诗人’”。但是，与正在行进时代的文化交感赋予陈超的生命诗学前所未有的悲壮感。 置身90年代的入口，诗人与学人们深刻感到昔日的价值和话语在新现实面前苍白乏力，再继续挥舞着“主体性”和“启蒙论”的长矛与90年代商业社会的风车鏖战，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不合时宜。因此，重探新诗学，重建诗的价值论和方法论，已势在必行。此间，王光明的个案颇堪回味。王光明曾通过散文讲述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一书对于他90年代学术认同重建的意义：“我多么庆幸自己读到了这本书。《符号学原理》在当时对我是一种拯救，让我明白了孤独的知识个体存在的意义。”当80年代的文学话语及其建构的文学价值观终结之后，存在于90年代的80年代人就成了话语的亡灵，需要接受新的文学方法论的调度。“与法兰克福‘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并不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用语言来改变世界的人，而是看做在语言领域中工作的人。”对于典型的“80年代人”而言，用语言工作是为了批判并改变社会；当介入论被历史宣告失效之际，八十年代人的悲剧感是可想而知的。此时，从结构主义者那里传来福音：“在语言中工作”才是知识分子更恰当的岗位。显然，正是罗兰·巴特那种“文本的快乐”的语言本体论重建了王光明的知识认同。90年代以后王光明从批评转向研究并在现代汉诗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包含的从批评到研究的转型以及知识方法的转型显然是具有典型性的。 之所以花大段回顾90年代诗学转型中语言本体论的转向，乃是因为世宾的这首长诗《词》也跟语言大有关系存焉。此前世宾一直强调诗歌祛除人类精神黑暗、抵达精神完整性的功能，但对于诗中语言的功能并未特别强调。事实上，这种存在主义语言学的立场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处就已经十分显豁。海德格尔经常被引用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是世界的边界”，说的都是语言塑造存在世界的功能。不妨说，90年代的中国诗人们，在启蒙的精英救世论被否定之后，正是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递过来的存在语言论的火把中得以照亮前路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理解得过于容易和自明了。语言固然是存在的家园，但我们将拥有怎样的语言和精神家园，却端赖于我们艰难的精神坚守和创造。语言存在论在90年代的诗歌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能指嬉戏的封闭性语言本体论，这在今天同样是值得反思的。 我不准备对世宾这首长诗进行细读，只想指出，在我看来，这首诗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于，他接续存在论语言学的精神资源来推进其完整性诗学，同时他对存在语言学的点击，无疑对已然陷于自娱自乐、自我抚慰的当代诗歌语言提出对话和反思的吁请。 因此，《词》并不是重复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哲言，从语言去创生我们的存在世界，而是在这个科技正将我们带往不知所终的未来宇宙的严重时刻发出疾呼：请依然对我们的精神问题，我们的语言问题郑重以待！生为诗人，并不能满足于被公共词模所塑形，而应创生自性的词模。自性之词，将引领主体聆听见更高世界的洞开和天使歌唱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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